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 | 數字人文與修身哲學的互動

摘要：數字人文作為一種方興未艾的研究方式，既大大提高了人文學研究的效率，又給人文學科帶來了重大挑戰。就傳統儒家修身哲學來說，當數字人文的研究方法引入之后，將可以為修身哲學研究提供更加強大的主題數據庫，從而讓研究更全面、更便利。同時，數字人文也要求未來的修身哲學研究更加具有團隊性、協作性、開放性與跨學科性。不過，我們也應當注意到，當前的數字人文研究在對哲學問題進行關聯時，出現了綜述性強而深入度、新穎性不足的問題。這表明，未來的哲學研究者應當在數字人文的基礎上，進行真正富有問題意識的哲學創新，修身哲學的研究尤當如此。

關鍵詞：修身哲學 　數字人文　問題意識　協作性研究

大綱

一、數字人文對修身哲學的創新性意義

二、數字人文的局限和修身哲學對其可能的意義

數字人文不僅是一個新興的學術研究方法，更是一個新興的跨學科研究領域。值得注意的是，數字人文自誕生之日起，即對全世界的學術研究與學術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但也引起了非常激烈的學術討論與爭議。[1]而在當前中國，數字人文也開始對中國學術界發揮巨大的作用，尤其是最近DeepSeek的出現，讓中國學術界既感受到數字人文的澎湃力量，也開始思考如何讓這種新興的學術研究方法能夠為中國學術界帶來真正具有創造力、創新性的發展。筆者無意也無力就數字人文所產生的諸多爭議進行深入探討，本文只嘗試從數字人文和哲學學科的互動角度出發，探討數字人文對哲學中一個分支領域研究的重要意義和兩者未來可能發生的交互性關系。

其實，目前的數字人文研究主要在文學、歷史學、藝術學、語言學等方面發揮作用，但和哲學的深度結合始終不足。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哲學作為一門以理論性、創新性為基礎的學科，其與以信息性、技術性見長的數字人文之間，似乎存在著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這是一些哲學學者對數字人文并不特別感興趣的重要原因。但筆者認為，數字人文作為一個兼具新興技術之工具性、交叉學科之方法論、多維研究之新領域的存在，它和哲學的交互性互動，其實會為哲學本身的發展產生積極作用。就筆者所從事的中國哲學尤其是長期關注的儒家修身哲學來說，數字人文的引入與使用，將可以對傳統儒家修身哲學的研究帶來多方面的積極影響。同時，當我們運用數字人文對傳統儒家修身哲學的重要理念、思維視角等進行深入探討后，也將可以發現修身哲學對數字人文產生的交互性影響。因此，本文一方面將重點探討數字人文對儒家修身哲學研究的重要影響與意義，另一方面也將在文章的最后嘗試思考修身哲學對數字人文的可能價值。

一、數字人文對修身哲學的創新性意義

數字人文可以為儒家修身哲學研究帶來多方面的重要意義，其中一些方法更新與領域交叉甚至會帶來變革性的影響。就此，筆者主要從四個方面進行探討。

第一，數字人文中最關鍵也是目前研究中采取比較多的一種方法，即建立完備的數據庫。在當前的中國哲學研究中，已經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基本典籍數據庫，如中華經典古籍庫等，以及一些關于具體學派的專業數據庫（這些專業數據庫既有關于道教、佛教的大型數據庫，也有關注某一哲學派別如陽明后學的專門數據庫），當然還包括中國知網這類廣義的數據庫。這些數據庫的產生，為中國哲學研究者對傳統文本的數字化使用（如信息搜索、文本考證、概念梳理等）提供了堅實根基，也為研究者了解現有研究情況和學科進展奠定了基礎，從而極大促進了中國傳統哲學研究的發展。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當前關于中國哲學領域的數據庫建設中，始終欠缺一個方面的建設，即主題性數據庫的建設。如上所述，目前和中國哲學相關的數據庫或是對基本古籍的全文展示，或是關于某一類文獻（如出土文獻）的專業數據庫，或是關于某一學派、某一地域的數據庫（如陽明學數據庫）。這些數據庫當然對中國哲學研究具有重要價值，且研究者也可以通過它們的相關搜索引擎和分析工具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概念范疇進行梳理和探討。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數據庫畢竟不是聚焦于概念范疇的主題數據庫，所以它們既存在文本遺漏的情況，也存在文本與信息過多進而需要耗費研究者大量精力與時間去梳理整合的情況。所以，對于哲學研究來說，以概念范疇為核心的主題數據庫其實是非常必要且急需的。眾所周知，在哲學研究中，概念范疇類的主題性研究是最為核心、最為根本的，這類研究不僅涉及哲學史研究，更直接和哲學的創新息息相關。因此，在哲學數據庫的建設中，迫切需要以概念范疇為核心的主題數據庫。

