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季都是9分，太強了

ruike

去年有一部一直沒專門談過，前不久在金球獎還得了獎，就是《絕望寫手》。

《絕望寫手》

第五季已經續訂了，前面四季在豆瓣幾乎都在9分以上，算得上是頂級水平了。

這部劇依賴的是一種可以稱之為「歡喜冤家」的喜劇套路，也就是依賴兩個人設迥異的角色，發生各種沖突和矛盾來制造笑料，最終和解。

《絕望寫手》雖然采用了這個傳統，它又對此進行了激進的解構與重組。

劇集的核心設定是，一位面臨職業危機的脫口秀女王Deborah Vance，和一位因網絡言論被「取消」的Z世代編劇Ava Daniels被迫合作。這是一組傳統的導師-學徒搭檔，但劇集跳出了常規的敘事路徑，構建出一種更復雜、流動且充滿病理特征的共生關系。這種關系的最大創新，就是「反溫情」的底色。

《絕望寫手》第一季

Deborah和Ava之間的互動并非建立在傳統的相互尊重或喜愛之上，而是基于一種殘酷的相互利用和深層的孤獨共鳴。

Deborah代表了舊好萊塢的生存法則：通過構建堅硬的外殼、犧牲個人生活并在男性主導的行業中以暴制暴來獲得成功；Ava則代表了當代互聯網文化的價值觀：追求極度的透明、自我中心以及對社會正義的理論化堅持。

可貴的是，劇集沒有簡單地評判誰對誰錯，而是展示了這兩種生存哲學在碰撞中的局限性與互補性。

到了第四季，這種共生關系進一步演變為一種 「相互保證毀滅」的權力博弈。Ava利用掌握的Deborah的秘密進行勒索，從而獲得了首席編劇的職位。這徹底打破了傳統女性情誼劇集的敘事邏輯，將兩人的關系推向了一種基于威脅、恐懼與才華依賴的全新高度。

有劇評人認為，這種關系甚至超越了《末路狂花》式的同盟，進入了一種更接近于復雜的職業婚姻，或者說施虐/受虐關系的心理學領域——每一方都持有摧毀對方職業生涯的核按鈕，卻又因為對藝術完美的共同追求而無法分離。

《絕望寫手》第四季

《絕望寫手》在角色塑造上的另一大新意，在于對女性「反英雄」形象的深度挖掘。在過去二十年的劇集黃金時代中，復雜的反英雄角色主要由男性壟斷。Deborah Vance填補了女性在這一領域的空白。

她當然是一個所謂「難搞的女人」。她曾燒毀前夫的房子，對員工極其苛刻，為了維持地位不惜一切代價。然而，劇集通過對她過往創傷的細膩回溯——不僅僅是閃回，更是通過她當下的防御機制來體現，賦予了這種「惡」以復雜的人性邏輯。

同時，Ava也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無辜受害者或道德楷模。她自私、眼高手低、經常在職業道德的邊緣試探。劇集大膽地展示了女性的平庸之惡與野心之惡，拒絕將女性角色通過可愛或善良來獲得觀眾的同情。

這種對女性道德復雜性的誠實呈現，構成了該劇敘事張力的核心來源，挑戰了觀眾對女性角色的刻板期待。

不同于以搞笑為唯一目的的那種喜劇，《絕望寫手》將喜劇本身作為一種敘事主題和角色的生存機制。

對于Deborah而言，幽默是她對抗世界殘酷性的盾牌，也是她重新定義個人創傷的唯一方式。笑話的生產過程被描繪成一種痛苦的煉金術，需要將生活中的痛苦、羞恥和憤怒提煉成幾秒鐘的爆笑。

在第三季中，當Deborah面臨因過去的種族主義笑話被「取消」的風險時，她選擇的回應方式不是發表公關通稿，而是試圖通過創作新的段子來消化這一危機。

這就是喜劇人的核心困境——幽默能賦予人權力，也可以剝奪人的尊嚴。那么當賴以生存的武器變成了自我毀滅的導火索，創作者該怎么辦？

Jean Smart的演繹絕對是大師級的表演。她不僅通過精準的臺詞節奏駕馭了喜劇部分，更通過非語言的微表情構建了角色的悲劇內核。

《絕望寫手》第三季

Smart極其擅長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情緒的急劇轉換。在許多場景中，當Deborah剛剛用尖酸刻薄的語言擊潰對手后，Smart會通過眼神的瞬間黯淡或嘴角的一絲抽動，流露出一閃而過的悔意或自我厭惡。

