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壓力大時總想暴食或厭食？研究表明早期壓力調控大腦的情緒-進食神經機制

早期生活壓力（Early Life Stress, ELS）是進食障礙（Eating Disorders, ED）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它并非單一病因，而是一種強大的影響因素，能在個體的生物學和心理學層面共同塑造易感性。

2026年1月7日，圣卡塔琳娜聯邦大學Zuleide Maria Ignácio在Neuroscience發表：Neurobiological and psychosocial mechanisms linking early life stress to the pathogenesis of eating disorders，揭示了早期生活壓力與進食障礙發病機制之間的神經生物學和心理社會機制。

本綜述系統闡述了早期生活壓力（如創傷、忽視和長期逆境）如何通過神經內分泌失調（如HPA軸功能紊亂）、神經遞質系統改變（血清素、多巴胺、去甲腎上腺素）、表觀遺傳修飾（如DNA甲基化）及心理社會因素（低自尊、情緒調節障礙）等多維度機制，形成持久的“生物-心理”易感性，從而促進進食障礙的發生與持續。

圖一 與進食障礙中食欲調節相關的遺傳關聯和分子通路

神經性厭食癥（AN）、神經性貪食癥（BN）和暴食障礙（BED）是受遺傳與早期生活壓力共同影響的復雜精神疾病。全基因組關聯研究（GWAS）證實其具有顯著遺傳度并揭示多個風險基因參與應激反應、食欲調控和代謝通路。例如，糖皮質激素受體基因（NR3C1）的表觀遺傳調控可受童年照護質量影響，介導情緒脆弱性；瘦素及其受體基因不僅調控飽腹感，還與早期壓力交互影響進食障礙和肥胖風險，縱向研究提示前額葉（而非下丘腦）瘦素受體表達在其中起關鍵作用。此外，瘦素-黑皮質素通路相關基因（如LEP、POMC、MC4R）的多態性與AN/BN的個性特征和精神病理密切相關。GWAS還識別出其他潛在風險位點，如與突觸功能和體重調節相關的細胞黏附分子1（CADM1）和參與皮層軸突發育的多聚嘧啶 tract 結合蛋白2（PTBP2）。這些發現支持構建多基因風險評分，并為解析進食障礙的神經生物學機制及開發新療法提供遺傳學基礎。

圖二 遺傳與早期壓力交互驅動進食障礙的神經生物學機制

該研究還揭示AN與強迫癥、抑郁、焦慮等精神障礙存在顯著遺傳相關，并與代謝特征（如低BMI、高HDL膽固醇、高體力活動）密切相關：其中BMI呈負相關且BMI多基因評分可預測暴食、節食等行為，提示體重相關遺傳變異通過BMI介導進食障礙風險。AN涉及中腦邊緣/皮層多巴胺通路（調控獎賞與抑制控制）、皮質-紋狀體-丘腦-皮質環路（驅動強迫與習慣行為）等功能異常。動物及人類研究顯示，早期生活壓力可持久改變這些通路的多巴胺活性與突觸可塑性，促發適應不良的進食行為。縱向數據（如“父母與兒童研究”）表明，兒童期較高BMI可預測青少年期暴食與節食，尤其在男孩中，提示肥胖與進食障礙在青春期存在雙向關聯。家族與雙生子研究證實進食障礙具中等至高度遺傳度（如BED約40–50%）且受性別、母系病史等因素調節。遺傳易感性并非孤立作用，而是與早期應激交互，通過表觀遺傳修飾（如DNA甲基化）調控血清素、BDNF、胃饑餓素、雌激素等相關基因表達，影響情緒、沖動與食欲調節。綜上，進食障礙是遺傳、神經環路、表觀遺傳與早期環境逆境動態交織的結果，理解這一復雜互作對發展精準干預策略至關重要。

