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原院長曾昭燏：第一位女性考古學家

第一次了解到曾昭燏的故事，還是從作家岳南的《南渡北歸》這部著作，曾昭燏也是那一批大師中留在大陸非常不幸的其中一個，當時感慨如果她在1949年跟著國民黨轉移“中央博物院”藏品的時候一起去了臺灣，那她就不會有后來走向悲劇的命運。

誰也沒有想到，前些時間南京博物院與龐來臣家族后人之間的紛爭，讓這位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長的“民國考古第一女性”再次受到關注。

這位曾國藩家族的后裔，從湖南湘鄉荷葉塘的書香門第走出，歷經海外求學的開拓、抗戰烽火中的堅守、新中國的建設與動蕩，最終在55歲的盛年選擇終結生命。

曾昭燏的命運悲劇源于她是曾國藩家族后裔的出身，而范文瀾所著的《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成為了她的“罪狀”。

曾昭燏的死，不是孤立的個人悲劇，而是時代洪流中知識分子命運的縮影，是傳統與現代、理想與現實、個人與時代劇烈碰撞下，一場無可避免的歷史悲劇。

曾昭燏的家世

1909年1月27日，曾昭燏出生在湖南湘鄉縣荷葉鄉“萬宜堂”，這個承載著曾國藩家族兩百年榮光的宅院，這是她的家世，注定了她與生俱來的文化基因。

曾家族譜的輩分是按照“國、紀、廣、昭”排序，曾昭燏就是在族譜上的“昭”字輩，是曾國藩弟弟曾國潢的曾孫女，屬于家族第四代傳人。

曾昭燏能夠入族譜也是比較意外的事情，那個時候作為女子，在族譜上一般是不會作為氏族支系單列記錄的，可見家族對其是頗有期望。

曾國潢出生于1820年，他比長兄曾國藩小九歲，五個兄弟中排名第二，盡管捐監生出身，但由于長兄曾國藩在外讀書做官，他就常年留在家長幫助父親打理家族事務。

曾昭燏的曾祖父是曾紀梁，為曾國潢的長子，清縣學附生，贈封中憲大夫。附生是明清科舉制度中對新入學生員的稱謂，屬于生員體系中的最低等級。

曾紀梁元配夫人魏氏是衡陽大家族魏氏族魏承樾的次女，魏家與曾家是有百年聯姻的關系，兩家在權力、文化和傳承上都有交織。

魏承樾魏舉人出身，魏承樾父親、祖父同為舉人出身，在咸豐初年，魏承樾便開始在曾府任教，負責教導曾國藩的侄子和外甥。

曾紀梁與魏氏生育了四子八女，但很不幸四子中的長子、次子、三子皆夭折，唯有四子曾廣祚傳承香火，也就是曾昭燏的父親。

曾廣祚出生于1879年，1931年去世，自幼承受嚴格的家訓，愛好詩文，著有《屏鍥齋詩文》行世，曾任江蘇候補道。

曾廣祚的元配夫人陳氏陳光璐（1878-1939），也就是曾昭燏的母親，幼讀經史，并擅書畫琴棋，略通醫術，對子女的教育思想極為開明，這或許也是曾昭燏為什么會成為獨立女性的重要原因。

曾昭燏母親陳光璐的家族也是大有來頭，是湖南茶陵的大家族，陳光璐的祖父陳源兗與曾國藩同為道光十八年的進士，兩家也因此而交好，后代子女聯姻。

陳源兗擔任過江西吉安府知府、池州府知府，咸豐三年太平軍攻打廬州，陳源兗接巡撫江忠源命令前往協防，后太平軍攻下城池，巡撫江忠源戰死，陳源兗選擇了在城內文廟自縊殉國。

然而曾昭燏母親這樣的身世，卻成為了曾昭燏在五六十年代那段特殊政治環境下的污點標簽，被扣上的帽子當然就是“鎮壓農民起義”的反革命家族后代。

曾廣祚與陳光璐生育了六子六女，但最后只有七個子女成人成才，曾昭燏也是其中之一，曾昭燏的六個兄妹分別是：

1、曾昭承，出生于1897年，曾廣祚次子。獲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經濟學碩士后歸國，任國民黨政府主計處科長，1949年隨國民政府去了臺灣，后擔任過臺灣糖業公司協理，臺灣工礦公司總經理。

