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群結交名流、披著記者外衣的日本人，竟然都是間諜

這是一群溫文爾雅、謙謙君子式的人物，他們以記者、報人的身份出現，活躍于近代中國的各個舞臺，結交名流，遨游公卿，若不是檔案解密，中國人恐怕至今都不知道他們其實是一群間諜。

明治維新之后，日本逐步走上軍國主義道路，自1884年開始，不少來華的日本報人，實際上是受雇于軍方、外務省的情報人員。他們學習中文，游歷各地，但卻是為日本的侵略擴張做準備，諸如刺探北洋水師駐地、淮軍軍營、清軍關隘等處，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辛亥革命、張勛復辟都可以看到日本間諜報人的身影，而他們的行動無疑助長了日本后來的侵略擴張。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還收購了中文報紙《漢報》，將這一重要傳媒操于手上，試圖引導輿論，而一般中國讀者根本發現不了所讀報紙是受日本間諜操控的報紙。此后，他們直接到中國各地創辦報刊和通訊社，或收買、操控中國報刊、報人，以此影響新聞宣傳和大眾心理。20世紀30年代之后，日本間諜報人水野梅曉、鷲澤與四二、末次政太郎更是叫囂對華侵略，或參與組建漢奸政權，留下了諸多罪行。

《面具之下：近代日本報人對華情報活動》，俞 凡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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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報人的情報工作

除了輿論調查工作的變化之外，這段時間里外務省還開始有計劃地加強對中國報人的情報工作，而在這其中，曾經在日本留學過并在當時中國輿論界具有重要地位的報人便受重點“關照”。茲試以胡政之為例，來說明當時日本對中國報人情報工作的基本特點：

胡政之（1889—1949），近代中國著名報人，1907年赴日本勤工儉學，1912年進《大共和報》任日文翻譯，開始新聞工作歷程；1916年9月出任王郅隆主持之《大公報》經理兼總編，此后畢生從事新聞事業；1924年創辦國聞通訊社及《國聞周報》，1926年與張季鸞、吳鼎昌合作接手《大公報》后出任總經理兼副總編輯，至1949年4月在香港去世。胡的留日學生背景兼著名報人的雙重身份，使他成為了日本當局進行情報工作的重點對象。1917年5月，正值黎元洪與段祺瑞“府院之爭”如火如荼之際，21日，黎元洪以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為由撤銷其國務總理職務，段則依《臨時約法》拒絕承認黎的撤職令。6月14日，張勛奉黎命入京調解。就在北京政局一團亂麻之際，6月16日，時任日本駐北京公使館參贊船津辰一郎拜訪胡政之，與之“談時局”。胡首先對船津分析了段祺瑞免職后北京政府的復雜局勢，特別分析了北京政局諸要人間錯綜復雜的關系，認為黎元洪“在段祺瑞被免職后，愈加陷入窘境，已經決心退位”，而“李經儀和張勛表示應盡力擁護黎總統”，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極力想坐上總理的寶座，張勛也呼應其給予援助”，但“李為人老奸巨猾，官僚風十足，人望甚薄”，故此“內外輿論對其批評攻擊增多”。在熊希齡、王揖唐等人拒絕李的入閣提議后，李“才發現自身聲望不足”，于是退而“讓王士珍做總理，自己做財務總長。其實是想掌握總理實權，然后綁架一些差不多的人才入閣，計劃保持內閣相當程度的持久”。雖然如此，“但是內閣必定不能長久維持，結果徐世昌作為幕后人物，觀望段內閣的崛起”。其次，對他分析了美國對華提出勸告的影響問題，認為：“這次勸告對黎總統和民黨一方是好意，但對北洋派以及督軍團一方，卻引起了他們的不快，但是實際上并沒有任何影響。”這次談話對于日本了解當時中國的內外局勢，具有重要價值，所以船津馬上將此次談話記錄上報駐華公使林權助，林于次日電告外相本野一郎，足見日本對胡提供情況的重視。

1923年下半年，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戰敗的張作霖與段祺瑞、孫中山建立了反直的“三角同盟”，積極謀劃卷土重來。而其時適逢原江蘇督辦齊燮元借前江蘇督軍李純暴亡之機竊據蘇督大位，齊因憂心自己地位不穩，于是主動投靠吳佩孚，由是便與緊鄰的浙江督軍盧永祥產生了矛盾，大戰一觸即發。1924年1月5日，胡與日本駐長沙總領事清水八百一談江浙一帶局勢并分析齊燮元、曹錕、王占元、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等人在江浙一帶的關系，認為江浙地區局勢大有緩和，并將至少持續到農歷年關；齊全力攻浙，會引起吳的不安，對齊在浙江的態度表示“相當的強硬及反對之意”，由此“江蘇方面的態度也會逐漸緩和”；而孫準備攻浙的消息“只是宣傳而不足為信”。3月25日，胡再與清水“談時局”，分析了福建之變后齊燮元、吳佩孚、王永泉、孫傳芳之間“像三國演義一般”的復雜關系，同時又分析了伍朝樞奉天之行的真正目的，認為所謂“三角同盟”的說法“靠不住”，而“反直派在目前這個階段不會有什么動作”，同時“奉張方面非戰論者占據有力地位”，所以“當下天下的情況應該會比較穩定”。這兩份報告，對于日本掌握中國時局，具有相當的價值，所以都在談話后不久便被發往外務省。

