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結(jié)束后，61歲龍云隨即遭到杜聿明突襲，蔣介石：立即將他處死

1962年6月，統(tǒng)治云南長達十八年之久，有著“云南王”稱號的龍云，死在了北京，享年78歲。
臨死前，龍云仍不忘家鄉(xiāng)的百姓，他自顧自的嘟囔著什么，手指著云南的方向，仰天長嘆許久。
然而，當他的靈柩被批準遷入八寶山公墓時，各方的質(zhì)疑聲，卻紛至沓來。他們不解，舊時代的軍閥，為何有資格與革命先烈，并駕齊驅(qū)。
事實上，從軍閥混戰(zhàn)，到圍剿紅軍，再到出兵抗日，龍云做錯了不少事情，也做對了不少事情。
他的遺體告別時，周恩來總理還在百忙中親自前來吊唁，他說：“龍云一生有三個功績，反蔣、抗日、聯(lián)共。”
他對的起云南百姓，也對得起戰(zhàn)火紛飛的中國。將他葬在革命公墓，恰恰是對他一生功績的認可。
那么，龍云真的是這樣的么？

唐繼堯的愛將
龍云，云南昭通人。
出生在金沙江畔的他，并不是個安穩(wěn)的少年。相反，龍云少年時非常活躍，他不愛讀書，卻癡迷武術(shù)。
1911年，四川爆發(fā)保路運動，27歲的龍云帶著老表盧漢、同鄉(xiāng)鄒若衡前往四川敘府，投奔到魏煥章麾下。
然而，龍云并是個“從一而終”的人。
當武昌起義的號角在昆明吹響，蔡鍔的援川軍北上四川時，龍云又和盧漢投靠了滇軍團長謝汝翼。
可以說，謝汝翼是龍云的恩人和伯樂。在他的引薦下，泥腿子出身的龍云方能進入云南陸軍講武堂。
自此，龍云改頭換面，思想更迭，實力暴漲。他的同學有朱德、葉劍英，他的軍事能力也傲視群雄。
值得一提的是，在龍云畢業(yè)前，他還干了件“驚天動地”的事。
世人皆知，霍元甲在天津打敗過俄國大力士。可在偏僻的昆明，法國拳師也曾樹起“拳打中國”的招牌。
然而，他卻遇到了龍云。龍云“好勇斗狠”，功夫底子深厚，僅僅數(shù)招，就打得法國拳師找不著北。
未來的“云南王”，也曾是個熱血青年啊。
有趣的是，“一戰(zhàn)成名”的龍云，還得到了唐繼堯的青睞。作為蔡鍔之后的云南當家人，唐繼堯極為欣賞龍云，將他調(diào)任中尉副官。
事實上，唐繼堯和龍云是相輔相成的。
護國軍討伐袁世凱時，龍云以副官的身份，數(shù)次救援唐繼堯，助他化險為夷。在唐繼堯遭到刺客襲殺時，又是龍云的挺身而出，保全了他的性命。
甚至，當顧品珍大張旗鼓的將唐繼堯趕出昆明，獨霸云南后，還是龍云帶人突襲了顧品珍的司令部，才能讓他“二次回滇”。

三槍定云南
然而，“二次歸來”的唐繼堯，卻像變了個人，全然沒有護國元勛的模樣。他排斥異己、驕奢淫逸，還窮兵黷武。
更有甚者，唐繼堯還逆著潮流行事。
當時，滇軍將領(lǐng)大多出自云南陸軍講武堂，深厚革命思想的熏陶，對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極為支持。
可唐繼堯卻偏偏唱反調(diào)，他一面高呼“反共討赤”，一面又派人和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聯(lián)絡。
不久后，“二六政變”爆發(fā)，龍云聯(lián)手胡若愚、張汝驥、李選廷發(fā)動兵諫，逼著唐繼堯公告下臺。
然而，亂世之中，最不可信的就是“信譽”。
隨著唐繼堯的倒臺，龍云的盟友胡若愚又將槍口對準了他。盡管龍云勉力擊退了他，將胡若愚趕出云南，卻也付出了左眼為代價。
可他的屁股還沒坐穩(wěn)，云南彝族土司又發(fā)動了叛亂。好在，土司麾下大多都是“土老帽”，實力不強，很快就遭到了鎮(zhèn)壓。
這就是龍云“三槍定云南”的由來。
第一槍打向了舊主唐繼堯，將他十四年的統(tǒng)治拉下馬。第二槍驅(qū)逐了盟友胡若愚，搞定了最大的競爭對手。
而第三槍則指向了云南各處地方，鐵血鎮(zhèn)壓、恩威并施讓心懷叵測的土司們再也不敢蠢蠢欲動。
沒過多久，蔣介石又給龍云送來了“官方認定”。他被任命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任第十三路國民軍總指揮。
“云南王”的稱號，自此落在了龍云頭上。