曾昭承的長子曾憲洛在1949年都留在了大陸，曾憲洛解放前在金陵大學讀書期間就加入了地下黨，但解放后在“三反五反”因為家庭出身的原因而成為被批斗的對象，不僅被開除出黨，之后還被送到偏遠地方勞動改造，后來文革期間更是被迫害而去世。

2、曾昭掄，出生于1899年，曾廣祚第三子，妻子為表妹俞大絪。1920年秋以優異成績考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1926年獲得博士學位。

歸國后相繼擔任南京中央大學、北京大學教授兼化工系、化學系主任，抗日期間在西南聯合大學擔任教授。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陸續在北京大學教務長兼化學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高教副部長兼全國科聯副主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武漢大學化學系教授等職務。

曾昭掄、俞大絪夫婦在五六十年被劃為“反革命右派”遭到批斗和迫害，特別是俞大絪遭到了紅衛兵的凌辱，因為她的哥哥俞大維到臺灣后擔任了蔣介石的防務部門負責人。

留在北京大學任教的俞大絪不堪凌辱，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大學燕東園家中服毒自殺。1967年年底，曾昭掄也因為長期被批斗迫害而喊冤病逝。

但由于曾昭掄特殊身份，以至于沒有人愿意出手為其辦理后事，直至遠在北京工作的侄子聞聽噩耗，才趕到武漢將其送去火化。

按照傳統，人死后講究入土為安，但曾昭掄的骨灰卻被公墓拒之門外，曾昭掄侄子無可奈何之下只得強忍悲痛，把曾昭掄的骨灰撒進了長江之中。

3、曾昭拯（又名曾紹杰），出生于1911，曾廣祚第五子，育有一子二女。畢業于上海復旦大學商科學士，曾任國民政府軍政部兵工署擔任財務科科長，交通部主任、秘書，1949年隨國民政府去了臺灣，擔任過臺灣電力公司董監辦公室主任等職。

曾昭拯同時還是一位金石書法大家，幼習經史，十四歲見小石山房印譜喜歡上篆刻，25歲以前專攻漢鑄，40歲以后致力元明朱文印，兼及唐宋官印。他后來還在臺灣的中國文化學院兼職任教講授金石學篆刻書法。

4、曾昭懿，出生于1913，曾廣祚第四女，曾昭燏最為疼愛的二妹。先后獲金陵大學理科學士、協和醫學院醫學博士學位，為中國現代婦產科奠基人林巧稚的高徒，曾任北京市立第三醫院院長。

曾昭懿同樣因為曾國藩家族后人的身份，在五六十年代遭到了長期的批斗和迫害。1957年因不堪批斗凌辱而出現精神問題，后來姐姐曾昭燏將其接到南京生活。

紅衛兵并沒有因為曾昭懿患病而放過她，1969年，曾昭懿被紅衛兵批斗后被關押在宿舍反思，因門被從外面鎖死，造反派又忙于批斗別的牛鬼蛇神，曾昭懿被活活餓死。

5、曾昭鏻，出生于1918年，曾廣祚第五女。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經濟系，畢業后在駐昆明美國陸軍供應處任職?？箲饎倮?，曾昭鏻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下屬的上海石油進出口公司工作。新中國成立后，1952年調入上海市五金交電公司。1998年，曾昭鏻在上海因病去世，她是曾昭燏留在大陸的兄妹中結局最好的一個。

6、曾昭楣，出生于1920年，曾廣祚第六女。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生物系，獲學士學位。丈夫譚季甫是民國政治家、書法家譚延闿的兒子，1949年曾昭楣隨丈夫一同遷往臺灣。

譚延闿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前后追隨孫中山，曾是國民黨左派代表之一，晚年擔任南京國民黨政府主席、行政院長等職，1930年病逝。

曾昭楣丈夫的妹妹譚祥被宋美齡收為義女，后來嫁給國民黨將軍陳誠為妻。這樣的家族關系之下，曾昭楣1949年去了臺灣是非常正確的選擇。

曾昭燏的求學之路

曾昭燏1909年出生的時候，曾廣祚一家已經開始家道中落了，但曾家一項注重教育，母親陳光璐大家族讀書人出身，所以曾昭燏小時候就在嚴格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