具體到中國傳統哲學研究，正如馮友蘭等前輩學者所指出的，中國傳統哲學較少有形式性的系統，因此實質性的中國哲學系統要到豐富的文本中去梳理和探究。這樣一種情況其實要求關于中國傳統哲學的數據庫不能僅僅關注文獻的廣泛收集，否則我們在相關數據庫進行搜索時，經常會做非常多的無用功，既浪費了時間，也會產生很多錯誤。因此，建立聚焦概念范疇的中國哲學主題數據庫，對相關研究就顯得非常必要。就筆者長期研究的中國傳統修身哲學來說，這一研究論域就欠缺專業的主題數據庫。中國傳統修身哲學這一研究論域涉及的主題繁多，因而在對中國傳統修身哲學進行數據搜索時，一方面會面對無窮無盡的文本，而在具體文本的研究和梳理中，既要刪汰極多的無效信息，又要整理出相關文本的重要次序；另一方面，關于中國傳統修身哲學的很多文本目前還未電子化、數據化，因而我們的相關搜索有時也會出現文本過少的情況，這就表明主題性數據庫的建設還有著補充電子文本、擴充數據文獻的重要作用。因此，筆者認為，如果我們能夠以某一機構或某一重大課題的課題組為主體，專門進行五年左右的儒家修身哲學數據庫建設，將會對該領域的研究做出巨大貢獻。因為，雖然儒家傳統修身哲學涉及概念范疇繁多，相關文本數量也不少，但在某種程度上，其概念譜系和數據內容還是有限度的，所以如果能夠有一批專業學者花費五年左右時間去建設這樣一個數據庫，將可以為傳統儒家修身哲學的研究奠定堅實和豐厚的基礎。

當這樣一個儒家傳統修身哲學數據庫建立起來后，我們可以運用數字人文的方法在該領域進行多樣的深度研究。我們一方面可以對儒家修身哲學的相關概念范疇進行視覺譜系的處理，從而更加全面而準確地理解在傳統儒家修身哲學中，哪些內容更為關鍵，儒家修身的次第又是如何展開的，儒家所關注的人在修身中面對的最主要問題有哪些，對相關問題又是通過哪些方法解決的？具體解決的效果又如何，等等。對這些重要的修身哲學問題，我們可以通過數字人文的方法去深入研究并得到明晰的結果。另一方面，我們通過主題數據庫的建設和數字人文的方法，將可以對儒家修身哲學產生一些新的探討。如可以更好地把握傳統儒家修身哲學中的中心與邊緣問題，這既可以讓我們了解儒家修身哲學的核心關注所在，也可以了解到邊緣性問題對儒家修身哲學的重要價值，從而在我們的哲學研究中兼顧中心與邊緣，尤其是對當前研究中遺落的問題予以重新發現、重點關注并產生新的思考，這將大大促進傳統儒家修身哲學的全面展開和對其現代意義的深入思考。

第二，數字人文可以讓儒家修身哲學研究在充分、系統的綜述性、回顧性研究基礎上，擺脫很多平庸、低質量的研究，從而學會提出真正的問題并進行哲學創新。所謂平庸性或低質量研究，是當前人文學術研究中常見的現象，也是目前人文學術研究突破創新面臨的根本性問題。[2]具體到中國哲學研究中，即很多研究只是在文本梳理和學術史、思想史、哲學史上進行一些補丁性的工作，而無法真正從核心問題出發，進行富有哲學性的提問、分析與解答。這就造成大部分的哲學研究只是一種庸常性的寫作，而缺乏對最核心、最重要問題的單刀直入的深入探討，這就讓我們的研究只具有平面的意義，而缺乏透徹性的價值與貫穿性的力量。而數字人文的應用可以讓庸常性、低質量的研究變得更加簡單，從而讓研究者可以在庸常性的研究基礎上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發現真問題、思考真問題、研究真問題，進而以哲學性的思考帶動文本性、歷史性的研究。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促進中國哲學研究的發展，進而以中國哲學的新成就貢獻于世界哲學。當然，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數字人文對儒家修身哲學研究的促進，其實是一種倒逼性的推動，即讓學者擺脫當前庸常性研究的舒適區，而不得不面對數字人文帶來的庸常性研究日益失去價值的現實，從而恢復自己的問題關注，突破自己的能力限制，讓自己的研究真正具有哲學性和深入度。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數字人文研究可以很好地把現有研究成果和傳統文本文獻相結合，進而對儒家修身哲學中的中心問題與邊緣問題予以搜索發現和基礎處理，這樣就可以讓我們更好地去思考儒家修身哲學的根本問題，進而理解傳統、面對當下、探討未來。