這種在攻擊中暴露傷口的表演方式，讓觀眾意識到Deborah的殘酷往往是一種防御機制。Deborah作為一個老派藝人，其身體語言是高度戲劇化且經過嚴格規訓的。Smart賦予了角色一種時刻準備登臺的緊繃感——挺直的脊背、夸張的手勢、甚至在私密空間也保持的亮相姿態。

然而，隨著劇情推進，特別是當她面臨身體衰老或情感打擊時，Smart會展示這種身體控制的崩塌，這種對比極具震撼力。

作為一名相對新人的演員，Hannah Einbinder在與老戲骨Jean Smart的對手戲中展現了驚人的勢均力敵。

她飾演的Ava是Z世代焦慮與自負的集合體。Einbinder的表演風格偏向于「反高潮」的冷面幽默。她用一種單調、甚至帶有厭倦感的語調念出那些充滿諷刺意味的臺詞，這種處理方式與Smart那種歌劇式的、高能量的表演形成了完美的喜劇對位。

這種聲音上的反差本身就構成了代際沖突的聽覺隱喻。盡管以語言喜劇見長， Einbinder在肢體語言上也極具天賦。她在劇中有意強化了Ava那種略帶笨拙、四肢不協調的體態，生動地刻畫了一個生活在網絡世界、在現實社交中手足無措的知識分子形象。

特別是在第四季中，Einbinder在一次尖叫戲份中展現了驚人的情感爆發力，這源于她在拍攝間隙接受靈氣治療（Reiki）時的真實情感體驗，她將這種原始的憤怒注入了角色，標志著Ava從被動接受者向權力掠奪者的轉變。

《絕望寫手》的靈魂在于兩位主角之間的化學反應。這種反應建立在一種獨特的節奏之上——Deborah的進攻是急促、尖銳的，像機關槍；而Ava的回應則是拖沓、含混但同樣致命的，像慢性毒藥。

許多精彩時刻來自于兩人的即興發揮或對劇本的微調。例如在片場休息時，兩人會玩一種游戲，這種線下的親密互動反哺了劇中的關系，使得兩人在銀幕上的連接感超越了劇本的設定。她們在彼此眼中不僅是對手，更是某種無法定義的靈魂伴侶。

《絕望寫手》歸根結底是關于對權力關系的動態解剖。起初，Deborah擁有絕對的經濟資本和行業地位，她是雇主，掌握著Ava的生殺大權。Ava則處于被動地位，是一個被行業放逐的不可雇傭者。然而，Ava擁有Deborah所急需的文化資本——年輕的視角、對當下語境的敏感度以及寫作才華。

隨著劇情發展，這種不對稱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Deborah發現自己離不開Ava的才華來維持相關性，而Ava也意識到自己在Deborah事業復興中的不可替代性。第四季的開篇標志著權力關系的根本性反轉。

《絕望寫手》第四季

Ava利用關于Deborah的負面信息，對Deborah進行了勒索，強行獲得了首席編劇的職位。這一情節極具震撼力，因為它標志著Ava終于學會了Deborah的生存法則——為了成功不擇手段。

此時，兩人的關系不再是簡單的雇傭或師徒，而變成了一種基于恐懼與利益的恐怖平衡。Deborah對此的反應是復雜的：憤怒、偏執，但潛意識里或許對Ava這種進取心產生了一種扭曲的賞識。這種我教會了你怎么來對付我的諷刺，是劇集對權力代際傳承的銳利洞察。

《絕望寫手》還探討了在現代零工經濟和創意產業中，職場關系與私人關系界限變得徹底模糊。

Deborah習慣于用金錢購買陪伴，她身邊的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付費朋友。然而，當真正的親密感在工作中產生時，這種金錢關系就變得極其尷尬和具有破壞性。

Ava試圖在職業野心和對Deborah的個人情感之間尋找平衡，但劇集不斷告訴我們：在這種高度不對等的權力結構中，純粹的情感幾乎是不可能的，每一份溫情背后都標好了價格或附帶了條件。

Deborah和Ava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互為鏡像的代償性母女關系。Ava的母親是一個典型的依賴型人格，無法給予Ava所需的情感支持和職業指引；而Deborah與親生女兒DJ的關系則充滿了疏離和創傷。

Deborah在Ava身上看到了年輕時的自己——才華橫溢、充滿野心卻又迷茫。她對Ava的嚴厲教導，某種程度上是一位嚴母希望女兒少走彎路的體現，或者是希望重塑一個理想版本的女兒。而Ava在Deborah身上尋找的是一位強有力的、能夠理解她才華的母親形象。

然而，這種投射注定是痛苦的，因為她們畢竟不是母女，職場的利益沖突時刻提醒著這種關系的界限。劇集精彩地捕捉到了這種「準母女」關系中的依戀和窒息感，甚至在某些時刻，這種控制與反控制的張力帶有一種母親與情人角色的模糊性。

