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退場后，“世界減一”帶來多邊新圖景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11月22日，二十國集團約翰內斯堡峰會開幕，這是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首次在非洲大陸舉辦。盡管美國抵制并反對峰會發表成果文件，與會各方首日即通過聯合宣言，強調通過多邊合作應對全球挑戰。新華社供圖

進入2026年，本已動蕩的國際局勢再遭“山姆大叔”劇烈攪動。從氣候變化到全球貿易，從國際安全到人道事務，美國政府以“本國優先”為名，持續削弱多邊合作根基，引發國際社會高度警惕。正如美利堅大學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亞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撰文指出，世界正步入一種前所未有的格局：“世界減一”（The World-Minus-One）。

這一概念并非指傳統“多極化”，而是一種特殊狀態：美國雖仍擁有最強經濟與軍事實力，卻主動疏離、敵視乃至破壞現有國際制度。在此背景下，全球合作何以維系？

多邊主義的生命力，并不依賴霸權“恩賜”

美國從來不是國際合作的理想旗手。特朗普所推行的，是一種危險混合體：既非傳統孤立，亦非單純擴張，而是以赤裸裸的權力邏輯蔑視多邊主義，將國際關系簡化為零和博弈。更值得警惕的是，“特朗普主義”已深植美國政治土壤，不會隨其個人卸任而消散。

學界曾普遍預期美國單極時代終將讓位于多極秩序，特朗普則被視為這一歷史進程的加速器。但現實更為復雜：未來數年，美國仍將是綜合實力最強的國家，卻選擇站在國際秩序之外，甚至抱持敵意。這既非多極，亦非無序，而是一種“缺席中的在場”，即“世界減一”。

面對這一變局，國際社會當何以自處？正如斯坦福大學教授斯蒂芬·克拉斯納與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羅伯特·基歐漢所強調的，國際制度一旦建立，其“黏性”便源于成員國對共同利益的持續認同，而非單純依賴某一霸權的善意。只要共同利益存在，合作就有存續之基。

由此可見，多邊合作的根基從來不在所謂“山巔之城的燈塔”照耀之下，而在各國對共同命運的理性認知與切實利益的交匯之中。事實證明：多邊機制具有超越單一強權意志的韌性。

“選擇性遵約”難掩霸權虛偽

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曾宣稱美國是“不可或缺的國家”，暗示沒有華盛頓，國際合作便無從談起。這一論斷如今已被現實徹底證偽。真正的“不可或缺”，并非某一國的特權，而是人類對和平、發展、公平與正義的共同追求。當霸權背離這一道義基礎，世界并不會陷入混亂，而是將在陣痛中尋找新的平衡點。

事實上，自二戰以來，美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始終充滿矛盾：一面高舉“規則秩序”旗幟，主導創建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機制；一面又奉行“合則用、不合則棄”的實用主義邏輯，規則有利則援引，不利則無視、抵制甚至破壞。這種“選擇性遵約”的慣性，在特朗普時代演變為赤裸裸的敵對姿態，暴露出所謂“自由國際秩序”的霸權本質。

然而，多邊主義的生命力從不系于華盛頓一念之間。《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與《巴黎協定》兩大案例都證明：即便美國缺席、違約乃至公然敵視，國際合作仍能存續、發展，甚至在逆境中煥發更強韌性。

美國全程參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談判，卻因不滿深海采礦條款而拒絕簽署。諷刺的是，它數十年來始終援引該公約主張“航行自由”，并以此為由侵犯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一邊拒履義務，一邊享受權利，這種“搭便車”式雙重標準，令國際社會側目。

在氣候領域，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同樣未能阻斷全球行動。中國承諾2060年碳中和，歐盟與日本設定2050年凈零目標，印度亦明確2070年路線圖。更重要的是，《巴黎協定》機制具有內生動力，各締約方須定期提升減排目標，疊加可再生能源成本持續下降，許多國家的實際行動已超越原有承諾。氣候危機關乎人類共同命運，豈容一國任性改道？

如果說過去美國對多邊主義尚存“策略性保留”，特朗普政府則將其推向系統性敵視。其2018年《國家安全戰略》公然將國際機構污名化為“旨在消解國家主權的網絡”，轉而推行排他性、交易性的雙邊外交。自2016年以來，美國接連退出《巴黎協定》、伊朗核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開放天空條約》等機制；第二任期內更宣布退出66個所謂“不再服務美國利益”的國際組織，進一步撕裂全球合作網絡。

尤為惡劣的是對聯合國財政的惡意削減。特朗普政府擅自從美國國會已批款項中抽走8億美元維和經費，迫使聯合國裁減全球維和部隊的四分之一；同時拖欠法定會費，導致聯合國預算缺口超5億美元，計劃裁員近兩成。一個屢屢索要“諾貝爾和平獎”的政府，竟親手削弱和平支柱，其言行之悖謬，令人瞠目。

多邊主義的覺醒與重塑

特朗普政府將美國推向全球秩序的對立面，試圖瓦解多邊合作。然而，世界并未陷入混亂，反而在壓力下加速重構。國際社會正以更堅定的姿態，推動多邊機制深化、演進與革新。

面對美方咄咄逼人的單邊施壓，新興大國依托金磚國家、二十國集團、上海合作組織和東盟等平臺，形成對“美國優先”霸凌邏輯的集體回應。這并非權宜之計，而是全球南方對公平、自主與多極秩序的自覺追求。