1923年，14歲的曾昭燏進入到堂姐曾寶蓀所辦的長沙藝芳女子學校讀書。堂姐曾寶蓀在英國倫敦大學讀書，是位自強自立的新女性，為了教育事業而始終獨身一人，也是影響曾昭燏一生的人。

在藝芳女校的六年，曾昭燏不僅接受了系統的新式教育，更在曾寶蓀的影響下，樹立了“以學識立身、以責任濟世”的理想。

曾昭燏后來回憶：“這些話在我生平做人上，起了相當大的影響”，這段求學經歷打破了傳統閨閣對女性的束縛，讓她看到了女性獨立存在的價值，為她日后選擇考古這一“男性化”專業埋下了伏筆。

曾昭燏在長沙藝芳女校讀書期間，也發生了影響曾昭燏在五六十年代特殊時期遭遇的事件，這段經歷在作家岳南的《南渡北歸》中有詳細的記錄。

那一個時期正是長沙革命聲勢浩大，而作為校長曾寶蓀卻不贊成學生參加政治活動。北伐軍占領長沙后，全長沙市學生界的示威游行，而藝方女校學生卻一概不參加。

這在革命群眾的心目中，自然就被認為是反動的，當時的報紙上就開始對藝方女校責難，校長曾寶蓀在社會輿論壓力下辭職。

學校陷入了不能正常教學的處境，于是由教員學生組織了維持會來負學校的管理運營，曾昭燏也是維持會的一個負責人。

曾昭燏找到時任湖南省農民協會秘書長及主席的柳直荀（李淑一的妻子）交涉，希望柳直荀能幫助藝芳學校維持學校正常教學，但柳直荀指斥“藝芳女子中學是個反動的學校，不應存在”。

1927年4月8日，學校隔壁船山學社農民協會梭鏢隊持著教育廳的命令，接管了藝方女校，學生被迫解散，曾昭燏率一班學生掩護主要教職人員離校。

之后，曾昭燏與維持會同事一直為復校奔走呼號，在親朋好友和社會同情者的幫助下，終于在1927年的9月份，將船山學社農民協會占據校舍給奪回來了，藝方女校也得以復校。

這段經歷對曾昭燏后來在五六十年代之所以會非常致命，因為湖南農民協會正是毛澤東所創立的，船山學社當時也是作為毛澤東、何叔衡“湖南自修大學”校址。

而那個時候曾昭燏帶著藝方女校的教員和學生與農民協會發生了對立和斗爭，加上曾昭燏的曾國藩家族后代特殊身份，這在五六十年代的特殊政治環境下就是十足的“反革命”。

1929年曾昭燏從堂姐曾寶蓀的藝芳女子學校中學畢業，曾寶蓀希望她留校任教，延續教育事業。但二哥曾昭掄堅決反對，認為她“天資過人，不應局限于長沙一隅”，力主她到南京或上海深造。

在曾昭掄的堅持下，曾昭燏到上海住進大哥曾昭承家中，備戰大學考試。1929年秋季，曾昭燏順利考入了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那個時候曾昭燏已經有了學術報國的理想。

但曾昭燏并未在外文系學習多久，入讀中央大學后不久，在好友、胡小石的女弟子游壽的引薦下，曾昭燏旁聽了國學大師胡小石的甲骨文與金石課程，人生軌跡再次發生偏轉。

胡小石是中國近代學界的“全能學者”，精通古文字、聲韻、訓詁、金石、書畫、文學史等諸多領域，自幼受家藏青銅甲骨熏陶，又得李瑞清、陳三立等名師真傳。

曾昭燏在古文字與古代文物方向找到了自己癡迷熱愛的興趣，讓曾昭燏升大二的時候直接轉入到了國文系，拜了胡小石為師，成為胡小石的入室弟子。

曾昭燏大哥曾昭掄到北京任教之后，胡小石待曾昭燏如親生女兒一般，曾昭燏也是深得胡小石古文字學的真傳，這為曾昭燏在古代文物方向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1934年，曾昭燏從中央大學畢業，擔任金陵大學附屬中學國文兼職教員，同時考入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班深造，與游壽、沈祖棻等好友同窗。