關于所謂問題，事實上，無論是哲學，還是其他人文學科，甚至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其核心的聚焦乃是提出新問題、真問題，并予以分析和解決。也就是說，學者的天職應當是提出和思考能促進人類發展的真問題、新問題。然而，我們當前的人文學者則面臨一個巨大的尷尬局面：如何提出真問題、新問題，進而回答這些問題，恰恰成了最根本的問題所在。在哲學研究中，我們常說要從問題意識出發，但現在的很多問題卻僅僅是聚焦文本和歷史的，真正的哲學問題不僅沒有被突出，還常被無數的文本、史料和既有成果所淹沒。我們仿佛只能進行歷史學的哲學梳理，而沒有辦法再像孔子、孟子、老子、莊子、朱熹、王陽明和蘇格拉底、柏拉圖、笛卡爾、康德、黑格爾、維特根斯坦那樣，直面人生和世界，提出真問題、新問題，進而對這些問題進行思考。這表明我們當代的人文研究者需要一種最強勁的力量來對自己進行倒逼，從而讓我們恢復提出問題和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在筆者看來，數字人文正是這樣一種最強勁的力量和一個倒逼性的工具，一方面它使得庸常性研究變得極度簡單，從而讓我們可以有更多精力去對問題進行思考；另一方面，它也意味著人文學者必須真正進行思想和學術的創新，否則必將被數字人文所淘汰，而我們當下所謂的人文學科的萎縮也將成為必然。換句話說，數字人文既為我們的學術研究提供了極大便利，也對哲學研究者提出了最大挑戰。它呼喚著我們真正回歸哲學，思考問題，直面人生和世界的真問題、新問題。具體到儒家修身哲學研究來說，則我們應當在數字人文提供的諸種幫助下，去真正思考傳統儒家修身哲學對人生、世界的獨特理解維度和豐富思考內容，進而將其哲學意義與價值予以創造性生發，貢獻于我們當下的哲學思考。

第三，數字人文可以帶給傳統儒家修身哲學研究的另一個助益，是促進團隊性、協作性的研究。傳統儒家在探討修身這一問題時，始終是以團隊互動的方式進行的，如孔子、朱熹、王陽明、劉宗周等與其弟子們。也就是說，儒家修身哲學的形成與發展，始終是在師友、師生互動中進行的。沒有師友、師生的交互性、互動性探討，就沒有儒家修身哲學的歷代發展與逐漸深入。然而，我們當前的哲學研究卻常常不是互動性的，而是以個體性的研究作為基本形態。換句話說，當前的儒家修身哲學研究基本是由每一個學者獨立進行的，而學者之間的交流探討與互相批評并不十分充分。究其原因，一方面，在每年召開的大量中國哲學學術會議中，以修身為主題的會議并不多見，這表明，當前修身哲學研究的討論性、交互性必然存在不足。另一方面，當前中國哲學研究界中以修身哲學為主題的研究者只有10位左右，這與修身傳統在儒家哲學中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稱的。雖然相關學者之間保持著較好的關系和經常性互動，但是研究者基數的不足還是會影響交流的程度和對研究的推進。在筆者看來，通過數字人文可以對這種情況予以較大的改進。之所以目前研究儒家修身哲學的學者數量有限，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修身哲學的文本散落各處，缺乏整體性的呈現，而數字人文在這方面具有巨大潛力。通過數字人文如數據庫、視覺呈現等，可以更好地把修身哲學的相關文本與問題展現出來，從而讓研究者更快地進入相關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在此基礎上，修身哲學研究者的基數將可以得到一定提升。而研究者們借助數字人文，也可以更好地聚焦核心關注，并在關注的問題中進行真正的交流、批評與互動。

