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尹響 傅敏：美印“去中國化”關鍵產業鏈，能卡誰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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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尹響 傅敏

編輯|姜心宇

審核 |朱依林 江怡

內容提要

為應對中國國家實力增長帶來的地緣政治經濟“威脅”，美國自2016年起加速其政治經濟戰略向“漢密爾頓主義”回歸，并在國內推動政策理念從“華盛頓共識”向“新華盛頓共識”轉變；同時，在亞太地區全面推進“印太戰略”，將其延伸并落實于政治、經濟、安全等關鍵領域。在此雙重戰略部署中，美國均視印度為其平衡與遏制中國經濟實力的關鍵伙伴。印度則將中美戰略競爭視為實現“印度崛起”的重要機遇，尤其是在經濟領域。印度期望利用美國的資金與技術支援，推動其固定資本形成、科技進步、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調整。鑒于此，印度在安全與經濟戰略上積極同美國協調，深度參與并融入“印太戰略”。近年來，美印兩國聚焦于高科技及國家安全等關鍵領域的產業鏈合作持續深化與擴展，對中國半導體、智能終端、生物醫藥等產業產生了一定沖擊，引發了供應鏈外溢與資本外溢效應。本文在深入剖析“印太戰略”框架下美印關鍵領域產業鏈協同合作理論邏輯的基礎上，進一步評估了該合作模式的實踐效應，并對其理論層面的合成謬誤與實踐層面的效果偏差展開了批判性分析。

關鍵詞：印太戰略 關鍵產業鏈 理論邏輯 實踐效應

圖源：網絡

一、引言

自特朗普2016年首次擔任美國總統以來，美國經歷了對華戰略上的重大調整，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者”；拜登政府沿用了上述提法并多次強調中國為“競爭對手”，2025年，特朗普再次擔任美國總統，仍然將中國視為“最主要的對手”，并主導升級對華貿易戰和關鍵技術對華限制。圍繞關鍵領域展開產業和技術競爭近年來一直是中美博弈的核心議題，美國將人口規模與中國相當的印度視為可“削弱”中國關鍵領域實力的重要伙伴，意圖在“印太戰略”及“印太經濟框架”下加強與印度在高科技領域和戰略性產業的產業鏈合作，構建基于“共同價值觀的供應鏈伙伴關系”，通過幫助印度提高科研創新和制造業發展能力，迫使更多關鍵領域的供應鏈從中國大陸向印度轉移，以降低中國在關鍵領域的固定資本形成并削弱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的優勢地位。印度認為加強與美國關鍵領域的產業鏈合作能夠促進產業現代化水平的提升，并遏制中國國家實力的增強，以削弱中國在南亞日漸增長的地緣經濟影響力。

美印產業鏈合作的層次化解析，可分為戰略框架層面和行動層面。在戰略框架層面，美印主要圍繞戰略協同和技術產業協同展開。美印產業鏈合作已從傳統安全領域拓展到經濟和技術層面，體現了美印在印太戰略下的戰略協同意愿和制度性合作安排。 兩國高層頻繁互訪，形成了多層級的戰略合作框架：包括美印戰略對話（“2+2”機制）、四方安全對話（QUAD）中的美印小組，以及“關鍵和新興技術倡議”（iCET）等。這些框架促進了兩國在國防、技術與經濟領域的互動。 2022年，拜登政府發布的聯合聲明指出，美印正在“打造戰略技術伙伴關系”，通過 iCET 推動兩國整合技術和國防供應鏈，構建“可信且具韌性的創新基地”。