曾昭掄等兄長留學海外的經歷，更讓她萌生了“赴西洋學考古，歸國以考古證史”的念頭。

1935年3月，在曾昭掄、曾昭承兩位兄長的資助下，曾昭燏毅然辭去金陵大學研究班學業與教職，決定赴英國倫敦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學。

曾昭燏也成為中國首位赴海外專攻考古學的女性，在那個女性多集中于文學、教育、醫學領域的時代，而曾昭燏選擇了連男性都望而卻步的田野考古方向。

抵達倫敦大學后，曾昭燏與吳金鼎、王介忱、夏鼐等三位中國留學生不期而遇，四人后來成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核心成員，被稱為留學英倫的“四大海龜”。

曾昭燏在倫達大學師從著名考古學家葉慈，全身心投入考古學系統學習，她深知祖國考古學的落后，如饑似渴地吸收西方考古學的田野發掘方法與文物修復技術。

1937年6月，曾昭燏憑借優秀碩士論文《中國古代銅器銘文與花紋》，獲得葉慈導師的高度贊許，順利獲得倫敦大學文學碩士學位。

曾昭燏開創西方學術方法與中國傳統金石學的研究方法，在國際學術界嶄露頭角。原本曾昭燏要留在在英國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并接受葉慈的邀請擔任助教。

但就在曾昭燏畢業前夕，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后淞滬抗戰爆發，家國危難之際，曾昭燏毅然放棄了海外的學術機遇，決心“攜所學歸國，保護文物，以考古維系民族文化根脈”。

曾昭燏的文博生涯

歷經長途跋涉與重重波折，曾昭燏于1938年9月回到祖國，那個時候已大半國土淪陷，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也已經西遷至昆明。曾昭燏輾轉奔赴昆明，正式加入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成為李濟領導下的核心成員。

抗戰期間，曾昭燏跟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輾轉昆明、四川李莊等地，在烽火連天中堅守考古事業。

在云南，她主持發掘大理蒼山洱海地區的遺址，首次命名了“蒼河文化”，填補了云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的空白；在四川，她參與彭山漢墓的發掘，運用西方考古學的分層發掘法，精準清理墓葬遺跡，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

在李莊期間，她還與吳金鼎、夏鼐等共同整理發掘資料，撰寫考古報告，即便在物資匱乏、紙張短缺的情況下，仍堅持學術研究，為中國考古學留下了寶貴的文獻資料。

抗戰勝利后，曾昭燏跟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遷回南京，立即投入戰時文物清理工作。在她的主持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開展了大規模的文物征集與修復工作，搶救了大量戰亂中流失的文物。

在此期間，曾昭燏推動了一項最重要的工作，?多方游說籌措資金讓中央博物院主樓工程得以復工并建設完工，這是一棟仿遼代大殿風格的建筑。

1948年5月29日至6月8日，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與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在中山門新落成的陳列廳聯合舉辦展覽會。

蔣介石受邀出席了典禮，而曾昭燏作為中博籌備處的總干事和聯合展覽的主持人之一，為蔣介石一行進行了導游和講解，當時被拍下了多張陪同蔣介石參觀的合影照片。

而這些照片在后來五六十年代的特殊時期，就成為了曾昭燏擁護蔣家王朝的“罪證”，這可能也是后來曾昭燏為什么會因為政治壓力而抑郁的原因之一。

1948年，曾昭燏當選為聯合國博物館協會中國九名會員之一，成為國際文博界認可的中國考古學家。

1948年底，國民黨政府策劃將中央博物院的3萬件珍貴文物運往臺灣，包括《歷代帝后像》《唐明皇幸蜀圖》等國寶。

曾昭燏雖然竭盡全力阻擋，畢竟她能力有限，最終還是能擋住大量珍貴文物被運往臺灣，然而這也成為后來“反右”批斗時期被指控的“罪名”之一，曾昭燏背上了珍貴文物流失到臺灣的“黑鍋”。

作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實際負責人，曾昭燏拒絕了親朋好友一同去臺灣的勸說，她選擇留在大陸。

