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學生抑郁癥：什么樣的教育能讓人恨親、厭學、厭食乃至厭世？

精神病院開分院上海什么地方人最多？不是外灘，而是醫院。上海哪家醫院看病最難？不是瑞金、華山，而是上海精神衛生中心，俗稱“宛平南路600號”。公務員、商人、作家、演員……三六九等都往這里來，都看病。掛一個號，要等三個月才能看上病。住院率高達98%，沒有一張病床是空著的。看精神病，或者說治腦子的病，成了九紫離火運中的一門好生意。很多合作方去宛平南路600號，他們不看病，去談生意，要求上海精神病院在全國開分院。廣州開了，杭州也隨之開了。病人立刻來了，市場需求很大。每家分院都爆滿。得抑郁癥的孩子我長期觀察京滬兩地的精神病院。本文案例卻來自于我杭州的學員。他向我求助，他所在的醫院，就是上海精神衛生中心在浙江的合作伙伴。來這里看抑郁癥的孩子數量實在太多了，而且病情都不樂觀。有個男孩子，十三四歲，躁狂癥，把其他小孩一只眼睛打傷了，家里賠了對方30萬。孩子回到家嚴管，又拿刀砍傷了母親。對生養者父母，他懷著一種深深的恨意。家里人只好把他送到醫院來住院，就是當這里精神病院用。這孩子對醫生、護士都還比較客氣，但走在醫院任何地方都需要兩個人陪著他——隨時可能病發，再傷人。他像學了七傷拳的謝遜一樣披頭散發，小小年紀兩眼散發戾氣，傷人傷己。不太像人，倒像野獸。他行在走廊上，所有人都繞開他走。生物都是有本能的。我總以為是成績不好的學生壓力大，得抑郁癥，到了杭州調查才發現，成績優秀的學生，患抑郁癥可能性更高——完美主義，自我壓力太大。這里的小病人，厭食很常見。病房里有個天蝎座的男孩子，外號“咖啡”。他長得很文靜，高中兩年成績非常優秀，年級里名列前茅。高三那年，已被保送杭州大學。家里都好開心。這時候，他發病了。覺得人生沒意義要自殺，三次被家人發現。現在他不吃飯，每天都不吃，一頓都不吃。僅靠喝一杯咖啡續命，人瘦得皮包骨頭。母親晝夜不舍，心驚膽戰，陪在邊上，生怕一轉身孩子就做了傻事，自己失去至愛。兩人一起熬，不知道還能熬多久。學員問我，老師你能不能想想辦法？縱然我閱歷廣博，此刻只能悲憫到雙手合十，低頭不語。慚愧。社會邊緣化得了抑郁癥的孩子，在學校是很容易被發現的，班級里就被漸漸邊緣化。健康小孩不愿意和抑郁癥病人社交。這也是一種霸凌，隱形霸凌。在校受盡白眼、凌辱的孩子，回家就拿刀割自己。一道道割，下手毫不留情。他不明白，父母為什么要生下自己，自己為什么要活在一個別人都不喜歡自己的環境中？他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問題。厭食，自殘，慢慢走向割脈。邏輯很詭異，可病人以為很正常。就像恐怖電影的敘事。整個過程據說很成人化，很冷靜，很緩慢。大家細看這刀痕。“兇手”要具備多大的勇氣，一刀一刀對自己下手。他對自己的生命存在多大的誤解，要奔向自盡這一終極解脫？他只是一個孩子啊。看到這副景象，你心不會抖嗎？我堅信，這里面一定存在什么問題。房間的角落，一個女孩子，穿著整整齊齊，就像一個學生，母親陪在她邊上，桌面上攤開著課本。她全身發抖，一直抖，無法集中精力。兩手一直抖，一直發抖，連筆都拿不穩。母親很傷心焦慮，她安慰母親，自己會很努力，一定能考入重點高中。她還在抖，像西北風中一株弱小的白楊。她在掙扎，陪著她的家人、給她看病的醫生，也都在掙扎。其實沒什么好方法。解決方案解決方案，沒有。真相是，醫院也解決不了什么問題。最常見的藥方是安定片。護士們最日常的工作是讓孩子們吃了，撫慰他們睡下。就跟成年人精神病院一樣。條件好一點的，開了佐匹克隆（zopiclone）。它并不是用來治療精神分裂癥的核心藥物，而是一種催眠藥，讓人更快入睡，延長睡眠時間。還有的孩子用了右佐匹克隆（eszopiclone），對癥狀也有一定改善，相對也安慰了家人。但這些不夠解決實質的。部分小孩從抑郁癥變成了精神分裂。