在行動層面，美印加強產業鏈合作側重于在全球供應鏈重構中形成新的合作機制和產業布局。兩國政府通過簽署雙邊諒解備忘錄和聯合投資等方式，明確了產業鏈合作機制和重點領域，并已在太空、半導體、生物醫藥、網絡安全、礦產資源（注：原文為先進電信，編者根據引用文獻進行修改）、清潔能源等關鍵領域開展深入合作，例如2024年美印將聯合發射載人航天任務，推動太空技術共同開發；兩國簽署關鍵礦產合作諒解備忘錄，共同開發鋰、鈦、釩等資源。在半導體領域，通過美印“半導體供應鏈與創新伙伴關系”備忘錄加快在印度建設芯片制造及封裝測試產線。美國期望通過上述產業鏈合作利用印度勞動力人口與地緣環境的雙重優勢有意擠壓中國在相關產業中的全球份額。美印產業鏈合作正逐步形成“去中國化”供應鏈結構，力圖構建脫離中國的關鍵領域供應鏈體系。

從戰略產業視角分析，本文所指的“關鍵領域”是指基于國家戰略需求與產業政策劃分的多個高技術領域，包括半導體、生物醫藥、航空航天、有色金屬（戰略礦產）、計算機制造（電子信息）等。這些領域均屬國家規劃中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或重點基礎產業，其劃分邏輯體現在：一是技術密集高端，涉及國家安全和核心競爭力，如半導體和航空發動機技術；二是資源與供應鏈關鍵，如稀土、釩鈦礦等戰略礦產決定產業上游原料安全；三是產業延伸廣泛，對上下游帶動能力強，如計算機和電子信息產業。政府文件明確將信息技術、生物、航天、新材料等列為高技術產業關鍵領域。以《“十三五”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為例，要求突破16/14納米芯片制程、提升存儲器制造等半導體能力；重點培育創新藥物和疫苗、推進生物醫藥自主化；推動民用大型客機和航空發動機研制，實現航空產業自主突破；加強高強度輕合金、復合材料等航材研制；以及開展戰略礦產綜合利用、回收利用工業尾礦中的稀貴金屬。上述行業都與國家安全及經濟穩定密切相關，因此被視為“關鍵領域”。

長期以來，制度經濟學派的交易成本理論為企業實現跨國生產提供了重要的支撐。跨國公司基于比較優勢，遵循效率原則，將產業鏈供應鏈各環節進行全球布局，以實現生產和貿易的全球化。但經濟全球化導致的財富兩極分化和民粹主義復蘇等因素促使國家對供應鏈加強監管，政治權力加大了對全球生產體系的滲透力度。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視角下，地緣經濟戰略和大國競爭成為重塑企業全球供應鏈的重要因素。隨著大國競爭日趨激烈，價值觀和安全概念成為影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重要因素，大國競爭導致了“斷鏈”“短鏈”等破壞性情況的發生。部分占據產業鏈供應鏈核心地位的國家可通過操控關鍵環節實現資源的重新分配，進而獲得打擊競爭對手產業鏈穩定的能力。自2016年以來，美國就如何遏制中國在關鍵領域發展所形成的戰略日益體系化、理論化、聯盟化。從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的多邊構成分析，由于日本和澳大利亞是美國的傳統盟友，印度就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需要全力爭取的戰略對象。2017年，特朗普政府首次提出“印太戰略”，將印度置于亞太地區的重要地位；2018年，特朗普政府發動中美貿易戰，中美經濟競爭的烈度進一步加強，日趨公開化、政治化。中美在政治和經濟層面的博弈也推動了全球大型跨國企業在關鍵領域產業鏈布局上做出改變，迫使部分跨國企業采取“中國+1”策略，將產業鏈供應鏈轉移到美國及印度、越南等國。2020年之后，拜登政府進一步升級了“印太戰略”，繼續推動印度“盟友化”進程。2022年2月，拜登政府發表了《美國印太戰略》，進一步闡釋“印太戰略”，并在同年5月的“四方安全對話”領導人峰會上達成了不依賴中國產業鏈尖端技術領域產業鏈合作的聯合聲明。2023年，美印之間在重要領域進行了多層次戰略性接觸，在關鍵新興技術、國防工業以及貿易關系等方面簽署了一系列協議。2023年6月，印度總理莫迪訪美，雙方高層發表了以戰略科技合作為核心的《聯合聲明》，明確公開美印將推進半導體產業、清潔能源、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基礎通信等關鍵領域的產業鏈合作。