1926年初，正值廣州國民政府積極籌劃北伐之時，胡于3月8日又與駐華全權公使芳澤謙吉談論時局，分析了漢口、南京、上海及奉天等諸方面形勢，其要點在于分析吳佩孚、孫傳芳、閻錫山、蔣介石、楊宇霆、張作霖、馮玉祥等之間的關系，特別著重于分析馮、孫、蔣“三角同盟”與“張吳聯合”兩大派系間爭斗的局勢。談話很長，但要而不煩，涉及人物雖多卻條理明晰，可見胡作為一名優秀記者的卓越的大局觀和對局勢的洞察力。這份報告于8日（當天）以專電形式由芳澤上報外相幣原喜重郎。

1929年冬，蔣、馮、閻劍拔弩張，中原戰云密布，11月18日，胡又與駐漢口代理總領事原田忠一郎談話，分析閻、馮、何（應欽）三方關系，告以“（馮、閻）雖然表面斷絕了往來，但各派秘書每天兩點在河邊村見面，進行情報交換，以及其他事宜的商議。二者關系極為密切，副司令官就任等只不過是閻錫山演戲罷了”。而“何應欽與閻錫山之間沒有隔閡，互相諒解，隨著未來時局變化，應替蔣擔任中央軍統帥，急赴河南。閻錫山對時局的態度，將在不久西北軍占領平漢線一重要地點時表明”。該情報于20日由駐華公使堀內謙介專電報告幣原，并轉發滬、寧、漢、粵、福、青、濟、津、奉、吉、黑等各地日本駐華機構——日方對此情報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正是由于胡多次與日方“談時局”，為日方分析中國局勢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所以當胡有求于日方時，也獲得了相當的關照。1926年，胡與張季鸞、吳鼎昌籌劃續刊《大公報》，將社址選在天津日租界內。在續刊前，為了獲得日本當局的支持，胡專門于7月6日出面拜訪日本駐華外交機構。日方給予胡很高禮遇，由時任日本駐華使館書記官重光葵親自陪同，一同拜訪了全權駐華公使芳澤謙吉與駐天津總領事有田八郎。芳澤于會面后專函外相幣原報告此事，云：

本月6日胡霖與重光書記官來訪。他們計劃將日本租界內去年停刊的《大公報》用一萬美元買下來，在鹽業銀行吳鼎昌、原上海《中華新報》主筆張熾章以及胡霖三人的經營下于近日復刊。因為《大公報》在日本租界內，特請日本總領事館予以諒解，他會于近日赴天津面見官員，請求后援。因為大公報社原為相當大的報社，印刷機械等相當完備，Job Printing（原文）也有能力，吳鼎昌做名譽社長，一切編輯事務由張熾章負責，（胡霖）自己負責報紙的經營方面。因為國聞通信社也在好轉當中，想在將來成為像日本聯合通信社那樣的機構，有必要進行相關機構以及人才的培養。第一步是這次購買《大公報》，憑著對軍閥不偏不倚、嚴守中立、保持公正的態度，成為輿論的領導者。這一點望日本方面予以諒解。胡霖如您所知是眼下中國媒體業內最重要的國聞通信社的社長，見識經驗十分卓越；吳鼎昌作為中國銀行界的新人據說也有無人能比的分量；另外，《大公報》主筆張熾章曾經是張耀曾、谷鐘秀等政學系的機關報紙——上海《中華新報》的主筆，時常著眼于大局，外交觀點大氣，在上海中文報界是讓人嘖嘖稱道的人物。上面三人都是日本留學生，而且都是同屆生，與我方直接間接關系不淺。通過和胡霖接觸，上文的描述您已經有所領略，胡還是想繼續保持聯絡，張熾章最近也在天津做準備工作，可能最近要前往貴處訪問，敬請抱有好意認真接待。

通過前述胡政之的例子，我們不難發現，日本當局通過中國報人的情報搜集活動具有以下特點。首先，這種情報搜集活動往往是以私人談話的形式進行。其次，所選對象多是與胡一樣有過留日經歷的報人或是持親日態度的政客，如前述1924年1月胡霖“談時局”報告卷宗內就同時有張繼與溫宗堯兩人“談時局”的記錄。最后，對于經常“談時局”的對象，日本當局也會在許多方面予以特殊照顧。這種做法，一則可以保證有的放矢；再則可以使談話對象放松警惕，更有助于挖到有價值的情報；三則也可以讓談話對象得到實際利益，從而更拉近雙方關系。縱觀這一時期的外務省檔案，類似記錄可謂比比皆是，日本在這方面用功之深，可見一斑。

原標題：《這群結交名流、披著記者外衣的日本人，竟然都是間諜》

欄目主編：朱自奮 文字編輯：蔣楚婷

來源：作者：俞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