更多的家庭、病人從全國其他地方趕來，還在排隊掛號。廣州分院一個月住進了200多號病人，杭州分院還有20張床鋪空置，運營方也在想辦法擴大服務潛力。藥不夠上吊瓶，吊瓶沒用上祝由十三針，用正骨按摩，啟動了RT腦電波機器。應患者要求，院方服務項目一再擴大。有的家庭經濟實力跟不上，但為了孩子，只能苦苦支撐。成都一戶人家，每個月坐飛機來杭州看病，一次3-4天，花費要1萬多；有一個男孩子，雙相癥候，父親已經失業下，孩子病得不輕，每周花1萬多來看父親都是咬著牙在做。RT腦電波儀，寫著52元，好像很便宜，那是一分鐘52元，60分鐘做下來就是3000多，基本上一個療程就是三四萬。普通家庭，成年人都養不活，怎么有財力救孩子？教育環境究其源頭，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社會系統出了問題。我把杭州分院近60例12-16歲住院小病人做了橫向統計，發現抑郁發作可歸納為三條軸交叉：1、學業負荷軸（日均學習≥10小時）2、家庭期望軸（父母期待值≥孩子自評2倍）3、 AI替代焦慮軸（自評“未來無用”≥70%）三條線同時進入警戒區，住院概率呈指數級上升。小孩子一周五天在校學習，雙休日參加各種輔導班。盡管國家三令五申減輕教育負擔，但就業壓力逼得中產家庭個個報補習班，讓孩子從小“偷跑、搶跑”，為了日后能“領跑”。這一代孩子，10后，普遍懂事得早。不出意外的話，他們將是和AI直接對撞的一代，而且他們也知道自己日后要面對這個科技洪流。可能他們中的很多人都不是大模型的對手。剛生下來就結束了。讀書以后，發現學業跟自己興趣愛好無關，日后就業可能用不上，可能也斗不過AI，覺得學習沒意義，人生也沒意義。只有明白活著的意義，才會更加真實的看清自己。可AI取消了人類的勞動，人就失去了存世的價值。AI越成功，人勞動作用喪失得越快，教育也變得毫無意義。這意味著巨大的倫理危機。孩子們嚷嚷著“要回去”。回哪里去？天上。他們欠缺的可能只是一個溫暖的擁抱。我在走廊看見一個小女孩在候診。她非常喜歡一個穿著藍護士服、帶著labubu的姑娘，每次遇到這位小姐姐，就會很興奮地拉著她。護士姑娘問她，你認識我么？她說不認識，但是要跟護士姐姐說了一堆誰也聽不懂的話。護士剛好在忙工作。她跟護士走，邊走邊說。護士要工作，讓她坐著等。她很乖就坐著了，然后護士忙好，兩個人有了一個圓滿的擁抱。她就走了，恢復了常態。微干預我決定試一試。用積極心理學的“社會化覺醒”，進行微干預。我和幾個病孩溝通，三個10分鐘。第1個10分鐘：問“你最喜歡/最討厭學校里的哪件事？”——讓孩子用具體故事代替情緒詞，迅速把“我不想活”翻譯成“我在什么場景里感到無用”。消極投射改換成中性能量，逐步消除負能量。第2個10分鐘：用“同伴見證”——讓同病房或候診區另一名孩子旁聽，只許說“我也經歷過××”而不給建議，被孤立者第一次體驗到“我不是唯一”。立刻就能見效。同病相憐更容易產生人性溫暖。第3個10分鐘：每個人撰寫自己的故事，寫成6行詩或畫成4格漫畫，貼在病區“活著證據墻”。當晚組織3分鐘“圍讀”，讓作者聽到別人朗讀自己的句子——用“被看見”對沖“無意義”。照亮他人的同時，自己也被照亮。每個人都需要被看見。我不知道有沒有用，甚至不清楚該為孩子們做些什么。不是孩子脆弱，是整個系統在用10倍速擠壓他們，成年人的焦慮強塞入他們的24小時。AI越成功，人越要先找回“被看見”的尊嚴。微光不是解藥，家長、醫師、志愿者們首先要發光，社會體系要行動起來，發光發熱，去溫暖一顆顆人心。讓孩子先睜開眼，再自己找路。積極主義的心法不是從外面來的，而是一直在人心里本有的。你只要向內看，真正地向內看，就是把外在的一切，榮譽、學業、或者家人的期望，統統放下，你就能看見。當你看清楚了自己，就看清楚了一切。老師不是教育，是喚醒。社會不應該這么苦。人活著先有意思，后有意義。孩子們給我上了一堂人性課。州學生抑郁癥：什么樣的教育能讓人恨親、厭學、厭食乃至厭世？