關于美印關鍵技術產業鏈合作，現有研究多從地緣戰略或雙邊關系角度進行解讀，但較少系統運用國際政治經濟學（IPE）的理論框架，深入剖析其背后政治、經濟與社會力量的復雜互動關系。基于此，本文旨在回答以下核心問題：第一，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看，驅動美印深化關鍵技術產業鏈合作的根本邏輯是什么？第二，這項合作在實踐層面涵蓋哪些具體領域與內容？第三，這項合作對中國關鍵領域產業鏈構成的具體影響是什么？第四，美印加強合作的理論與實踐沖突與局限性何在？

二、美印關鍵領域產業鏈合作的理論

邏輯：從思想演進到戰略對接

美印關鍵領域產業鏈合作的深化，本質上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權力—市場”互動邏輯的當代實踐。本部分通過構建三層遞進式理論框架，系統闡釋雙方深化合作的內在機理。

（一）

美國“新華盛頓共識”的思想演進及“印太戰略”下的美印“靠攏”

“華盛頓共識”向“新華盛頓共識”的演進，標志著美國從新自由主義為導向的供應鏈全球化價值分工體系向以民主價值觀為導向的供應鏈聯盟體系轉型。這一轉變的核心是將供應鏈安全納入國家安全范疇，通過“小院高墻”策略在關鍵技術領域構建將對美構成嚴重競爭或安全威脅的國家排除在外的聯盟體系。其理論根源在于美國試圖在大變局下維護霸權體系的穩定與其二戰后構建的國際機制的穩定，以確保美國在關鍵領域產業鏈的主導優勢。

近年來，美國原有的經濟戰略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逆全球化浪潮以及供應鏈的“短鏈化”“在岸化”沖擊了舊共識的核心——即經濟全球化和高度自由的世界市場。如沃勒斯坦在其世界體系理論中就指出，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就是依靠全球“商品鏈”連接而成，其背后是全球性的勞動和生產網絡。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客觀上推動了美國實體制造業的流失，產業結構的“去實向虛”帶來的就業問題讓新自由主義和現有的全球產業鏈布局在美國失去了認同基礎，美國中部內陸地區的民眾迫切尋求改變。在國際政治經濟思想上，美國再次從“杰弗遜主義”回到了李斯特和漢密爾頓的重商主義思想，即“國家必須放棄和犧牲一定的物質資產以獲取文化、技術和統一的生產力量。它必須犧牲某些現實的利益，以保障獲取未來的利益”。漢密爾頓在1791年提交給美國國會的一份報告中提出了“制造業優先”和“進口替代”的戰略，指出：“不僅國家的財富，而且是國家的獨立和安全，都與其制造業的繁榮息息相關。”基于上述邏輯，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內提出了“美國優先”和“制造業回歸”的理念，其重要策略就是通過“加征關稅”的政策以實現上述目標，這些政策受到了美國內陸“鐵銹帶”民眾的廣泛歡迎。

