河南
一九八七年，深圳的一場畫展上，著名畫家王子武提起一個名字時，喉頭哽咽，半天憋不出一句整話，最后只擠出幾個字：“他走得太早了……”
能讓王子武這種硬漢當眾失態的，叫方濟眾。
如果不混書畫圈，這名字聽著是挺生分。
但你要是倒退回幾年前的西安街頭，看到一個背著破畫夾、衣服領口磨得發白，長得比生產隊老會計還磕磣的老頭，那多半就是他。
誰能想到，就是這么個連牙齒都掉得參差不齊、陰雨天腰疼得直不起身的“老農”，硬是憑一己之力，把已經在ICU里待著的“長安畫派”給救活了。
說起七十年代末的陜西畫壇，那真叫一個“慘淡”。
曾經轟動全國的“長安畫派”三杰，這會兒早就散了攤子：旗手趙望云含冤離世，連個像樣的告別儀式都沒有；鬼才石魯瘋瘋癲癲，醫院成了他的常駐地；何海霞眼見大勢已去，收拾行囊北上京城。
外界都在傳，長安畫派這塊招牌算是徹底砸了，以后也就是個印在書里的歷史名詞。
這時候，一紙調令把正在陜南下放的方濟眾召回了西安。
當時身邊人都勸他：老方啊，這攤子爛泥你就別蹚了，沒人沒錢沒資源，這就是個無底洞。
可方濟眾偏不信邪。
他不僅要干，還要干一票大的。
他要建陜西國畫院，要辦進修班，非要把這潭死水給攪活不可。
你以為他是為了當官？
為了出名？
大錯特錯。
方濟眾這人，骨子里就沒有“功利”這兩個字。
他這么拼命，純粹是因為他覺得欠了“長安畫派”一條命，欠了恩師趙望云一輩子的情。
這世道，活著比臉重要，但在他這兒，良心比命硬。
把時鐘撥回到一九四六年，那時候的方濟眾是個標準的“落魄青年”。
一邊是被貧窮死死拖住的后腿，一邊是考學無門的絕望。
那天他在西安街頭游蕩，跟丟了魂似的，無意間撞進了一個畫展。
那是趙望云的展。
就這一眼，方濟眾像被施了定身法，腳底生根，一直看到人家閉館趕人。
回到家，這窮小子跟瘋了一樣，把自己關在屋里三天三夜，臨摹了一百多張畫，然后不知天高地厚地敲開了趙望云的家門。
巧的是，那天趙家高朋滿座，全是名流。
一群老先生圍著方濟眾那幾張稚嫩的畫指指點點。
方濟眾當時想得挺簡單：我就想讓大師指點兩句，明年好再考美院。
結果趙望云只說了一句：“真正的藝術在美院之外。”
接著看著眼前這個眼神清澈卻衣衫襤褸的年輕人，直接讓他住到了家里。
這就有了后來著名的“趙氏收容所”。
趙望云家里除了自家五口人，還養著黃胄，后來又來了徐庶之，再加個方濟眾。
方濟眾在趙家待了一年多，除了畫畫就是吃飯，沒交過一分錢伙食費。
他親眼看著老師趙望云是如何對待藝術的——哪怕家里揭不開鍋，手中的畫筆也從沒停過。
這種恩情，刻進了方濟眾的骨頭里。
所以當大廈將傾，別人都忙著避禍，只有他方濟眾，把自己這條殘軀填了進去。
但他這副身子骨，其實早在動蕩歲月里就被熬干了。
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方濟眾被下放到陜南山區。
住的是陰冷潮濕的庫房，床是用破木板拼的，盤子是廢鐵皮敲的。
最離譜的是老鼠，那里的老鼠兇到什么程度？
方濟眾借了姐姐家的老貓來抓老鼠，結果第二天一看，貓被老鼠咬得鮮血淋漓。
連貓都斗不過的世道，人得活得多難？
在那樣的環境下，方濟眾的牙齒崩壞了，腰也在上山撿柴時落下永久病根。
也就是在那時，他去劇團找學生，被人指著鼻子問：“這誰啊？
這模樣還是畫家？
說是逃荒的我都信。”
可就是這么個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人，心里卻干凈得像塊玉。
在美影廠工作期間，他為了給《牧笛》畫背景，不要高級酒店，非要去住職工宿舍。
結果救了作曲家吳應炬溺水的兒子，差點把自己搭進去。
在農村修水渠時，知青和農民打架，把農民的腳鏟流血了。
雙方劍拔弩張，只要一上報，那知青這輩子的檔案就毀了。
方濟眾硬是把事壓了下來，自己掏腰包買點心、賠醫藥費，好說歹說平息了事態。
多年后那個知青才知道，是方老師用自己的面子和錢，保住了他的前途。
即使是對自己的女兒，他也是如此。
女兒插隊時想不開，精神幾乎崩潰。
方濟眾沒有講那些虛頭巴腦的大道理，只是背著畫夾走了幾十里山路去看她，從包里掏出一幅剛畫的《野百合》。
父女倆一句話沒說，女兒抱著畫哭了一夜。
那是父親無聲的吶喊：你看這野百合，長在懸崖上也能開花，咱們也能。
他就像個在暴風雨夜里，用身體護住火苗的守夜人，自己淋了個透濕，卻把光留給了別人。
帶著這種從苦難中熬出來的慈悲與堅韌，一九八一年，方濟眾正式接手陜西畫界。
他一上任就開了個“神仙局”。
他利用自己的人脈，把吳冠中、陸儼少、華君武、葉淺予這些大神全請到了西安。
你敢信？
那個年代，在這個西北內陸城市，竟然辦起了一個堪稱“黃埔軍校”級別的中國畫研究進修班。
雖然這個班只辦了三個月，但它直接催生了“后長安畫派”。
崔振寬、王西京、趙振川…
這些后來響當當的名字，都是在這股春風里成長起來的。
方濟眾就像一根燃燒的引信，引爆了陜西畫壇的第二次生命。
甚至在1986年，當黃秋園和谷文達這種前衛畫家的展覽面臨被砍的風險時，也是方濟眾連夜寫信給北京的老關系，硬是把展覽給保了下來。
他告訴年輕人：別搞人脈那一套，把畫畫好才是正道。
只可惜，天不假年。
過度的勞累像白蟻一樣蛀空了他的身體。
那時候去拜訪他的人都說，方老太累了，六十歲的人看著像八十歲。
他把每一分精力都榨干了給別人，唯獨忘了給自己留一點。
在藝術上，他剛剛進入成熟期；在事業上，陜西國畫院剛剛步入正軌。
他就像個老農，把荒地開墾成熟田，把種子撒下去，剛看到嫩芽冒頭，自己卻累倒在了田埂上。
很多人說，長安畫派是趙望云、石魯打下的江山。
這話沒錯。
但如果沒有方濟眾在這個青黃不接的節骨眼上，用命去承上啟下，今天的陜西畫壇，恐怕就是另一番光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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