精神病院開分院

上海什么地方人最多？不是外灘，而是醫院。

上海哪家醫院看病最難？不是瑞金、華山，而是上海精神衛生中心，俗稱“宛平南路600號”。

公務員、商人、作家、演員……三六九等都往這里來，都看病。

掛一個號，要等三個月才能看上病。

住院率高達98%，沒有一張病床是空著的。

看精神病，或者說治腦子的病，成了九紫離火運中的一門好生意。

很多合作方去宛平南路600號，他們不看病，去談生意，要求上海精神病院在全國開分院。

廣州開了，杭州也隨之開了。

病人立刻來了，市場需求很大。

每家分院都爆滿。

得抑郁癥的孩子

我長期觀察京滬兩地的精神病院。

本文案例卻來自于我杭州的學員。

他向我求助，他所在的醫院，就是上海精神衛生中心在浙江的合作伙伴。

來這里看抑郁癥的孩子數量實在太多了，而且病情都不樂觀。

有個男孩子，十三四歲，躁狂癥，把其他小孩一只眼睛打傷了，家里賠了對方30萬。

孩子回到家嚴管，又拿刀砍傷了母親。

對生養者父母，他懷著一種深深的恨意。

家里人只好把他送到醫院來住院，就是當這里精神病院用。

這孩子對醫生、護士都還比較客氣，但走在醫院任何地方都需要兩個人陪著他——隨時可能病發，再傷人。

他像學了七傷拳的謝遜一樣披頭散發，小小年紀兩眼散發戾氣，傷人傷己。

不太像人，倒像野獸。

他行在走廊上，所有人都繞開他走。生物都是有本能的。

我總以為是成績不好的學生壓力大，得抑郁癥，到了杭州調查才發現，成績優秀的學生，患抑郁癥可能性更高——完美主義，自我壓力太大。

這里的小病人，厭食很常見。

病房里有個天蝎座的男孩子，外號“咖啡”。

他長得很文靜，高中兩年成績非常優秀，年級里名列前茅。

高三那年，已被保送杭州大學。家里都好開心。

這時候，他發病了。

覺得人生沒意義要自殺，三次被家人發現。

現在他不吃飯，每天都不吃，一頓都不吃。

僅靠喝一杯咖啡續命，人瘦得皮包骨頭。

母親晝夜不舍，心驚膽戰，陪在邊上，生怕一轉身孩子就做了傻事，自己失去至愛。

兩人一起熬，不知道還能熬多久。

學員問我，老師你能不能想想辦法？

縱然我閱歷廣博，此刻只能悲憫到雙手合十，低頭不語。

慚愧。

社會邊緣化

得了抑郁癥的孩子，在學校是很容易被發現的，班級里就被漸漸邊緣化。

健康小孩不愿意和抑郁癥病人社交。

這也是一種霸凌，隱形霸凌。

在校受盡白眼、凌辱的孩子，回家就拿刀割自己。一道道割，下手毫不留情。

他不明白，父母為什么要生下自己，自己為什么要活在一個別人都不喜歡自己的環境中？

他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問題。

厭食，自殘，慢慢走向割脈。

邏輯很詭異，可病人以為很正常。

就像恐怖電影的敘事。

整個過程據說很成人化，很冷靜，很緩慢。

大家細看這刀痕。

“兇手”要具備多大的勇氣，一刀一刀對自己下手。他對自己的生命存在多大的誤解，要奔向自盡這一終極解脫？

他只是一個孩子啊。

看到這副景象，你心不會抖嗎？我堅信，這里面一定存在什么問題。

房間的角落，一個女孩子，穿著整整齊齊，就像一個學生，母親陪在她邊上，桌面上攤開著課本。

她全身發抖，一直抖，無法集中精力。

兩手一直抖，一直發抖，連筆都拿不穩。

母親很傷心焦慮，她安慰母親，自己會很努力，一定能考入重點高中。

她還在抖，像西北風中一株弱小的白楊。

她在掙扎，陪著她的家人、給她看病的醫生，也都在掙扎。

其實沒什么好方法。

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沒有。

真相是，醫院也解決不了什么問題。

最常見的藥方是安定片。護士們最日常的工作是讓孩子們吃了，撫慰他們睡下。

就跟成年人精神病院一樣。

條件好一點的，開了佐匹克隆（zopiclone）。

它并不是用來治療精神分裂癥的核心藥物，而是一種催眠藥，讓人更快入睡，延長睡眠時間。

還有的孩子用了右佐匹克隆（eszopiclone），對癥狀也有一定改善，相對也安慰了家人。

但這些不夠解決實質的。

部分小孩從抑郁癥變成了精神分裂。

更多的家庭、病人從全國其他地方趕來，還在排隊掛號。