為應對“中國競爭”，拜登政府在對華經濟政策上繼承了特朗普政府的理念，并將其理論化、系統化。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杰克·沙利文在2023年4月發表主題為《重振美國經濟領導力》的重要演講，提出美國新的國內外經濟政策，倡導以國家介入為主旨的產業政策、重振美國的制造業，建立超越傳統貿易協定的新國際經濟伙伴關系，即“新華盛頓共識”（New Washington Consensus）。 這一概念的提出標志著美國政府的治國理念在理論上從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華盛頓共識”轉向更注重國家干預的新策略。“華盛頓共識”主張貿易和金融自由化、減少國家干預和私有化，但如今這一理念已被新的共識所取代。“新華盛頓共識”突出了四大挑戰，強調這些挑戰不僅關系到美國的未來，也關系到全球的穩定與發展。第一，美國的產業基礎正被“掏空”。以要素成本和效率為導向的經濟全球化導致本土制造業大量外流，企業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將生產線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產業結構脫實向虛嚴重削弱了美國的產業鏈完整度和技術創新能力，美國的全球競爭力也因此下降。第二，地緣政治和安全競爭對美國經濟發展產生巨大影響，自由主義認為經濟一體化能夠促使全球秩序在和平中合作，然而中國的崛起對美國的競爭沖擊大于合作利益，已經成為美國維持霸權地位的首要威脅。中國在高技術、國防軍事、貿易關系等關鍵領域的影響力都在迅速提升，使美國原有的國際秩序和國際戰略難以維持，美國擔心中國會挑戰其在全球的領導地位，因此將中國視為其最大的競爭對手。這種地緣政治和安全競爭不僅影響了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也對美國的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第三，氣候變化危機加劇了清潔能源轉型的壓力。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全球性的危機，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缺乏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全球領導力，中國則將經濟政策和氣候戰略相結合，實現氣候和經濟目標的相互成就，并形成在全球范圍的相關產業主導優勢，對美國在氣候領域的領導力和話語權構成嚴重沖擊。第四，經濟不平等的社會矛盾向上傳導，影響美國民主制度的穩定性。經濟不平等一直是美國社會的嚴重問題，原來美國社會認為能通過市場分配使得財富從上“涓滴”到下，利益由社會各個階層共享。 然而貧富差距的擴大，中產階級的萎縮，使得美國社會的矛盾越來越尖銳，不僅威脅到社會穩定，也威脅到美國的民主制度。以上四大挑戰，使得美國無法繼續堅持傳統的以經濟全球化和自由主義為核心的“舊共識”。美國需要尋找新的經濟戰略，以應對這些挑戰，維護其全球領導地位。

“新華盛頓共識”主張對傳統的自由市場政策進行反思和轉變，更注重國家干預，以應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主要包含了四方面的內容。一是強化國家干預，推動產業政策。面對全球化的挑戰，美國需要強化國家干預，推動產業政策，以保護和復興國內的產業基礎。這意味著政府需要通過財政、稅收、金融等手段，強化政府投入對關鍵產業進行扶持，以提升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二是通過“小院高墻”保護國內尖端技術和相關產業。美國將通過技術限制、投資審查、出口管制等手段限制“非民主”“敵對”國家的進入來維護國家安全。三是加強盟友之間的產業鏈合作，重塑全球貿易體系。為了保護國內產業和勞工的利益以及維持世界經濟秩序的主導地位，美國要加強對部分國家的“不公平”貿易行為采取更強硬的措施，如對傾銷、補貼等行為進行調查和制裁，或重新談判并修改現有貿易規則。四是縮小經濟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新華盛頓共識”主張，政府應采取措施縮小經濟差距，促進社會公平，以維護社會的穩定和民主制度的運行，包括改革分配制度，加大對教育、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的投入及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等。

