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 文論的中國性：在多學科交融中開啟文明對話新篇章

我們正身處一個深刻的文化自覺時代。無論是主流媒體還是大眾傳播，無論是民間社會還是知識精英，無論是以電影、電視、短視頻為主的大眾媒體還是學校、教育機構與博物館、美術館，有關中國傳統的文化認同都在不斷加深。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學術思想的各個領域都在重新發現“中國性”。語言學領域正在重新發現漢語的音韻、詞匯與結構的智慧與美麗，尤其是漢語漢字與中國式思維的問題，已經成為語言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古典學正在回歸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并尋求中西古典文明的交流互鑒。哲學研究在回歸儒釋道本源之路上十分深入，而且已經展開了古今中西之間的對話，提出了哲學知識形態中的“中國文化和中國生活方式”“中國精神視野”“將哲學當作動詞”“做中國哲學”等命題。史學領域打破了西方中心主義敘事，并構建中國自主的歷史學知識體系，呈現出更加多元和深入的趨勢，特別注重從自身歷史傳統和現實問題出發，試圖超越簡單的理論移植，尋求更深層的文化自覺和理論創新。藝術學領域一直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尋找東方美學的當代表達。例如，以北京大學教授朱良志為代表的藝術美學研究，論“高古”，論“時間”，都彰顯出中國文化的特征。眾多學科不約而同地探尋“中國性”，絕非偶然，這表明：中華文化主體性在全球化時代必然覺醒。

中國文學理論學科，也不例外。新一代學人在前輩學者耕耘的基礎上，繼續探尋文論的中國性問題。然而，在這條學術道路上，我們需要保持學術理性。

第一，避免本質主義的陷阱。中國性不是封閉、靜止的本質存在，而是流動的、生成的文明脈絡。它既深植于先秦諸子的思想機鋒中，也體現在唐宋時期的詩詞文章里，更在近現代中西文明交匯的創造性轉化中不斷重塑自身。我們要探尋的是“活的傳統”，而非博物館中的標本。譬如“山水”，一般認為，西方有“風景”，而中國有“山水”。但如果說中國山水從古典時期開始一直沒有變化，這就陷入了某種本質主義的陷阱。因為在先秦的《詩經》與《楚辭》里，水澤、山林等自然曠野的意味，跟希臘神話與悲劇中的Oros（山林）一詞一樣，大都是人類可畏、山鬼與河神居住的原始存在。只有到了東漢末年甚至陶淵明、謝靈運之后，山林才真正成為與人親近的人化自然。山水畫的發展也經歷了一個從神靈棲居到人類可游可居的變化過程。其中的山水美學表現出足夠豐富飽滿的中國性。

第二，注重中西對話的辯證性。我們追求的并非排他的自我確認，而是在對話互鑒中確立自身。2019年的上海高考作文題“中國味”，出得很好。題目是這樣的：傾聽了不同國家的音樂，接觸了不同風格的異域音調，我由此對音樂的“中國味”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從而更有意識地去尋找“中國味”。題目中所說，不是孤立地尋找中國味，而是聽了很多不同的音樂之后，才能真正獲得中國味的深刻感受。這不僅是文化價值上的“和而不同”，而且點出了真正的中國性是一種開放的態度。這在方法論上給了我們一個重要啟示：只有文明互鑒才有真正的主體性與文化自覺。

錢鍾書先生也給了我們一個很精準的例子。他研究“體用”這個概念究竟是本土的還是外來的，他發現顧炎武等皆認為體用一語，來自佛書，是一種污染，是一種“失語”。但是，這些學者都沒有真正面對孔穎達的《周易正義》。盡管《周易》分別出現了體、用二字，但孔穎達的《周易正義》把二者連在一起了。因為這里有一種內在的需求。“夫體用相待之諦，思辯所需；釋典先拈，無庸諱說，既濟吾乏，何必土產？”（《管錐編·周易正義》）也就是說，中國思想史一直有尋找“體用”概念的需要，在這個尋找的過程中，類似于“體用”的概念如“形/質”“能/力”，越來越靠近體用。既然“體用”能把我們中國的一些道理說清楚，何必要土產呢？錢先生非常明確地表達，盡管這個概念有兩個來源，但“體”“用”兩者皆有中國觀念的本土性，把二者精密化并連在一起正是佛教完成的事情。“當從李斯之諫逐客，不須采慶鄭之諫小駟也。”（《管錐編·周易正義》）錢先生的言下之意是我們不應該像慶鄭那樣只采用本國的戰馬，而應該像聽從李斯的意見那樣，反對下達驅逐外來賓客的命令。這種辯證關系要求我們既要避免盲目西化，也要警惕狹隘的本土主義。

從更大的方面來說，中國文化也吸收過很多的佛家觀念。錢先生也說，有些人認為用了釋典就不是正宗的儒學，有人批評朱熹用了佛教典籍，朱熹就不是真正的儒學。這些觀念其實都是不對的。前幾年，中國一些學者也有“判教”的觀念，判教就是將中西問題變成是非問題，認為當代中國學術界得了“失語癥”，文學研究自“五四”以來失去了自己的話語、失去了中國的概念，甚至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全部用西方的觀念取而代之了。這個觀念的影響很大，其合理之處在于“五四”以來確實把一些中國的東西丟掉了，但是這個說法太絕對，似乎所有的外來觀念都不能被用來解釋中國文學了，這是不合理的。錢鍾書主張“心同理同”，事實上，中西方文化包含著一些共同的觀念，有時用西方的語言可以把中國的一些東西說得更精密，而且對照起來也便于找到同中之異，發現并確證各自的獨特性。

近年來，一個重要學術取向是借力打力，借西方理論來重新發現中學。哲學界從中西宗教的比較互鑒來論證中國哲學的超越性特色，從現象學發現中國思想的日常性與生活性。語言學從現象性的進路發現漢字與中國思維。文論界從政治哲學重新發現文以載道的正義論與公共性，從物質研究重新發現清物、長物、博物的審美性，從生態學重新認識唐詩自然哲學的返魅功能等，都取得一定成績。可見，西方的學術方法與中國性不是相互排斥對立的。

第三，關注古今匯通。打破破字當頭的局面，推崇建設性。文論的中國性不應僅是學術話語的自我建構，更要能夠回應當代中國的文化實踐。我們需要從當代中國的語言生活、哲學思考、歷史敘述和藝術創造中提取真問題，古今相接，文脈相續，活古化今，讓文論研究成為滋養文化創新的源泉。當下，一個需要注意的現象是——不能為研究而研究，為文獻而文獻，應增強問題意識。譬如，為什么心靈性是中國哲學與中國詩學共通的核心價值？心學與詩學的真正打通如何實現？建立中國文化心靈詩學的途徑是什么？為什么我們需要一套言說中國性的自主知識體系？知識體系與價值體系的關系是什么？中國文論與中國詩學需要通過什么樣的根源性表達，才能參與當代文學與思想的創造？這些問題都需要得到關注并進一步回應。

質而言之，我們今日的探討不僅關乎學術方向，更關乎文明對話的未來。如何讓中國文論既扎根傳統又面向現代，既具有民族特色又蘊含人類文明的共同價值，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重任。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