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志愿軍180師電報員叛投美軍被俘后為何成英雄

1952年2月18日的那個深夜，甚至連風都在幫倒忙，刺骨的冷。

一架沒有任何國籍標識的美軍C-46運輸機，像個只有單程票的幽靈，悄咪咪地摸到了朝鮮鐵原上空。

艙門剛一開，那個冷風簡直像刀子一樣往里灌。

一個全副武裝的“特工”站在艙門口，深吸了一口氣，還沒等后面的人催，縱身就跳進了黑得伸收不見五指的夜色里。

這時候，遠在漢城和東京的美國中情局（CIA）指揮室里，那幫高官和國民黨特務估計正開香檳呢。

在他們看來，這波操作簡直穩贏：他們成功策反了一個志愿軍的技術大拿，花了大價錢培訓，這顆釘子只要扎下去，共軍的后方還不被攪得天翻地覆？

但他們做夢都想不到，這個被視為“王牌”的男人，落地的第一件事根本不是架天線引導轟炸。

他甚至連想都沒想，反手就把那套值老鼻錢的美式特工裝備打包好，連人帶貨送給了志愿軍搜山部隊。

這哪是什么王牌特工，分明是志愿軍史上最硬核的“人肉快遞”。

在那個非黑即白的年代，他身上的標簽多得讓人眼花。

你說他是戰俘吧，他后來成了英雄；你說他是國民黨吧，他也是共軍；你說他是特務吧，他又反水了。

要搞清楚他為啥敢在幾千米高空玩這出“無間道”，咱們還得把時間條往回拉，拉到1948年的成都。

1948年，他考進了國民黨成都陸軍軍官學校，這其實就是黃埔軍校在大陸的最后一期——第23期。

在那個沒手機沒網的年代，能玩轉無線電的，那就相當于現在的芯片專家，絕對的高精尖人才。

按理說，只要他跟著國民黨混，哪怕是個技術官僚，日子也過得滋潤。

可那時候的國民黨軍隊是個啥德行？

當官的忙著撈金條，當兵的忙著抓壯丁，整個系統爛到了根里。

果然，1949年劉鄧大軍席卷大西南，蔣介石跑得比兔子還快，扔下幾千名軍校學員在成都風中凌亂。

他沒跟著潰軍往臺灣跑，而是直接投了誠。

這段經歷太重要了。

為啥？

因為他在黃埔待過，懂國民黨那套切口，懂他們的行事風格，甚至還有一幫“同學”。

這些看似無用的過往，后來全成了他在地獄里活命的籌碼。

1950年，抗美援朝爆發。

但這仗打得太苦了，尤其是第五次戰役撤退的時候，那是真難。

結果大家都知道了，電臺被炸得稀巴爛，彈藥也打光了。

等他醒過來，天都塌了。

他被送到了巨濟島戰俘營。

這地方，說它是人間地獄都算是夸它。

美軍為了搞政治宣傳，和臺灣特務勾結在一起，非要搞什么“甄別”，強迫志愿軍戰俘去臺灣。

你要是不答應？

那就打，往死里打。

甚至在你身上刺反動標語，讓你這輩子都回不去大陸。

這簡直就是天上掉下來的完美策反對象啊！

他開始演戲了。

這演技，奧斯卡欠他一個小金人。

他開始裝作動搖，開始跟老同學敘舊，甚至假模假樣地發幾句牢騷。

這一套組合拳下來，連美軍情報部門G-2那幫老狐貍都信了。

為了表忠心，他甚至在特務眼皮子底下參加了一些“活動”。

當然了，實際上他是在暗中聯絡戰友，確立核心力量。

美軍一看，這就妥了啊！

1951年底，前線情報吃緊，美軍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決定搞個大動作：從戰俘里選一批人，訓練成特工，空投回去搞破壞。

這下好了，不僅逃離了那個隨時可能被活埋的戰俘營，還公費去日本“留學”了。

在東京，他表面上天天練爆破、練跳傘、學暗殺，那是相當刻苦。

美軍教官看得直點頭，心想這小子能處。

在這個世界上，最深的潛伏不是躲在陰影里，而是站在敵人的聚光燈下。

終于，日子到了。

1952年2月18日晚，行動開始。

美軍指揮官哈里森臨行前還拍著他的肩膀畫大餅，說事成之后怎么怎么著。

飛機飛到了朝鮮鐵原，那是志愿軍的防區。

一般特工落地，第一件事是找掩護、埋裝備。

然后他把那個價值連城的電臺和全套裝備打包得整整齊齊，舉起雙手，沖著聞聲趕來的搜山部隊喊出了那句憋了兩年的話：

“我是志愿軍！

我有重要情報！”

這一下，美軍算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不僅有一整套美軍最新的特工裝備供我們研究，還有美軍的空投計劃地圖。

更重要的是，他帶回了美軍在戰俘營里虐待戰俘、強行甄別、勾結特務的鐵證。

在后來的板門店談判桌上，當中方代表把這些證據“啪”地一聲摔在桌子上的時候，你可以想象美方代表那個臉色，估計比吃了蒼蠅還難受。

美國人處心積慮搞的“王牌特工計劃”，最后成了個國際大笑話。

這劇情，編劇都不敢這么寫。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很多人因為被俘，一輩子都抬不起頭。

他沒在正面戰場開過一槍，卻在隱蔽戰線上，給了敵人最狠的一記耳光。

2000年3月，他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74歲。

參考資料：

央視《國家記憶》欄目組，《抗美援朝中的特殊戰場》，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