為應對中國不斷增強的科技和產業實力，“新華盛頓共識”強調了三方面：第一，中美已由競合的合作伙伴關系轉向零和的戰略競爭關系，美國將在關鍵領域與中國展開全面競爭；第二，中美戰略競爭的重點在于關鍵領域，繼制裁中國半導體等產業后，美國又指責中國的新能源汽車、光伏組件和鋰電池等“新三樣”“產能過剩”，“扭曲”了全球市場的商品價格。鑒于此，“新共識”呼吁政府加強在關鍵產業領域的投資與補貼，以應對挑戰。第三，采用國內國外“雙軌制”制裁政策，以求在關鍵領域“排除”中國，即在國內實行“小院高墻”戰略維護本土產業發展，對外借助聯盟運用市場霸權設置準入限制，構建“排華性”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合作網絡，如“印太經濟框架”中的“供應鏈支柱”，目的是阻止中國主導關鍵領域產供鏈并占據主要市場份額，累積先進技術，最終實現“彎道超車”。“小院高墻”策略的關鍵內容之一就是通過投資補貼等產業政策令跨國企業在美國制裁和對華投資之間“選邊站”，并通過“盟伴”關系施壓其他國家在特定的關鍵領域對中國“協同脫鉤”，限制跨國企業在中國的后續投資和技術升級，試圖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阻遏中國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拜登政府希望通過在“印太戰略”下“拉攏”“扶持”具有人口規模與中國相當且與美國具有“共同價值觀”及“相似民主選舉制度”的印度，選擇性忽視美印雙方在地緣政治、經濟結構和價值觀領域的沖突性問題，向其轉移、讓渡部分高新技術與產業，使其成為能夠承接從中國向外轉移制造業的重要目的地，從而達到削弱中國制造業能力，遏制中國地緣經濟影響力的目的。

（二）

印度的“印太”愿景與

印美戰略對接

印度的“印太”愿景動態演化，實則為對沖戰略下的利益計算。莫迪政府將美國的戰略轉向視為自身科技和經濟實力增強的重大機遇，通過“戰略自主”框架實現三重對接；一是目標對接：吸納美國資金技術助推“印度制造”；二是機制對接：將QUAD技術工作組、iCET等機制嵌入印度版“印太”構想；三是領域對接：聚焦半導體、國防軍工、關鍵礦產等中美博弈的關鍵領域。印度的“印太”愿景經歷了從概念提出到戰略回調，再到主動塑造的演變過程，其核心目標是維護印度在印度洋的主導地位并拓展在太平洋地區的收益，同時在中美競爭之中尋求利益最大化以實現國家崛起的目標。

2012年至2014年是印度官方正式接受“印太”概念的轉折階段。2012年2月，印度外秘拉詹·馬塔伊（Ranjan Mathai）在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演講時首次以官方名義使用“印太”術語，強調印美加強產業合作對該地區供應鏈穩定的重要性。 同年12月，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在印度—東盟峰會上明確表示“印太地區的穩定與繁榮關乎印度未來”，首次將“印太”納入最高層外交話語。之后，莫迪政府于2014年9月25日對內提出“印度制造”經濟戰略，希望借此減少進口依賴，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利用龐大勞動人口與國內市場潛力實現制造業升級和經濟自給自足。這一階段，印度戰略界初步形成對外共識，認為印度的“印太”概念契合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及全球戰略重心東移的趨勢，但更強調區域內經濟合作而非地緣對抗。這一時期，印度對“印太”概念的理解與美國實施的“重返亞太”戰略以及日、澳、東盟等對“印太”概念的理解相契合，反映了世界戰略重心“向東看”的趨勢。雖然“印太”概念的具體內容尚不明朗，但美國已經試圖在“印太”地區構建多邊戰略部署，加強與地區重點國家的頂層構建，通過區域小多邊機制維持其印太地區的領導地位。 印度的“印太”愿景強調了與中國戰略競爭的重要性，并有意加強與美國安全合作。印度戰略界認為，主動參與“印太”地區事務是成為“獨立自主”大國的必然過程、國際格局多極化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響應美國制衡中國的需要。印度一直對中國懷有復雜的“瑜亮”心態，除與中國存在未解決的邊界問題外，中國的崛起令印度忌憚又敵視，認為中國的發展侵犯了印度在南亞的主導權。于是在美國逐步加大對華競爭的力度時，印度開始主動與美國進行戰略對接，期望達到“聯美遏中”的目標。