金磚國家展現出日益增強的戰略定力：巴西頂住白宮壓力，持續推進對前總統博索納羅的司法調查；南非總統拉馬福薩親赴華盛頓，當面駁斥特朗普所謂“南非白人受迫害”的謬論；中國憑借在全球關鍵礦產供應鏈中的結構性優勢，在貿易戰中有效反制美方無理打壓；印度雖無資源杠桿，卻因美方短視外交引發戰略界強烈反彈，轉而深化與俄羅斯、東盟及全球南方的合作，動搖美方曾倚重的“印太戰略”根基。

多邊應對不止于金磚。2025年8月，上合組織天津峰會就維護地區安全、深化經貿聯通、反對單邊制裁達成廣泛共識，成為抵御外部干涉的重要屏障。G20則成為全球南方提升話語權的關鍵舞臺：2022年印尼峰會緩解了俄烏沖突引發的糧食與能源危機；2023年印度峰會促成非盟正式加入；2025年約翰內斯堡峰會聚焦包容性增長與氣候正義，盡管美國公然抵制，其余19國無一追隨，反而凸顯華盛頓在全球議程中的孤立。

即便在聯合國體系飽受沖擊之際，合作仍在前行。中國對聯合國的貢獻持續提升，已成為第二大出資國，并派遣安理會五常中最多的維和人員。

多邊主義正在“世界減一”的現實中覺醒——不是等待霸權回歸，而是主動塑造更加多元、自主、韌性的全球秩序。

中國、歐盟和印度舉足輕重

未來數年，“世界減一”格局將持續考驗全球合作的韌性。但歷史趨勢已然清晰：多邊主義不會因一個超級大國的任性退場而崩塌，反而將在壓力下加速進化。新興力量正通過制度創新、區域協同與責任共擔，推動構建更具代表性、包容性與實效性的全球治理體系。

其中，中國的角色尤為關鍵。北京并非謀求取代美國主導地位，而是以務實合作推動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亞太作為傳統上依賴美國安全承諾的核心區域，如今正成為“世界減一”秩序的關鍵樞紐。在此背景下，《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CAFTA）展現出強大生命力。2022年生效的RCEP涵蓋15國，占全球GDP約30%，已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區。而東盟從未甘當大國棋子，面對美方脅迫“脫鉤中國”、加征轉運關稅等施壓，東盟始終堅持戰略自主，借CAFTA拓展發展空間、平衡外部依賴。這正說明，在“世界減一”時代，中小國家亦是秩序的積極塑造者。

歐盟作為另一支柱，其應對同樣舉足輕重。布魯塞爾2021年啟動的“全球門戶計劃”投入3000億歐元，聚焦基建、清潔能源與氣候韌性，提供區別于單邊強權的公共產品。在非洲與拉美，中歐合作漸呈互補之勢：中國參與“全球門戶”項目，歐盟也認可“一帶一路”部分成果。這種良性互動，也是非洲與拉美領導人堅持“以我為主”、主動引導的結果。

印度則以“戰略自主”稀釋二元對立。新德里堅決抵制特朗普關稅訛詐，并加速構建多元經貿網絡：2024年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簽署自貿協定，2025年7月與英國達成新協議，并深化與東盟、日本合作。

聯合國亦迎來改革契機。盡管特朗普政府連任后接連抵制聯合國海洋大會與發展籌資會議，絕大多數成員國仍如期參會，并就海洋保護、債務減免與氣候融資達成實質性共識。華盛頓的缺席非但未癱瘓多邊進程，反而凸顯聯合國作為全球合作“最后公地”的不可替代性。

“世界減一”之后：美國難返舊日山巔

“世界減一”時代何時終結？盡管特朗普高舉“美國優先”大旗，但其孤立主義并未贏得美國全民認同。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3月民調顯示：47%的美國人支持積極介入國際事務，64%主張在重大議題上與其他國家妥協，多數人仍贊成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糧食、藥品等援助。這說明，孤立主義并非不可逆轉的民意鐵律。

然而，即便美國未來擺脫“特朗普主義”，世界也不會輕易張開雙臂。華盛頓能否重返秩序中心，取決于其修復的誠意與實際行動：是否迅速重返退出的國際機構？是否全額清償拖欠的會費與維和款項？是否真正重建與加拿大、印度及歐洲盟友的信任？各方反應必將迥異：北約國家或因安全壓力急于修復聯盟，而金磚國家則極可能警惕美方借“回歸”之名重塑經濟霸權，對其保持戒備。

美國重返國際舞臺或將面臨兩種前景：“浪子回頭”或“不可或缺的搗蛋鬼”。前者是自由派精英的浪漫幻想，以為只要美國悔悟，世界便會欣然接納。但現實遠非童話。世界或許會寬恕，卻不會遺忘——從退群毀約到妄圖吞并領土，美國對規則秩序的破壞已深植各國記憶。信任一旦崩塌，絕非一紙聲明所能修復。

更可能的情形是后者：美國雖在軍事、經濟與科技上仍具關鍵作用，在應對氣候危機、公共衛生、核擴散等挑戰中不可或缺，但其“自由世界領袖”的道德光環已然褪色。國際社會歡迎其實力貢獻，卻拒絕其以“教師爺”姿態發號施令。無論繼任者是延續特朗普路線的共和黨人，還是試圖“撥亂反正”的民主黨人，都無法抹去過去10年對美國信譽造成的結構性損傷。

當美國真正準備好重返多邊主義時，世界早已向前邁進。彼時的華盛頓，或將別無選擇，只能以更謙抑的姿態、更平等的身份，重新融入這個它曾試圖摧毀卻終究無法主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