其實，數字人文帶給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挑戰是，我們能否采取團隊性、協作性的研究，從而產生真正具有哲學性的思想成果。在一般的哲學史敘述中，體系性的哲學成果主要是由個體完成的。我們所認識的哲學家大多是個體性的，雖然他們有一些論辯的對象，但我們在對其哲學思想系統的研究中，還是主要以他們個人研究為基礎的，而對相關的互動學者及其思想較少關注。應當說，在知識較少、信息并不豐富的古典時代，個體性的哲學家在較少的互動基礎上，確實能做到對此前的文化成果和哲學系統進行理解與反思，并在此基礎上運用自己的哲學能力，對世界與人生進行創造性的哲學思考。但在當下時代，人腦本身的使用程度和人類知識的巨大積累之間已經不成比例，個體性思考的局限性愈發呈現出來。而數字人文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中的應用已經告訴我們，它不僅可以起到知識庫的作用，更可以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理解方式。由此，人文學科如果能夠恰當使用數字人文，將可以在其幫助下發揮人腦的獨特分析能力、思考能力、創造能力，進而實現真正的、有效的哲學創新。也就是說，在未來的哲學研究中，個體性的意義仍舊重要，但是每個哲學研究者都必須意識到，僅憑個體已經很難對當下時代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內容予以比較全面的了解和反思，這就意味著團隊性的協作研究變得極其重要，只有兼具數字人文能力和哲學思考能力的研究團隊，通過團隊間成員的良性互動與協作，才可能在知識的占有、思維的分析、哲學的理解上實現共同突破，從而推進哲學的創新。換句話說，只有團隊性、協作性的研究，才可能產生真正具有時代創新性的思想成果。可以說，個體將難以逾越知識的鴻溝和信息的局限，只有通過數字人文的方法突破局限、跨越鴻溝，才可能產生真正具有時代性的哲學創新。就修身哲學來說，我們也需要在數字人文的幫助下，以新的團隊配合和師友協作的方式，去進行哲學創新和思想發展。

第四，數字人文的應用可以讓修身哲學研究具有更加開放性的視野和跨學科研究的可能。筆者在之前一篇綜述性的文章中提出，未來的儒家修身哲學研究可以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發生深度交互的關系。梅劍華教授也指出，未來中國哲學應該在分析的進路上予以拓展。[3]他所謂分析的進路既包括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分析進路，也包括自然科學的分析進路。他認為，中國哲學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交互影響，將為中國哲學的研究帶來更加豐富的可能性和真正具有創新性的未來。的確，在當前屬于哲學研究領域的儒家修身哲學，事實上具有向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開放與溝通的重要基礎。因為在傳統儒家那里，修身這一論域既涉及對個體心理、身體等內容的探討，也涉及在公、私領域中的人格養成、行為實踐、主客交互。這就意味著，未來對修身哲學的研究可以也應當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領域有所拓展，如對修身哲學所涉及的身心存在結構、心靈運作方式等的探討，可以積極引入現代自然科學（如心理學、神經科學等）的知識，將之與傳統儒家修身功夫的實踐相對照，這樣將對傳統修身哲學和當代心靈哲學產生雙重有益作用。又如，在對修身哲學的探討中引入社會學、人類學的一些因素，可以讓儒家修身哲學與其他文明相關因素（如印度瑜伽等）的比較研究獲得更豐富的理論維度與思考可能。這種跨學科的開放性研究在數字人文出現以前，是很難由個體研究者完成的。而在數字人文出現之后，無論是個體研究者還是協作的團體研究者，都可以運用數字人文的方法盡快地理解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相關知識與最新進展，從而大大豐富與加深對儒家修身哲學的探討。這樣將彌補此前儒家修身哲學研究的很多不足，為其富有深度、廣度的創新性開展提供堅實基礎。

這里所論數字人文為修身哲學研究帶來的積極意義相對于前面三點具有更強的現實性。一方面我們通過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修身哲學研究深度結合，可以讓修身哲學擺脫其古典時代的神秘色彩，從而能夠讓人們以現代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視角來理解。這樣既可以在學術上起到澄清的意義，還能讓更多人解蔽與修身相關的一些招搖過市的神秘色彩（如以斂財為目的的很多冥想、正念、靈修課程），從而避免被社會上的一些人“割韭菜”。就此而言，數字人文對修身哲學及其現實價值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數字人文和修身哲學的深度溝通也將揭示修身哲學在傳統時代的各個生活領域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這樣一種具有場域性、情景性的展示，可以讓修身哲學的研究擺脫枯燥的理論表述，而能將其細致精微之處清楚呈現。這種研究可以讓人們對修身哲學有更多的認同與更好的理解，進而幫助現代人在現代性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生命價值所在。