不過，蔣介石也不是行善事的人。他要求龍云在云南“清共”，并接受國民政府對滇軍的軍事改編。
如此“連吃帶拿”的戲法，自然逃不過龍云的雙眼。
他雖盡全力的推行“清共”，卻拒絕了蔣介石的改編要求。甚至，他還讓盧漢等親信分管滇軍要職。
值得一提的是，龍云對云南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無論是交通、金融，還是教育、工業(yè)，都離不開龍云的影子。
在他統(tǒng)治云南的十八年間，云南兵工廠、富滇銀行、西南聯(lián)大、滇黔公路、滇川公路相繼而起。
當東部沿海各省和中部省份的百姓還在因戰(zhàn)亂、貧困凍餓而死時，云南人已經(jīng)過上了相對安穩(wěn)的日子。
不過，龍云也不是“圣人”。
為了籌集錢糧和個人私利，他還派親屬壟斷了煙土生意，致使云南鴉片泛濫，老百姓苦不堪言。

抗戰(zhàn)的中流砥柱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
當時，龍云奉命前往南京參加國防會議，當著蔣介石的面，他慷慨激昂道：“云南愿出20萬兵員，助力國家抗戰(zhàn)，救亡民族。”
要知道，云南不是四川、廣東，它的人口僅有900萬，且都是在偏遠山區(qū)，思想落后，教育水平極低。
而20萬兵員，意味著每45個人，就有一人要出滇抗戰(zhàn)。可想而知，龍云對于抗戰(zhàn)的支持力度有多大了。
當然了，龍云可不是在“討好”蔣介石。
國防會議不久，滇軍60軍的4萬多人，就率先離開了昆明，步行一千多公里，抵達山東臺兒莊。
當時，孫連仲正被日軍圍困，形勢危急。剛剛到達的滇軍甚至來不及磨合戰(zhàn)術(shù)，就沖入了戰(zhàn)場，和日軍激戰(zhàn)。
在禹王山，滇軍營長嚴家訓浴血殺敵，誓死不退，壯烈犧牲。團長尹國華帶著全營500名戰(zhàn)士，抗戰(zhàn)到底，僅剩一人生還。
僅僅20多天的阻擊戰(zhàn)中，滇軍就付出了2萬余人的代價。而他們也用生命換來了臺兒莊大捷，重創(chuàng)了日軍。
事實上，八年抗戰(zhàn)中，龍云就先后派出了三個軍，多達22萬人奔赴前線抗戰(zhàn)。無論是徐州、武漢，還是中條山、長沙都有滇軍的身影。
然而，正是因滇軍悍不畏死的作戰(zhàn)風格，他們的傷亡比例也很高，竟高達10萬人，負傷犧牲。