曾昭燏當時決定留在大陸的原因一直是一個迷，作家岳南認為曾昭燏并非出于政治考量，而是源于對文物的深沉熱愛與對民族的責任擔當。

在某種程度上，可能也受到了自己哥哥曾昭掄和侄子曾憲洛的影響，曾昭掄是反對蔣介石的，而曾憲洛在金陵大學時期就已經加入了地下黨，本來曾憲洛在1949年陪著父母去了臺灣，但他把父母送到臺灣后又從回到到了大陸。

1949年4月，南京解放，曾昭燏帶領中央博物院留守人員，妥善保護館藏文物，迎接解放軍進城，確保了博物院的平穩過渡。

當時的曾昭燏并未意識到，自己做出留在大陸的選擇，成為了日后的政治風波中走向人生悲劇命運的轉折點。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更名為南京博物院，曾昭燏的考古事業迎來了黃金時期。

1950年3月9日，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正式改名為國立南京博物院，由中央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直接領導，南京市軍管會文教處處長、書畫鑒定專家徐平羽被任命為院長，曾昭燏被任命為副院長。

在考古發掘領域，曾昭燏更是功績卓著。1950年至1951年，她領導發掘江寧牛山的南唐二陵（李異永陵和李璟順陵），這是新中國成立后首次發掘帝王陵墓。

1955年，曾昭燏升任為院長，同時兼任華東文物工作隊隊長、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等職，還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人大代表。

作為南京博物院的掌舵人，曾昭燏立下了一條不成文的院規：“從事文物工作者，絕不私藏文物，永遠不玩古董”。

她以身作則，一生清貧，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博物院的建設中。1950年至1960年的十年間，她帶領同事四處征集書畫文物，彌補了文物遷臺造成的館藏空缺。

其間，就有收藏家龐增和所捐贈137件宋至清的國寶級文物，包括宋徽宗《鴝鵒圖》、黃公望《富春大嶺圖》等珍品，讓南京博物院的書畫館藏品級躍居全國第三，僅次于北京故宮與上海博物館。

同時曾昭燏也極為重視考古人才的培養，她親自在“中央考古訓練班”講課，到南京大學歷史系講授《考古學通論》《秦漢考古學》等課程，將自己的學術知識與發掘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后輩。

她的學生后來多成為中國考古界的中堅力量，她主持編寫的考古筆記，至今仍被學生們當作教材復印使用。

在她的努力下，南京博物院成為新中國考古學研究與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她也成為中國考古學界公認的領軍人物。

然而就在曾昭燏充滿著對新中國文博事業無限憧憬的時候，悲劇陰影已悄然潛伏，其中殺傷力最大的就是范文瀾所著《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一書，成了所有留在大陸曾國藩家族后人的“原始罪證”。

書中觀點認為，曾國藩不但與滿清皇帝更親密地結合在一起，而且與外國侵略者也結合在一起，終于將太平天國的革命火焰淹沒在幾千萬人民的血泊之中。

這本書將曾國藩被蓋棺論定為“漢奸劊子手”，認為曾國藩是百年來一切出賣民族的漢奸與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的開山祖。

盡管曾昭燏一生致力于學術，從未參與政治，但在階級斗爭升級的時候，曾昭燏的“曾國藩家族后裔”身份歷史烙印是難以抹去的，他也不認可曾國藩是漢奸劊子手說法。

然而當時曾昭燏仍抱有幻想，認為“只要專注學術，為國家做貢獻，就能被認可”，于是更加拼命地工作，試圖用學術成就證明自己的價值。

但她性格耿直，堅持學術真理，在文物保護與發掘問題上多次與相關部門據理力爭，這也讓她在無形之中得罪了一些人，為日后的遭遇埋下隱患。

曾昭燏二哥曾昭掄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多位親屬或被批判或被下放，家族的遭遇讓她深感不安。

就連1950年接收龐增和捐贈文物的舊事也翻了出來，當時龐增和謝絕了2000元獎金，曾昭燏為表謝意，用這筆錢代表南京博物院宴請了龐增和，并為已故收藏家龐虛齋刻硯臺作紀念。