2015年，莫迪政府提出“東向行動政策”，強化與美國、日本、越南的安全合作，并在東亞峰會上宣稱印度將長期參與“印太”事務。2017年中印“洞朗對峙事件”和2020年中印“加勒萬河谷沖突事件”讓本就不穩定的中印關系急轉直下。2018年以來，印度戰略界（包括政治團體、議會、媒體和學術界）開始支持將“印太”從地理和學術概念升級為印度的對外戰略構想，認為在中美博弈加劇背景下，印度積極融入乃至引導由美國提出的“印太戰略”走向，聯手美國等國可以既遏制中國崛起，平衡中國在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又可實現重大戰略利益。印度前國家安全顧問希夫尚卡爾·梅農（Shivshankar Menon）指出，“印度與美國的關系日益緊密、利益趨同，美國是影響印度所有關鍵利益最重要的國家，印度與美國正在構建越來越具有聯盟特征的伙伴關系。”拉賈·莫漢（C. Raja Mohan）提出，“莫迪沒有背負反西方的意識形態包袱，摒棄“不結盟”或“戰略自主”的傳統防御性政策，引領印度深化同美國戰略合作，加速經濟發展及增強軍事實力，可重塑印度在世界的領導地位”。拉杰什·拉賈戈帕蘭(Rajesh Rajagopalan）和布拉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等印度學者認為伴隨中國快速崛起，印度在“印太”地區的主要目標是遏制中國成為該地區的主導力量，印度應更自信地放棄“不結盟傳統”，積極擁抱印美戰略伙伴關系。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S. Jaishankar）在其著作《印度之路：不確定世界中的策略》（The India Way: Strategies for an Uncertain World）當中就提到，在中美的競爭中，印度不能等到塵埃落定，而應該積極參與美國的戰略，在“聯美制華”過程中實現印度的崛起。印度的主流媒體則進一步將上述觀點進行強化并廣泛傳播，使之成為能夠影響印度國策和民意的“主流意見”。如《印度斯坦時報》甚至使用了“對抗中國”的措辭，期望印度能夠以“印太戰略”為依托與中國進行競爭，《印度教徒報》在報道中認為，中印緊張關系加劇，而印度與QUAD的合作在取得進展，印度被西方國家廣泛認可、接納，從而給印太地區的地緣博弈帶來重大變化，并讓印度面臨重大戰略機遇。不過，并不是所有印度學者都完全認同上述觀點，他們認為，印度雖然主動選擇向美國“靠攏”，但也無法完全放棄“戰略自主”的原則，避免過于被戰略聯盟所“捆綁”而喪失戰略靈活性。美印兩國無法完全互信，印度更強調利益和角色的開放性和多元化，具有強烈的“戰略投機”色彩。印度也希望通過構建“印度世紀”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多邊外交體系，對華態度也兼具競爭與合作的認知悖論。

（三）

基于IPE“權力—利益—制度”三維框架美印關鍵產業鏈加深合作的理論邏輯

前述兩節的推論最終指向吉爾平“霸權穩定”理論的當代驗證，即美國通過技術聯盟重構產業鏈權力結構（供給側權力），印度則利用大國博弈窗口獲取市場準入權（需求側權力）。二者在“印太戰略”制度框架下形成“非對稱互補型合作”——這正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戰略耦合”（Strategic Coupling）理論在產業鏈領域的具象化。

