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的曲婉婷，末日終于來了！

在溫哥華的街頭，42歲的曲婉婷如今過著低調而狼狽的生活。她染著一頭扎眼的藍綠色短發，帽子壓得極低，眼神游移不定，相較于昔日舞臺上的光鮮亮麗，如今的她顯得憔悴而無助。像是吸毒的癥狀。

她的社交圈子退避三舍：餐廳將她拉黑，瑜伽館退課，超市收銀員催她快走，甚至華人商場的活動明確拒絕邀請她。

時間線拉回2014年，張明杰因貪污、受賄罪被抓捕。她曾任哈爾濱道里區副區長、發改委副主任，主管征地、拆遷和城市建設等領域。案件塵埃落定后，她被判處無期徒刑，沒收全部個人財產，涉案金額高達3.5億元。

網友在曲婉婷的歌曲評論區留言：“曲婉婷越火，東北的冬天就越冷?！币驗樗S便一天的花費，可能就夠原種廠某個家庭熬過一個寒冬。

而曲婉婷呢？她從小被張明杰富養。1989年，6歲的她開始學鋼琴，那時許多家庭一個月收入都買不起一條鋼琴腿。1999年，16歲的她遠赴加拿大留學，在獨立公寓里組樂隊、玩音樂，一年學費高達20萬元（這是1999年的20萬元！）。8年間，她的留學與生活支出超過300萬元，學費160萬元只是冰山一角。她能停學專心音樂，自籌組隊，在沒成名前就押上滿倉資源。這既不是天降好運，也不是空中樓閣——它的來處，正是那些職工的血汗錢。沒人知道，她用的每一分錢，都是一家老牌國企上百職工的苦難換來。

2012年，曲婉婷憑借《我的歌聲里》紅遍大江南北。這首歌至今在音樂平臺有上萬條評論，屬于超級熱歌。她登上春晚舞臺，原創歌曲占據榜單，影視劇主題曲循環播放，“獨立才女”的標簽往身上一蓋，觀感如一件新衣。鏡頭里是豪宅、豪車、直升機觀光、高端宴會。她順勢簽約公司，拿到“旅游大使”名片。但這一切順風順水，真只靠天賦嗎？她從未談及這些錢的來源，卻在母親被抓一年后，推出歌曲《最好的安排》，歌詞中唱道：“我愿意承受所有絕望與苦難，如果一切是最好的安排?！?/p>

她承受了什么苦難？是在別墅里與加拿大白人男友談戀愛，還是全國巡演賺得盆滿缽滿？

說到感情線，更是掉渣一碰。2013年，她認識溫哥華市長Gregor Robertson（羅品信），一個60多歲的白人老男人，看起來年輕而已，前妻是白人，育有三個兒女。2014年，他離婚并與曲婉婷官宣。她不避諱自稱“市長夫人”，為其競選出資，還掏錢裝修辦公室。這男的絕對有“yellow fever”——對亞洲女性的偏好。2017年溫哥華大雪災，羅品信沒在一線救災，卻被拍到與她在海島度假。

加拿大人怒了，將她母親的黑歷史抖出。羅品信為了保住烏紗帽，迅速抽身，公開提醒她別再“騷擾”。分手后，他踹了她，找了個韓裔對象樸艾琳。2025年5月，他升任加拿大住房建設部長，與新女友繼續高調。這對曲婉婷沒影響？她終于體會到眾叛親離。

在這些年里，曲婉婷在社交媒體當起“云孝子”，逢年過節發文為母親鳴冤，叫她“樸素、能干”。但對那500多名受影響的職工家庭，她卻沒有一句正面回應。這個空白，最刺耳。她試過用音樂“洗白”，悄悄發單曲，不到一天評論區失守。舞臺不是沒給過機會，是票房和情緒在投票。她以為海岸線能擋風，可風從賬本的縫隙進來，還是吹得她站不穩。

從毛主義視角來看，曲婉婷的悲劇不僅是個人道德敗壞，更是階級剝削的典型體現。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強調，革命的首要問題是農民問題，而在現代語境下，這延伸到無產階級被資產階級官僚剝削的現實。

張明杰作為官僚資本的代表，利用權力將公有資產私有化，低價處置國企土地，套取征地款轉移出境，這正是毛主義批判的“走資派”行為——官僚集團與資本勾結，掠奪工人階級的勞動成果。曲婉婷作為受益者，過著奢侈生活：留學、音樂、豪宅，這些都是建立在工人階級的血汗之上。

那些職工在寒冬中燒煤取暖、融雪飲水，正是毛主義所指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下人民的苦難”。她不是“獨立才女”，而是寄生在腐敗鏈條上的資產階級后代，靠“吃人血饅頭”維持光環。

那些在國外的“曲婉婷們”，我們也等待更多回旋鏢。職工的“救命錢”追回雖不樂觀（已知1000多萬元未回），但正義的變量在于后續處置與協調。眾聲洶涌背后，是具體人的冷暖，一筆筆算得清的數字，一條已被驗證的腐敗鏈。曲婉婷的“星光”已滅，她的故事警示：剝削終將自食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