這本是人之常情，竟也成為日后被批判的“罪證”，曾昭燏被指控為“大吃大喝、搞資產階級腐朽迷信”，讓她百口莫辯。

進入到60年代后，政治風向愈發嚴峻，“階級斗爭”成為時代主旋律，曾昭燏的處境急轉直下。

她的“曾國藩后裔”身份被反復提及，二哥曾昭掄等親屬的“右派”身份讓她受到牽連，頻繁被點名批判。

曾昭燏曾經的學術成就被否定，征集文物的功績被歪曲，就連南唐二陵的發掘也被指責為“為封建帝王張目”。

曾昭燏也就是在那時被清理出南京博物院實際領導崗位。

曾昭燏的命運悲劇

1962年，曾昭燏經歷了致命打擊，待其如同女兒的恩師胡小石病逝。胡小石是影響她最深的學術導師，既是她的領路人，也是她精神上的支柱，那個時候胡小石也是被批斗的“右派”。

精神支柱的崩塌，讓曾昭燏的抑郁癥日益嚴重，曾昭燏不得不在1964年3月入住南京丁山療養院治療，但短暫的治療并未緩解她的痛苦，曾昭燏不僅要面對政治上的迫害，還要承受學術理想的破滅。

她一生追求的考古事業被貼上“資產階級學術”的標簽，她傾盡心血保護的文物被隨意處置，曾經的家國情懷、學術抱負，在現實的摧殘下化為泡影。

更讓曾昭燏絕望的是，一些莫須有的罪名接踵而至。有人翻出1946年蔣介石參觀中央博物院時她陪同的照片，指控她“勾結國民黨反動派”；有人歪曲她留守大陸的初衷，說她“潛伏等待時機”。

在那樣的政治大環境之下曾昭燏的任何辯解都沒有用了，會被視為“頑抗到底”。她開始失眠、焦慮，甚至出現幻覺，覺得自己“既對不起國家，也對不起恩師，更對不起家族”。

1964年12月22日，曾昭燏從丁山療養院看病出來，對司機說想去靈谷寺散散心。司機將她送到靈谷寺前，她遞給他一包蘋果，輕聲說：“你在車上吃著等我，我很快就下來?！?/p>

隨后，她走進靈谷塔下的茶室，寫下那張簡短的字條，上寫“我的死，與司機無關”，裝進大衣口袋，然后沿著靈谷寺塔的臺階登上塔頂。

十幾分鐘后，一代女考古學家從靈谷塔縱身躍下，曾昭燏在政治壓力之下絕望地終結了自己的生命，此時曾昭燏才55歲。

很快，時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長姚遷就將曾昭燏的死訊向江蘇省委、省政府做了匯報，因為曾昭燏在文博界的特殊身份和影響力，江蘇省黨、政高層決定對曾昭燏之死秘而不宣。

曾昭燏的不僅沒有獲得同情，反而被視為對革命的被判，而且曾昭燏跳塔自殺的靈谷寺塔，又正好是安葬國民黨抗戰陣亡的將士，還有蔣介石題字，自然引發了更多的猜疑。

曾昭燏自殺的消息被嚴格保密，南京博物院按照上級指示，不發訃告、不開追悼會，以家屬名義從速從儉秘密安葬，被匆匆掩埋于牛首山腳下的荒草叢中，沒有墓碑，沒有悼詞。

曾昭燏的死訊終究是掩蓋不住，一兩個月之后震動海內外，曾昭燏之死讓她的同事、親朋故舊驚愕不已，當曾昭燏死訊世人皆知的時候，才正式給曾昭燏墓地立碑。

與曾昭燏多有學術交流的陳寅恪，也是在事隔近兩個月才從他人信中得知這一噩耗，寫下“高才短命人誰惜，白璧青蠅事可嗟”的挽詩，悲嘆她的冤屈。

曾昭燏死后沒過幾年，二哥曾昭掄的妻子俞大絪也因為批斗而自殺，侄子曾憲洛也被批斗而身亡，妹妹曾昭懿更是被紅衛兵關押活活餓死，而他們都是知識分子。

曾昭燏的悲劇不只是個人的悲劇，也是上世紀那個階級斗爭為綱的特殊年代，所有知識分子的悲劇縮影，像她一樣的知識分子遭遇了相似的命運。

如果曾昭燏在1949年選擇去臺灣，她也就不會走向悲劇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