而在滇軍將士們前線浴血時，留在家鄉(xiāng)的龍云和云南百姓，也在為打通抗戰(zhàn)“生命線”，辛苦奔波。
1937年，在無技術(shù)、資金和設備的情形下，龍云主動提出修建滇緬公路，為國際援華打通通道。
當時，云南各族百姓紛紛踴躍報名，他們扛著鋤頭、拿著鐮刀，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硬生生的從崇山峻嶺中，鑿出了路。
而很多百姓也因為過度的勞累、疾病和意外事故，不幸犧牲。他們被埋在路基下，長久的守護著這條“生命通道”。
可以說，正是有了云南數(shù)十萬人的前赴后繼，全長959公里的滇緬公路，才能在短短九個月內(nèi)就全線暢通。
而作為中國接受國際援助的唯一通道，滇緬公路也被美國記者稱之為“用鋤頭挖出來的抗戰(zhàn)奇跡”。
除此之外，龍云還大力支持中國遠征軍的抗戰(zhàn)。在騰沖、松山、龍陵全殲日軍2萬余人的戰(zhàn)役中，都離不開龍云的幫助。

蔣介石的眼中釘
然而，龍云的名聲越響亮，蔣介石反而越如芒在背。
對于一心想要“集權(quán)”的蔣介石來說，龍云堅持“滇人治滇”，軍事自主，無疑是對他的極大挑釁。
而在抗戰(zhàn)時，龍云又和中共有過交往，保護過民主人士和地下黨，這就更讓蔣介石無法容忍了。
因此，當日軍投降的消息傳來時，蔣介石就想到了向龍云“開刀”的手段。
當時，蔣介石高舉國家大義，命令龍云的親信盧漢帶著滇軍主力第一方面軍，自昆明前往越南，接受日軍投降。
不久后，他又以盧漢手中的兵力不足為由，再次調(diào)走了龍云留在昆明的暫編十九師以及二十三師。
如此一來，龍云手中僅有龍繩祖的二十四師和少量警衛(wèi)部隊。
可以想象，中了“調(diào)虎離山”之計的龍云，已然成了蔣介石和杜聿明案板上的肉，任由他們切割了。
而蔣介石也全然不顧“臉面”。
他直接命令杜聿明率軍包圍昆明，切斷龍云和外界的所有聯(lián)絡通道，阻擋龍繩祖的二十四師前來救援。
他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在昆明，明目張膽的殺了龍云。

好在，睡夢中的龍云被槍聲驚醒，他匆忙躲進五華山省政府駐地，借著地勢和警衛(wèi)營的奮起反擊，暫且躲過了一劫。
然而，敵我力量懸殊太大，龍云被殺已然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
幸而此時，國民黨元老宋子文等人出面力保，他們向龍云許諾，只要放下武器，就能保證他的安全。
萬般無奈下，61歲的龍云只好放棄抵抗，離開了經(jīng)營十八年的云南。他被軟禁在重慶，連上廁所都要專人“看守”。
此時，是1945年10月3日，距離抗戰(zhàn)結(jié)束，還不足一個半月。
而在美國人眼中的這場“小偷式的襲擊”，讓蔣介石在云南聲名狼藉，也讓龍云徹底認清了他的嘴臉。
他對記者說：“我只是和蔣介石的主張不同而已，從未想過他會用如此卑鄙的手段，來對付我。”
自此以后，龍云被蔣介石軟禁了三年。
1948年，若不是地下黨暗中幫助，將他從特務的手中救出，送去了香港，龍云必然會重蹈楊虎城將軍的悲劇。
而在抵達香港后，龍云不僅公開和蔣介石決裂，還多次寫信給表弟盧漢，勸說他認清形勢，和平解放云南。
事實上，自龍云被迫離開云南后，盧漢就受制于特務和國軍，無法自主。
當面對解放軍的攻勢和龍云殷切的勸說時，舉棋不定的盧漢終于放下戒備。他在昆明宣布起義，活捉了徐遠舉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軍進駐云南時，龍云的兒子龍繩祖卻反復無常，暗中勾結(jié)國民黨殘留部隊和土匪，殺害干部、戰(zhàn)士。
當陳賡屢次勸說無效，下令剿除龍繩祖時，已是新中國建設者的龍云，還多次表達不滿。可在他親自前往云南調(diào)查后，就改變了想法。
可見，龍云是個深明大義、胸懷寬廣的人。
1962年，78歲的龍云病逝于北京。
當有人質(zhì)疑他為何有資格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時，周恩來總理卻親自為他正名。他一生的功績，足以對得起云南，對得起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