相比于Deborah與Ava的精神母女關系，Deborah與親生女兒DJ的關系則展示了名利場母親對子女造成的真實傷害。DJ是一個長期生活在母親光環陰影下的受害者，她的生活、甚至她的毒癮問題，都被Deborah變成了脫口秀中的段子。

在第三季中，這種關系得到了爆發式的呈現。DJ意識到，她永遠無法從母親那里得到她想要的無條件的愛和關注，因為Deborah對舞臺和掌聲的成癮遠甚于對家庭的眷戀。DJ最終通過在舞臺上羞辱母親來獲得了一種扭曲的獨立和母親的認可——因為在Deborah的價值觀里，只有好笑才是最重要的，哪怕是被罵。

這殘酷地揭示了在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女性成功者背后，家庭關系往往是一片廢墟。而DJ在互助會上的領悟——母親也是一個癮君子，只不過她的毒品是掌聲，標志著她終于從受害者心理中解脫出來，實現了自我和解。

《絕望寫手》指出了成功女性在職場中的孤島效應。Deborah沒有真正的女性朋友。她的世界里只有員工、競爭對手和粉絲。她不信任其他女性，部分原因是她成長在一個女性名額極度有限的時代，那個時代的女性被教育要將其他女性視為爭奪唯一席位的敵人。Ava的出現挑戰了這一點，但過程極其艱難。

劇集并沒有簡單地讓她們成為閨蜜，而是展示了建立一段基于平等的女性友誼需要克服多少內部的厭女癥和外部的權力干擾。她們的連接是在一次次爭吵、背叛和共同面對外界攻擊中建立起來的戰友之情，這種情誼比傳統的友誼更加堅硬，也更加危險。

因此，《絕望寫手》拒絕了「女性互助」的廉價口號，而是展示了女性之間真實的競爭、嫉妒，以及在此基礎上升華出的理解。

取消文化不僅是劇集的背景，更是推動劇情的核心動力。劇集對此持有一種微妙的、非二元對立的態度。

劇集展示了Ava因為一條推文就被全行業封殺的荒謬性，揭示了社交媒體審判的武斷性和對個體復雜性的抹殺。

這種被取消的狀態迫使她不得不去拉斯維加斯，從而開啟了整個故事。在第三季中，當Deborah面臨因過去的種族主義素材被抗議時，劇集并沒有簡單地將她描繪成受害者。

在伯克利大學的一集中， Deborah面對年輕學生的抗議，雖然一開始感到憤怒，但最終通過與Ava的辯論，她開始意識到：雖然她的笑話在當年是常態，但這種常態本身就是建立在對弱勢群體的傷害之上的。

劇集是想探討，一個人是否可以成長？道歉是否有用？以及，我們是否應該用今天的道德標準去審判幾十年前的藝術表達？Deborah最終的選擇不僅僅是道歉，而是試圖理解這種憤怒的來源。

透過這部劇我們還可以看到喜劇行業對女性的雙重標準。Deborah Vance作為一個女性，必須付出男性同行數倍的努力才能維持地位。她不僅要好笑，還要保持美貌、經營副業、應對家庭瑣事，并且時刻警惕被年輕一代取代。

男性喜劇演員可以說同樣的冒犯性笑話而毫發無損，但Deborah卻面臨職業生涯的終結。這揭示了權力和寬容度在性別分配上的極端不公。

同時，劇集也展示了女性喜劇演員為了上位所必須經歷的自我剝削。Deborah早期的成功部分建立在她自嘲被丈夫拋棄的悲慘經歷上，她不得不將自己的創傷變成笑料來取悅大眾。Ava試圖改變這一點，鼓勵Deborah講述更真實、更具內省性的故事，這象征著女性喜劇從取悅男性凝視向表達女性主體經驗的轉型。

《絕望寫手》之所以成為跨越國界的爆款，是在于它成功地捕捉了后#MeToo時代、后疫情時代，女性在職場和生活中面臨的復雜困境。

它拒絕了那種簡單的、二元對立的敘事，而是展示了在資本主義和父權制的雙重擠壓下，女性之間如何建立一種既充滿張力又無比堅固的聯結。

這部劇告訴我們，真正的女性力量不在于完美，而在于韌性；真正的代際和解不在于觀點的統一，而在于對彼此痛苦和才華的相互看見。

Deborah和Ava，這兩個在各自代際都顯得格格不入的女性，最終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歸宿。

她們證明了，在好萊塢這個巨大的名利場中，即便是在絕望的廢墟之上，兩個聰明的女性仍然能用笑聲重建一座城堡。

這不僅是對喜劇藝術的致敬，也是對女性生存智慧的贊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