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騎木驢”是怎樣的刑罰？女囚犯們寧可自殺，也不愿遭此酷刑

殺人，不一定非得動刀子。

在古代衙門的大堂后面，藏著一種比掉腦袋還讓人膽寒的刑罰。

它不沾一滴血，不見半點刃，卻能把一個活生生的人，當著全城百姓的面，活活“看”死。

這東西，叫“騎木驢”。

名字聽著怪，其實跟牲口沒半點關系。

它就是個極其粗糙的木頭家伙，樣子像個長條板凳，但凳面又窄又硬，有的甚至做成三角形的棱。

人被架上去，兩腿分跨，雙手反綁，整個人的分量全壓在要害部位。

這滋味，光是想想就讓人頭皮發麻。

但身體上的折磨，還只是這道刑罰的開胃小菜。

真正要命的，是接下來的“節目”——游街。

衙役們抬著這個木頭家伙，前面有人敲著破鑼，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過來。

旁邊的人舉著一塊牌子，上面用墨汁寫著斗大的罪名，像個標簽一樣死死釘在你身上。

后面還有人擂鼓，那鼓點不像是助威，倒像是送葬的哀樂。

隊伍就這么慢吞吞地，從城南走到城北，穿過最熱鬧的街市，走過你最熟悉的街坊。

這時候，街兩旁站滿了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他們不是來看熱鬧的，他們本身就是刑罰的一部分。

那些目光，像幾千幾萬根燒紅的鋼針，一下下扎在你身上。

那些指指點點、污言穢語，還有隨手扔過來的爛菜葉、臭雞蛋，甚至小石子，像一場暴雨，劈頭蓋臉地砸下來。

你被綁在木驢上，動彈不得，躲閃不了，只能硬生生地受著。

清代江西撫州有個姓黃的女子，跟婆婆鬧了點矛盾，結果被誣告說她要下毒害婆婆。

證據根本不扎實，官老爺沒法定死罪，就判她“騎木驢三日”。

第一天，黃氏還昂著頭，想跟圍觀的人解釋，喊自己是冤枉的。

第二天，唾沫星子和臟東西已經糊了她一臉，她自己家的大門上也被貼了“孽婦”的封條，她不喊了，眼神開始發直。

到了第三天，衙役把她從木驢上抬下來的時候，人已經不行了，牙關緊咬，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活不了了…

牢里的老獄卒在記錄本上寫：此女，無病，氣絕。

懂行的人都明白，她不是病死的，也不是餓死的，是被人一口唾沫一口唾沫給淹死的，是被街上那些數不清的眼睛給活活“瞅”死的。

這個“瞅”字，比刀子還鋒利。

你翻遍《大明律》《大清律例》這些官方的法律條文，都很難找到“木驢”的正式名分。

它根本不在“笞、杖、徒、流、死”這五大刑罰系統里。

它是個“土政策”，是游離在國家法典之外，卻被各地官府心照不宣地普遍使用的一種“潛規則”工具。

這恰恰是它最陰險的地方。

它有兩個主要用處，而且效率高得嚇人。

頭一個，就是用來維護那套老祖宗傳下來的規矩，尤其是針對女人的。

在那個把“失節”看得比餓死還嚴重的地方，女人的本分就是三從四德。

一旦有哪個女人被認為挑戰了這套規矩，比如被指控“與人私通”、“不孝順公婆”，哪怕沒有鐵證，官府也樂得用木驢來“教訓”她。

河北就曾有個寡婦，族里人逼她改嫁，她不愿意，就偷偷跑了。

結果被抓回來，知縣不審也不判，就下令讓她“坐于木架之上，靜思己過”。

也就幾個時辰的功夫，這個女人就精神失常了，見人就傻笑，嘴里胡言亂語，沒過多久就死在了大牢里。

她不是死于逃跑，而是死于她的“不順從”，木驢就是碾碎這種“不順從”的磨盤。

第二個用處，是撬開那些硬骨頭的嘴。

很多案子，嫌犯被抓來之后，死活不招。

打也打了，罵也罵了，就是不開口。

這時候，木驢就成了“審前程序”。

清代廣東的一份舊檔案里記著，一個叫趙氏的賣菜婦人，跟鄰居拌了幾句嘴，就被對方誣告她“敗壞風化”。

縣令沒急著升堂，而是讓人把她架上木驢，“坐三日，看神情”。

第一天，趙氏還哭天搶地喊冤；第二天，人已經虛脫，偶爾呻吟幾聲；到了第三天，徹底癱軟，不省人事。

等衙役把她抬回大堂，審問都還沒開始，她的意志就已經被徹底碾碎了。

后面的審理，不過是走個流程罷了。

這種“看神情”，看的根本不是真相，而是看一個人的精神防線什么時候會徹底崩塌。

對于受刑的人來說，只要被綁上過木驢，這輩子就算完了。

即便僥幸能活下來，走出大牢，你在所有人的眼里也已經是個“死人”了。

西安碑林里有一塊殘碑，上面模糊地刻著一個叫鄭蘭的姑娘的故事。

她被誣告跟一個逃兵有牽扯，知縣在沒憑沒據的情況下，決定讓她“騎木驢游城，以審虛實”。

隊伍剛走出衙門，鄭蘭看著街上黑壓壓的人頭，聽著那些不堪入耳的議論，她突然用盡全身力氣大喊了一聲：“我身清白！”

隨即猛地把頭撞向木驢的支架，當場血流如注，氣絕身亡。

她不是怕疼，她是怕那種比死還難受的羞辱。

她用最剛烈的方式，保住了自己最后的一點臉面。

這種羞辱，甚至會牽連整個家族。

清朝末年，四川宜賓有位姓鄧的女先生，因才學和容貌都相當出眾，被當地一個大戶人家的少爺看上。

她誓死不從，結果反被對方羅織罪名，告她“失教毀綱”，判了騎木驢游街。

游街那天，她白發蒼蒼的老父親就跟在隊伍后面，從街這頭走到那頭，看著木架上形容枯槁的女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當晚，老人家服毒自盡。

三天后，鄧先生也在獄中懸梁自盡。

從此，鄧家再沒人提起那位女先生。

她的名字，連同那段游街的路，都成了一道永遠淌血的傷疤，刻在了家族的骨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