二、數字人文的局限和修身哲學對其可能的意義

如上所述，數字人文的使用，對以修身哲學為代表的中國哲學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我們也應注意到，這種推動作用更多體現在綜述性、回顧性乃至評論性研究方面，而在真正的創新性研究上還存在根本的不足。也就是說，數字人文可以作為一種合作性、輔助性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但真正的思考者和創造者還是研究者本身。

筆者謹以目前刊發的一些關于宋明理學的數字人文研究為例。我們發現，當以數字人文方法對宋明理學研究進行分析時，我們可以通過高頻關鍵詞圖譜等視圖的呈現，將近年來宋明理學的研究階段予以有效地劃分，進而對其中的熱點問題和存在空白都予以清晰呈現，這對我們回顧以往研究情況和探索未來研究方向能提供重要幫助。[4]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分析相關研究成果，會發現一個致命的問題，即通過數字人文呈現的證據充分、表格清晰、數據完善的綜述性研究所展現的定性結論，和一般研究者通過日常閱讀文本和現有研究成果所形成的印象式認識并沒有較大差異。這表明，數字人文對當下哲學研究的價值還有待評估，至少就目前來看，它還無法對真正具有創新性的哲學研究起到關鍵作用。

顯然，數字人文本身也需要進一步成長。數字人文在數據庫等基本研究方式之外，應該進行真正富有“研究性”的成長。要實現此目標，一方面有賴于數字人文本身的技術提高，另一方面有賴于人文研究者通過自身的努力，不斷學習數字人文的使用方法，并努力與數字人文進行對話。也就是說，數字人文既應該在數據庫等技術的建設上完善信息、豐富模型、發展新科技，更應該在計算的建設模式基礎上，深入了解人的生活本身的解釋脈絡，這樣才能讓數字人文的研究更加具有生長潛力和未來空間，否則它將僅僅局限于工具性，而無法產生根本性的創新。由此，筆者認為儒家傳統修身哲學的思維方式對數字人文可以產生交互的有益作用。

成中英曾指出：“數字人文的重大意義就在于，它可以化主觀為客觀，化直覺為理性，能夠建立一個存在的文化的架構，讓豐富璀璨的中國文化能夠更好地被推廣到世界各地。”[5]在成先生的論述中，展現出數字人文的客觀化、理性化、架構化的一面，但其問題也就出現在此，即數字人文對人的主觀的、直覺的、內在的、非結構的內容之了解與把握是非常不夠的。它只是基于數據信息和現有解釋理論而建立起一套具有邏輯性和架構性的言說系統，但對人、事、物的內在演進脈絡和人的情感、意志、思維的復雜運行無法進行基于個體、事件、情境、語境的細致分析，這就讓數字人文的處理方式或者不近情理、缺乏內在脈絡，或者逼迫數字人文以造假的方式進行論說。可見，數字人文不僅不是萬能的，更是存在重大缺陷的——數字人文本身必須像儒家修身哲學所倡導的格物、修身那樣，不斷學習和成長。

如上所述，在數字人文當下發展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它的工具性層面過強而理論性的深度、廣度不足。從這個角度來說，儒家修身哲學所蘊含的深刻思考，可以為數字人文的發展，乃至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發展提供一些助益。這里所謂助益，當然不是科學技術方面的具體幫助，而是指一種思維方式。修身哲學作為中國傳統哲學中獨具特色的一個哲學論域，其最核心的內容并不是具體的修身方法和身心治療術，而是一種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代表著儒家對人的一種深刻理解：人并不僅僅是由身心組成的生活于各種公私場域的個體，而是具有深刻時間性、空間性、變化性、關聯性甚至超越性的存在。也就是說，在修身哲學的視野下，人永遠不是在某一固定空間中處于完成時的存在，而是在與他者不斷交互的轉化空間和不斷生成的現在進行時中生活的存在。正因如此，先秦儒家強調各種場合的慎獨，朱熹強調動靜皆要有工夫，王陽明強調事上磨煉。傳統儒家修身哲學始終關注的是人在時空中不斷轉化、主客深度關聯、事件瞬息萬變等基礎上的個人成長與生活實踐。也就是說，修身哲學面對的是人時時刻刻的可能創新和自我更新，即人在面對隨時變異的時空、他者時，能夠做出恰當的選擇和正確的處理。這樣一種創新意味著一種極其復雜的身心思考模式和主客互動模式。顯然，目前的數字人文尚無法提供類似修身哲學的思考模式。