廣州分院一個月住進了200多號病人，杭州分院還有20張床鋪空置，運營方也在想辦法擴大服務潛力。

藥不夠上吊瓶，吊瓶沒用上祝由十三針，用正骨按摩，啟動了RT腦電波機器。

應患者要求，院方服務項目一再擴大。

有的家庭經濟實力跟不上，但為了孩子，只能苦苦支撐。

成都一戶人家，每個月坐飛機來杭州看病，一次3-4天，花費要1萬多；

有一個男孩子，雙相癥候，父親已經失業下，孩子病得不輕，每周花1萬多來看父親都是咬著牙在做。

RT腦電波儀，寫著52元，好像很便宜，那是一分鐘52元，60分鐘做下來就是3000多，基本上一個療程就是三四萬。

普通家庭，成年人都養不活，怎么有財力救孩子？

教育環境

究其源頭，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社會系統出了問題。

我把杭州分院近60例12-16歲住院小病人做了橫向統計，發現抑郁發作可歸納為三條軸交叉：

1、學業負荷軸（日均學習≥10小時）

2、家庭期望軸（父母期待值≥孩子自評2倍）

3、 AI替代焦慮軸（自評“未來無用”≥70%）

三條線同時進入警戒區，住院概率呈指數級上升。

小孩子一周五天在校學習，雙休日參加各種輔導班。

盡管國家三令五申減輕教育負擔，但就業壓力逼得中產家庭個個報補習班，讓孩子從小“偷跑、搶跑”，為了日后能“領跑”。

這一代孩子，10后，普遍懂事得早。

不出意外的話，他們將是和AI直接對撞的一代，而且他們也知道自己日后要面對這個科技洪流。

可能他們中的很多人都不是大模型的對手。剛生下來就結束了。

讀書以后，發現學業跟自己興趣愛好無關，日后就業可能用不上，可能也斗不過AI，覺得學習沒意義，人生也沒意義。

只有明白活著的意義，才會更加真實的看清自己。

可AI取消了人類的勞動，人就失去了存世的價值。

AI越成功，人勞動作用喪失得越快，教育也變得毫無意義。

這意味著巨大的倫理危機。

孩子們嚷嚷著“要回去”。

回哪里去？天上。

他們欠缺的可能只是一個溫暖的擁抱。

我在走廊看見一個小女孩在候診。

她非常喜歡一個穿著藍護士服、帶著labubu的姑娘，每次遇到這位小姐姐，就會很興奮地拉著她。

護士姑娘問她，你認識我么？

她說不認識，但是要跟護士姐姐說了一堆誰也聽不懂的話。

護士剛好在忙工作。

她跟護士走，邊走邊說。

護士要工作，讓她坐著等。她很乖就坐著了，然后護士忙好，兩個人有了一個圓滿的擁抱。

她就走了，恢復了常態。

微干預

我決定試一試。

用積極心理學的“社會化覺醒”，進行微干預。

我和幾個病孩溝通，三個10分鐘。

第1個10分鐘：問“你最喜歡/最討厭學校里的哪件事？”——讓孩子用具體故事代替情緒詞，迅速把“我不想活”翻譯成“我在什么場景里感到無用”。

消極投射改換成中性能量，逐步消除負能量。

第2個10分鐘：用“同伴見證”——讓同病房或候診區另一名孩子旁聽，只許說“我也經歷過××”而不給建議，被孤立者第一次體驗到“我不是唯一”。

立刻就能見效。同病相憐更容易產生人性溫暖。

第3個10分鐘：每個人撰寫自己的故事，寫成6行詩或畫成4格漫畫，貼在病區“活著證據墻”。

當晚組織3分鐘“圍讀”，讓作者聽到別人朗讀自己的句子——用“被看見”對沖“無意義”。

照亮他人的同時，自己也被照亮。

每個人都需要被看見。

我不知道有沒有用，甚至不清楚該為孩子們做些什么。

不是孩子脆弱，是整個系統在用10倍速擠壓他們，成年人的焦慮強塞入他們的24小時。

AI越成功，人越要先找回“被看見”的尊嚴。

微光不是解藥，家長、醫師、志愿者們首先要發光，社會體系要行動起來，發光發熱，去溫暖一顆顆人心。

讓孩子先睜開眼，再自己找路。

積極主義的心法不是從外面來的，而是一直在人心里本有的。

你只要向內看，真正地向內看，就是把外在的一切，榮譽、學業、或者家人的期望，統統放下，你就能看見。

當你看清楚了自己，就看清楚了一切。

老師不是教育，是喚醒。

社會不應該這么苦。

人活著先有意思，后有意義。

孩子們給我上了一堂人性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