圖三 早期生活壓力中HPA軸的失調及其對進食障礙的影響

下丘腦–垂體–腎上腺（HPA）軸是應激反應的核心神經內分泌系統，其激活始于下丘腦釋放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CRH），繼而促使垂體分泌促腎上腺皮質激素（ACTH），最終驅動腎上腺釋放皮質醇。皮質醇不僅調節代謝與免疫功能，還影響血清素、多巴胺等神經遞質系統，進而調控情緒、行為及對精神藥物的反應。因此，HPA軸是早期生活壓力（如虐待、忽視或不安全依戀）對心理健康特別是進食障礙產生長期影響的關鍵通路。童年逆境常導致HPA軸負反饋受損，表現為皮質醇水平異常（過高或過低）、應激反應增強并伴隨海馬體、杏仁核和下丘腦等關鍵腦區的結構與功能改變。這些區域參與食欲、情緒和沖動控制。“糖皮質激素級聯假說”提出，發育關鍵期長期暴露于高皮質醇可造成持久性神經損傷，增加AN和BN風險。表觀遺傳機制（如NR3C1基因啟動子甲基化）進一步介導了早期不良環境與成年HPA軸功能障礙之間的聯系。此外，慢性應激通過HPA軸影響邊緣-紋狀體獎賞回路，在高適口性食物存在時誘發渴求、失控進食和暴食樣行為，尤其在高應激反應性個體中更為顯著。臨床研究也發現，焦慮型依戀的進食障礙患者常表現為皮質醇覺醒反應遲鈍，提示HPA軸低活性與更嚴重病理相關。在非臨床人群中，感知壓力水平亦與功能失調性進食及肥胖指標呈正相關，支持應激與進食問題存在連續譜。綜上，早期生活壓力通過誘導HPA軸持久性失調：包括神經內分泌紊亂、腦結構改變及表觀遺傳修飾，顯著提升進食障礙易感性。動物模型提供了因果證據，而人類研究強調該機制與臨床嚴重性和治療抵抗密切相關，凸顯早期識別與干預的重要性。

圖四 早期生活壓力對神經遞質系統及進食障礙易感性的影響

早期生活壓力可持久重塑血清素系統，進而影響情緒調節與攝食行為，成為進食障礙的重要神經生物學基礎。血清素通過5-HT1B、5-HT2C等受體抑制食欲并調控中腦邊緣獎賞通路的享樂性進食。生命早期（如孕期或童年）的應激暴露會改變血清素受體、轉運體表達及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水平，尤其影響下丘腦、海馬、杏仁核和前額葉皮層等關鍵腦區，導致神經傳遞異常與功能連接受損。動物研究表明，母鼠分離等早期壓力可誘導成年期持續性低食（如下丘腦5-HT1B受體上調）或高適口性食物攝入增加（伴隨血清素水平下降和類焦慮行為），且存在性別差異，雌性更易出現反彈性暴食。

人類研究進一步支持該機制：急性色氨酸耗竭在神經性厭食癥患者中減輕焦慮（提示高血清素狀態），卻在貪食癥患者中加重癥狀；SSRIs對暴食障礙有效；神經影像顯示多種進食障礙患者在下丘腦、伏隔核和中縫核的血清素轉運體可用性降低，邊緣系統5-HT1A受體活性異常。非人靈長類模型也證實早期虐待導致前額葉和邊緣系統5-HT受體活性下降，與情緒和獎賞功能障礙相關。綜上，早期壓力通過區域特異性、受體亞型依賴的方式“重編程”血清素系統，其效應受性別、應激類型和代謝狀態調節，最終促成神經性厭食、貪食或暴食等不同表型，凸顯血清素通路在進食障礙病理中的核心作用。

未來研究應聚焦多模態生物標志物（表觀遺傳、HPA軸、炎癥及神經影像），以揭示早期壓力對進食障礙的生物學嵌入，助力精準分層與個體化治療。

文章來源

https://doi.org/10.1016/j.neuroscience.2026.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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