可見，數字人文在未來的發展中，應該借鑒修身哲學的這種思維方式，在既有的數據、信息基礎上，更加關注時間、空間的變動性和主體之間的互動性，這樣將令其研究更加符合人的思維方式，從而將數字人文的研究提升到另一個層次。同時，數字人文的發展也應如修身哲學一樣向心靈維度、道德維度、精神維度進行開拓。當然，不能拋棄數字人文的客觀、理性優勢，但是在用數字人文進行人文學科尤其是哲學類的研究時，應當在人的心靈、道德、精神等獨特維度上有所注重。對這些維度的探討，簡單使用數據、信息的方法是不夠的，這就要求數字人文嘗試更加復雜的解釋模式。只有如此，數字人文的研究才可能突破現有樣態，而實現進一步的提升。

當然，目前的形勢是數字人文的高速發展給哲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就數字人文和哲學的兩個主體來看，更多的是數字人文對哲學的單方面施壓。但從學術研究的整體發展來看，只有兩個主體良性互動才能對雙方都有益，才能真正帶來學術研究的創新。[6]在哲學方面，以儒家修身哲學為代表的諸多對人的深刻思考和多維理解，可以為數字人文的發展起到思維更新的作用。這種思維更新既意味著數字人文的研究可以突破簡單數據、信息的模式，更可以將數字人文對人的研究引入更深刻的詮釋境界。

而要實現這種雙向互動的學術發展，既需要數字人文研究者積極進行技術更新，并學習相關的哲學思考內容與思維方式，更要求哲學研究者能夠以開放的心態，積極投身到數字人文等新興研究方式的發展和創新中。作為生活在科技爆炸時代的哲學研究者，我們不應當患上失語癥，而應直面現代科學的新發展，并對之予以認真理解和深度思考，我們需要調動哲學關于人與世界的豐厚思想資源，運用哲學面對時空變化和交互他者的獨特敏感度和思維方式，來更科學地對人生、世界進行理解，從而在數字人文等新研究方法的交互助力下，真正提出、分析和解答屬于這個時代和面向未來的真問題、新問題。只有這樣，作為最古老的學問的哲學（包括儒家修身哲學）才能和數字人文等新興研究一起，產生真正具有創新性的哲學成果。而不是哲學等人文學科在數字人文的大數據碾壓、信息爆炸、多樣理論解釋的壓力下自甘墮落，消極地坐等走向消亡。

總之，哲學研究者不應該對以數字人文為代表的新科技研究方法感到恐懼，也不應在面對它們所呈現的豐富可能時感到無助。我們其實應當慶幸，終于等到了可以倒逼我們走出舒適區而進行真正思想創新的機遇。而且至少在現階段，數字人文等方法進行的研究，更多是在文獻綜述和信息提煉基礎上進行的具有一定邏輯的論述。這些論述雖也會呈現出一定深度，但更多是基于現有討論的組織與統合，真正的創新性還是有限的。因此，當下的情況恰恰提示我們，作為哲學研究者，我們應當積極使用數字人文等新的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具有創造性的哲學創新。

本文系2024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儒家工夫論的哲學研究”（項目批準號：24BZX019）階段性成果。

[1] 參見大衛·M. 貝里、安德斯·費格約德：《數字人文：數字時代的知識與批判》，王曉光等譯，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1—24頁。

[2] 參見包弼德、高旭東、尹倩：《包弼德：數字人文要配合學術思考》，《數字人文》2020年第4期。

[3] 參見梅劍華：《分析方法與分析的中國哲學之展開》，《哲學動態》2025年第1期。

[4] 相關研究成果參見張力元、畢夢曦、王軍：《當代宋明理學研究熱點與演變趨勢分析——以近30年來的期刊文獻為樣本》，《數字人文》2022年第2期；王鳳翔、邱偉云、王軍：《哲學范疇的語義網絡分析——以宋明理學為例》，《數字人文》2023年第4期。

[5] 成中英：《從哲學—人文板塊的角度論數字人文》，《數字人文研究》2022年第2期。

[6] 參見楊慶峰：《數字人文的方法理解及其反思》，《數字人文研究》2021年第4期。

原載：《孔學堂》（中英文）2025年第2期

作者：王正，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