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稱手機App可將成功率提高至僅靠意志力戒煙的三倍

一項最新薈萃分析顯示，借助智能手機戒煙應用程序，吸煙者在至少堅持六個月不吸煙方面的成功率，約為完全依賴意志力或僅接受最小支持的三倍。 研究還發現，當這些應用與尼古丁替代藥物或行為咨詢等傳統戒煙干預結合使用時，效果尤為顯著，每一千名嘗試戒煙者中可額外多出近兩百名成功戒煙者。

這項研究整合了31項隨機對照試驗的結果，共納入超過1.2萬名受試者，論文發表在《BMJ循證醫學》期刊上，重點評估了手機戒煙應用的總體有效性。 研究對象主要來自美國、德國、西班牙、日本等高收入國家，納入的試驗發表于2018至2025年間，反映了近年來應用設計和智能手機普及程度的最新情況。

在研究納入的31項試驗中，12項比較了“僅使用戒煙應用”與“無或極少戒煙支持”的差異；14項則比較“應用+傳統戒煙干預”與“僅傳統干預”的效果；還有5項聚焦于“基于心理—行為理論（PBT）的應用”對比“傳統行為類應用”。 研究團隊指出，之所以需要新的綜合分析，是因為早期系統性綜述樣本規模較小，且應用版本更新快，結論難以反映當前技術水平。

這些應用采用了多種干預框架，包括認知行為療法（CBT）、接納與承諾療法（ACT）等心理治療方法，有的直接按照臨床戒煙指南設計，聚焦減少和終止吸煙行為，有的則作為藥物治療（如尼古丁貼片、口服藥物）的輔助工具。 被點名舉例的應用包括來自西班牙、以游戲化方式幫助戒煙的“Tobbstop”，主打正念訓練的“Craving to Quit”，以及面向泰國年輕輕度吸煙者的“Quit with US”。

為衡量戒煙成效，研究主要采用“6個月持續戒斷率”和“7天時點戒斷率”兩項指標。 前者指受試者在六個月內累計吸煙不超過5支且在復查前一周完全未吸煙，后者則是在1個月、3個月和6個月隨訪時，核查受試者在前7天是否未吸煙。 雖然不少試驗以自我報告為主，但研究者特別優先采用了使用一氧化碳呼氣檢測、尿液可替寧檢測等醫學檢驗手段驗證戒煙狀況的數據，以提高結果的可靠性。

綜合分析結果表明，智能手機戒煙應用整體上確實有助于提高戒煙成功率，無論是單獨使用，還是與傳統治療相結合。 與幾乎不接受支持的對照組相比，使用戒煙應用的參與者實現至少六個月戒斷的可能性約高出三倍；粗略折算，每1000名嘗試戒煙的人中，應用的使用可額外帶來約40名成功戒煙者。 當應用與尼古丁替代治療或行為咨詢等傳統干預聯合使用時，效果更為顯著：相比僅使用傳統方法的群體，每1000人中大約多出196名成功戒煙者。

研究還發現，基于CBT或正念等心理—行為理論設計的應用，在3個月和6個月隨訪時的“7天時點戒斷率”上，優于更傳統、功能相對簡單的行為類應用。 這意味著結構化的認知干預、正念訓練、承諾管理等模塊，可能在幫助吸煙者度過特定時間點的復吸高風險期方面更具優勢。

不過，研究團隊也提醒，不宜對現有證據過度樂觀，整體證據質量目前仍被評估為較低。 一方面，多數試驗樣本規模有限、隨訪時期流失率較高，有的研究中退出率超過三成；另一方面，相當部分數據依賴自我報告，且大多數研究集中于高收入國家，結果能否適用于中低收入地區仍存在不確定性。

盡管如此，研究者認為，這類應用的潛力不僅在于提高戒煙成功率，更在于其“隨身、隨時”的特性，可在現實生活場景中填補傳統戒煙服務的空白。 在智能手機幾乎普及的今天，戒煙應用可以在凌晨三點出現強烈煙癮時立即提供心理支持，在出現復吸苗頭時給出即時鼓勵，并通過數據記錄和可視化讓用戶更直觀地看到自己的進步，而不再只是冰冷的臨床指標。

文章作者并以個人經驗補充稱，使用應用來建立或打破習慣，可以增強個體對自身狀態的掌控感，定期在應用中打卡、記錄和回看進展，會不斷提醒自己正處于“自我改善”的進程之中，這種主觀能動性的提升本身就有助于對抗看似難以擺脫的成癮模式。 這種“自我管理—即時反饋”的設計，也被視為數字健康工具相較于傳統干預的重要優勢之一。

研究團隊認為，下一步的關鍵在于開展設計更嚴謹的大規模研究，以區分真正有效的功能與噱頭和新鮮感效應。 未來研究需要進一步厘清：哪些具體功能模塊（例如推送提醒、游戲化獎勵、社交支持、正念課程等）對戒煙成功貢獻最大，哪些人群（如年輕人、重度煙民、合并其他慢性病者）更受益，以及應用帶來的行為改變能否長期維持。 只有在這些問題得到更系統的回答之后，戒煙應用才能在公共衛生政策和臨床實踐中發揮更明確和更有針對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