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話,得掰開揉碎了說。
1937年那會兒,上海打成了焦土,南京城血流成河。
咱們這邊好多將官,晚上睡覺枕頭底下都塞著本翻爛了的《孫子兵法》,嘴里念叨的都是“兵者,詭道也”、“不戰而屈人之兵”。
可一上了戰場,對著日本人的飛機大炮,腦子里那套東西好像一下子短路了,根本不管用。
一個讓人心里發毛的念頭冒了出來:難道老祖宗幾千年傳下來的寶貝,到我們這輩人手里,失靈了?
這事兒,還真不能怪孫武老先生。
錯的不是兵法,是這個世界變了,戰爭的玩法早就被西邊那幫搞工業的人給徹底顛覆了。
你想想,《孫子兵法》是啥時候出來的?
那是大家伙兒都還在玩刀弄槍的年代,頂多有點弓箭馬車,地里刨食的農業社會。
那個時候打仗,兩邊家伙什兒都差不多,誰能贏,看的就是將軍的腦子靈不靈,士兵們是不是嗷嗷叫著往前沖,天時地利人和占了哪樣。
所以才有了那么多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神話,因為計謀和人心能起大作用。
可到了十九世紀,西方人搞出了工業革命,火車、大炮、機關槍一出來,戰爭的邏輯就變了。
他們不跟你玩虛的,不跟你斗心眼兒,他們崇拜的是硬邦邦的數字。
一分鐘能打出去多少發炮彈,坦克集群一次能沖垮多寬的戰線,后勤線一天能運多少噸物資。
他們的戰爭哲學簡單粗暴:就是用絕對的實力把你活活壓死。
戰爭在他們眼里,成了一道數學題,誰的工廠產量高,誰的鋼鐵多,誰就贏。
這就是赤裸裸的以強凌弱,以多欺少。
所以,當中日戰爭一開打,這天平從一開始就是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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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那時候拼了命地“脫亞入歐”,把西方那套工業化戰爭的理論學了個十足。
他們開著鐵甲艦,用著重炮,指揮著訓練有素的現代化軍隊,硬生生把咱們這些還在琢磨“火牛陣”、“空城計”的將帥們,拖進了一場他們完全陌生的“西方游戲”。
咱們當時的一批高級將領,像杜聿明、鄭洞國這些,不少都是去日本留過學的。
他們學的是日本人嚼過一遍再吐出來的西方軍事思想,可骨子里,還是信奉老祖宗那一套。
這就擰巴了,腦子里的想法和手里的牌對不上。
后來在緬甸跟美國人一塊兒打仗,這問題就暴露得更明顯。
美國那個史迪威將軍,看誰都不順眼,覺得中國將軍們本事不大,脾氣不小。
唯獨對孫立人另眼相看,為啥?
因為孫立人是正兒八經從美國弗吉尼亞軍校畢業的,腦子里裝的是純西式的那套打法,跟美國人能說到一塊兒去。
這不是說誰比誰聰明,而是大家說的“戰爭語言”壓根就不是一個體系。
一開始,日本人也挺傲慢的,他們覺得自己把歐洲那套戰爭模式摸透了。
他們的想法很簡單:只要拿下你中國的首都,占了你幾個重要的工業城市,你的抵抗意志就得垮。
所以從上海一路打到南京,再奔著武漢去,他們的目標始終是這些大城市。
而蔣介石呢,也就被動地跟著日本人的節奏走,一門心思地打起了“城市保衛戰”。
他把寶押在守住一城一地上,想著能像歐洲戰爭那樣,守住關鍵節點就能穩住局勢。
但他好像忘了,中國跟歐洲、跟日本最大的不同在哪兒:中國的根,不在那幾座孤零零的大城市里,而在那廣袤無垠的農村,在那千千萬萬的老百姓身上。
直到武漢也丟了,大半個中國都插上了太陽旗,國民政府才算真正被打醒了。
戰略家蔣百里提出的“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國策,總算被擺上了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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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算是亡羊補牢吧,正面戰場靠著湖南那些山山水水,總算利用復雜地形,把日本人的裝備優勢給削弱了一點,勉強穩住了陣腳。
可真正把日本人拖進泥潭,讓他們開始懷疑人生的,是從另一個戰場冒出來的一股他們完全看不懂的力量。
就在正面戰場打成一鍋粥的時候,在敵后,八路軍和新四軍,用一種全新的打法,把日本人攪得是天翻地覆。
日本的那些高級將領們徹底懵了。
他們引以為傲的坦克開進山里,成了鐵王八;重炮拉到村口,找不到目標。
對面這支軍隊,破衣爛衫,武器五花八門,就是不跟你硬碰硬。
