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韓國首爾法院一場庭審,因為被告一方“死磕程序”拖了很久,引發了輿論圍觀。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這是不是在拖時間”“是不是有人想用程序給某些政治人物爭取喘息”。
這種猜測并非空穴來風,因為在政治高度敏感的案件里,庭審節奏本身就可能成為博弈工具:你只要把法庭程序拖長,把關鍵節點往后推,就等于把輿論、街頭壓力、黨派談判等變量都拉進來,讓結果更復雜。
從公開信息看,同案或關聯案件里被起訴、接受審理的人不少,有的對事實爭議不大,庭審就會走得相對快:確認身份、核對證據、聽取陳述、進入下一環節。
流程看起來平穩,外界也就不太關注。但一旦出現一名關鍵人物選擇把每一項證據都“掰開揉碎”地質疑,要求逐條核驗、逐項反駁,庭審就會被拉成馬拉松。
法庭為了程序正義,不能因為對方“煩”就跳過關鍵步驟,只能在可承受范圍內繼續推進。時間一長,法官體力、書記員記錄、雙方律師的準備、證人到場安排都會被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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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出現“延期繼續審”的情況并不奇怪。為什么有人明知拖延也改變不了大局,還要這樣做?原因通常有三類。第一類是為自己爭取更好的辯護空間。
大案里證據往往多、鏈條長,辯方希望把每一處瑕疵放大,至少為后續上訴留下抓手。第二類是為輿論爭取時間。案件越敏感,輿論越可能左右政治環境。
拖三天、拖一周,街頭力量、媒體議題、政黨內部談判都可能發生變化。第三類更直接:希望出現外部變量,比如關鍵證人態度變化、證據補充、政治風向轉向,從而讓結局在“量刑幅度”或“指控范圍”上出現松動。
一些報道把這種策略描述得很戲劇化,說某名被告“硬拖八小時”“把證據確認拖成消耗戰”,這在法律層面其實就是“強度極高的程序抗辯”。
它不等于無理取鬧。只要辯方提出的質疑在形式上成立,法庭就必須回應。很多時候,辯方的目標并不是“當場翻盤”,而是“讓每一步都留痕”,把未來可能用到的程序爭議提前埋進案卷里。
對政治案件來說,這種做法還兼具象征意義:向支持者展示“我在戰斗”,向對手傳遞“你別想輕松過關”。韓國政壇對這類案件的情緒化解讀也很強。
支持某一方的人會認為延期是“放水”“拖延正義”;反對某一方的人則會強調“程序必須完整”“要避免倉促裁決”。在這種撕裂氛圍里,政治人物或政黨發言人講話容易升級,動輒用“清算”“通牒”“必判”等詞來動員支持者。
但需要提醒的是,在法治框架下,最終判決不由政黨發言決定,至少形式上必須通過法院程序完成。外界可以預測、可以施壓,但不能把“某政府決定判誰死刑”當成事實來講,因為這會把政治表態與司法裁決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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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死刑”這一點,討論尤其容易走偏。很多人以為韓國早就廢除死刑,其實更準確的說法是:韓國長期沒有執行死刑,屬于“事實上的暫停執行”,但法律層面仍保留死刑條款。
韓國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后長期未執行死刑,是一種持續多年的政策和社會共識結果,并非“死刑不存在”。這也意味著,即便某個案件在法律上存在死刑量刑空間,最終是否會走到“執行”這一步,仍然充滿不確定。
尤其當被告涉及高層政治人物時,司法系統往往更謹慎。謹慎不是偏袒,而是因為這樣的判決具有極強的社會震蕩效應:可能引發大規模抗議、激化黨派對立、甚至引出安全風險。
法院在程序上越嚴謹,往往就是為了讓判決更經得起檢驗,減少“政治審判”的質疑。韓國歷史上也出現過高層因“內亂”等重罪被判重刑甚至死刑的案例,但后來又出現特赦或減刑。
這說明兩點:第一,法律在極端政治案件里確實可能開到很重;第二,政治現實又可能在后期對結果產生影響。這種“法律與政治相互纏繞”的現象,是很多國家在處理重大政治事件時都難以完全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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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當前案件的輿論場,最需要警惕的是把一場審判寫成“馬上要絞刑架落下”的戲劇故事。韓國即便保留死刑條款,也沒有所謂“絞刑架緩緩降下”這種確定畫面。
案件真正的看點,不在于某一天會不會出現極端結果,而在于三件事:第一,指控到底是什么、證據鏈是否閉合;第二,程序是否完整、是否給足辯護權;第三,判決如何在法律與社會穩定之間取得可執行的平衡。
對于被告陣營來說,拖延戰術能不能奏效,往往只會體現在“量刑幅度”和“案件分拆”上,而不太可能把一個證據充分的大案直接拖成無罪。
拖延最大的價值,是讓“政治溫度”降下來或者轉移焦點,讓判決不至于在最高熱度時落槌。對于控方或推動追責的一方來說,他們通常希望盡快定性定責,形成政治上的明確結論,并且通過重判來建立“未來的政治紅線”。
這兩種目標天然沖突,所以你會看到控辯雙方在程序、證據、開庭節奏上不斷拉扯。所以,那位在法庭上“死磕八小時”的人,可能確實是在為某些政治人物爭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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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無論你站在哪一邊,都可以用一個簡單標準看待這類案件:如果證據充分、程序完備、判決可執行,那么結果就更有穩定性;如果靠口號、靠情緒、靠街頭壓力把司法推向極端,短期可能讓一方爽,但長期只會讓社會撕裂加深。
韓國政治這些年反復出現“你上臺就清算我、我上臺就清算你”的循環,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哪一方喊得更狠,而是制度能不能把沖突關在程序里,而不是把社會推向更激烈的對抗。
在這種大案中,延期三天也好、拖延八小時也好,都不代表結局已經寫死,只代表博弈還在繼續。真正決定結局的,仍然是證據、程序和政治現實三者的交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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