他們不跟你搶大城市,也不擺開陣勢跟你決戰。
這些人就像風一樣,忽地一下化整為零,鉆進青紗帳、山溝溝里,你連鬼影子都摸不著;忽地一下又聚了起來,專打你的運輸隊、小炮樓。
這就是“游擊戰”。
聽著好像挺土的,不就是打埋伏、搞偷襲嘛。
但就這么個土辦法,正好打在了日本人現代化軍事思想的軟肋上。
日本人的作戰手冊里,寫滿了怎么打陣地戰,怎么搞集團沖鋒,可就是沒一條教他們怎么對付這種不講規矩、滿地亂竄的打法。
游擊戰的精髓,就是一句話:戰場上我說了算。
你打你的大城市,我打我的補給線。
日本人被徹底拖進了八路軍的節奏里,每天都像沒頭蒼蠅一樣,到處救火。
日本兵被搞得火冒三丈,只能用最笨的法子——“掃蕩”。
可大部隊黑壓壓地一來,八路軍早就跑沒影了;等大部隊一走,他們又從地里冒出來了。
日本人在敵后戰場,從來就沒真正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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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日本人快被逼瘋的時候,一個最難纏的對手出場了。
他就是號稱“中國通”的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
這家伙可不一般,他把游擊戰研究得透透的。
他看明白了,游擊戰,關鍵在一個“游”字。
要想“游”,就得有地方。
只要把活動的空間給你鎖死,你就“游”不起來了。
岡村寧次從中國古代的曾國藩那里學了一招,叫“結硬寨,打呆仗”。
他就在華北平原上,搞了一個極其歹毒的“囚籠政策”。
他把鐵路當成籠子的“柱子”,把公路當成“鐵鏈”,再密密麻麻地修上成千上萬的炮樓和據點,就像一把把“鎖”。
他想用這張大網,把抗日根據地一塊塊地分割包圍,織成一個巨大的牢籠,讓八路軍變成籠子里的鳥,無處可飛。
這一招確實狠。
一時間,華北的根據地日子非常難過,面積被壓縮,物資進不來。
連彭德懷總司令都承認,這個岡村寧次,是他在華北碰上的最厲害的日本指揮官。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岡村寧次的“囚籠”看著天衣無縫,卻有一個要命的弱點。
為了維持這張大網,他必須把手里的兵力撒胡椒面一樣,分散到無數個孤立的據點和炮樓里。
這就導致他后方的大城市和交通樞紐,兵力反而變得空虛。
彭德懷看準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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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軍總部一聲令下,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百團大戰”。
這回不只是小打小鬧的游擊了,而是大規模的破襲戰。
八路軍主力部隊從“囚籠”里跳出來,反過來從外線,對日本人的鐵路、公路、橋梁、火車站這些命根子,展開了毀滅性的打擊。
一夜之間,正太鐵路被扒得稀巴爛,癱瘓了;同蒲路被切成好幾段;平漢路也多處中斷。
岡村寧次精心編織的“囚籠”被撕得千瘡百孔。
那些被分割開來的小據點,反而成了八路軍“圍點打援”的活靶子。
日軍派兵去救,半路上就得挨埋伏;要是不救,據點就眼睜睜地被一個一個拔掉。
岡村寧次本想造個籠子關別人,結果到頭來,把自己給困住了。
到了1944年,日軍在華北已經筋疲力盡,再也維持不了這條耗費巨大的封鎖線,只能被迫收縮兵力,龜縮到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線里去。
“囚籠政策”宣告徹底破產。
其實,蔣介石那邊也想過搞游擊戰,甚至還找了紅軍的叛將去給自己的部隊上課。
但那些游擊隊,脫離了老百姓,就像魚兒離開了水,沒撲騰幾天就翻了白肚。
這場戰爭的打法,最終還是得從自己這片土地和人民身上找答案。
八路軍的游擊戰和破襲戰,就是把這片土地的特點和人民的力量用到了極致。
它不是照搬西方的模式,也不是死守老祖宗的教條,而是在血與火中,創造出了一套真正屬于自己的打法。
戰爭結束后的1949年1月,在南京軍事法庭上,曾讓整個華北血流成河的岡村寧次被宣判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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