國際政治經濟學（IPE）的三大核心理論流派——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和結構主義——為分析美印“印太戰略”合作提供了多維視角：現實主義聚焦國家間權力博弈，認為經濟關系從屬于地緣政治目標。美國通過“供應鏈武器化”重構產業鏈布局，印度則以“戰略對沖”在中美間謀求利益最大化，這種合作本質是權力再分配的載體。自由制度主義強調制度網絡對合作行為的塑造。美國以“印太經濟框架”（IPEF）構建排他性規則體系，印度通過“制度嵌套”（如同時參與QUAD與上合組織）實現風險分散，雙方合作呈現規則制衡特征。近年來，美國與印度都積極推動制造業回流，既相互競爭又尋求合作。印度提出“印度制造”倡議吸引美企投資，以承接從中國對外轉移的電子和醫藥產業。拜登政府執政時期，美國推行“基于民主價值觀的供應鏈同盟”戰略，強調對印度等盟友的技術和供應鏈依賴，兩國產業鏈合作在權力重構上試圖削弱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優勢地位，通過美印關鍵技術產業鏈合作和協同出口管制形成“權力閉環”；在制度制衡層面，依托印太經濟框架與QUAD安全機制，構建排他性供應鏈規則，將中國排除在外；在利益博弈上，印度通過生產掛鉤激勵提升自主制造能力，美國則通過本土化政策考量印度市場，雙方在知識產權和市場準入上既互相爭奪，又在遏制中國產業鏈安全方面達成一致，共同應對“去中心化”與“替代性競爭”的雙重壓力，共同訴求制造業回流。美印產業鏈合作對中國產業鏈安全的沖擊，正是上述三重邏輯交織作用的結果：權力重構削弱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結構性地位，制度制衡壓縮中國規則話語空間，利益博弈迫使中國應對“去中心化”與“替代性競爭”的雙重壓力。

1.權力重構：供應鏈“武器化”與地緣經濟競爭。基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現實主義理論視角，國家行為體將經濟資源轉化為權力工具的趨勢愈發明顯。美國推動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戰略，實質是將供應鏈布局從市場效率優先轉向權力競爭優先。根據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的“霸權穩定論”，美國通過重構半導體、稀土等關鍵產業鏈的“權力閉環”，例如頒布《芯片與科學法案》對華技術封鎖，削弱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結構性權力。 印度則借助美國對華遏制的戰略需求，以“替代性生產基地”角色承接電子制造、原料藥等產業轉移，形成對華產業鏈的“楔子戰略”。 這種權力重構遵循“中心—邊緣”模型：美國作為規則制定者占據價值鏈頂端，印度通過參與“關鍵礦產聯盟”（MSP）等機制獲得次級中心地位，而中國被迫面臨“去中心化”風險。美印產業鏈合作通過技術標準聯盟（iCET）、出口管制協同等手段，對中國形成“制度性權力圍堵”。

2.制度制衡：規則碎片化與對沖機制。自由制度主義視角下，美印產業鏈合作呈現“制度嵌套”特征。美國以“新華盛頓共識”重塑全球化規則體系，通過“印太經濟框架”（IPEF）的供應鏈韌性協議構建排他性制度網絡，將中國排除在數字貿易、綠色技術等規則制定之外。 印度則采取“制度對沖”策略：一方面加入QUAD安全機制強化與美國制度綁定，另一方面通過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上海合作組織等平臺維持與中俄的制度聯系，以此降低對單一制度的依賴風險。這種制度博弈導致全球產業鏈規則走向“陣營化”。例如，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以基礎設施標準差異（排斥中國5G技術）、融資機制（美日主導的“藍點網絡”認證）等手段，對沖“一帶一路”的規則影響力。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的結構性權力理論可解釋此類行為：美印通過控制“知識—技術—金融”三重結構性權力，試圖將中國鎖定在產業鏈中低端。

3.利益博弈：戰略自主性與依附性矛盾。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結構主義理論揭示美印產業鏈合作的內在張力。美國試圖將印度納入“民主科技聯盟”產業鏈體系，但其“小院高墻”政策，如《通脹削減法案》對印度新能源產業的本土化要求反而加劇印度對技術轉移滯后性的不滿。印度則通過“生產掛鉤激勵計劃”（PLI）培育本土制造業，其目標并非成為美國附庸，而是借助美資和技術輸入實現“選擇性崛起”，這導致雙方在知識產權、市場準入等問題上摩擦頻發。美印在光伏、電動汽車等領域的標準競爭，如印度強制BIS認證排斥中國組件，短期內加劇中國企業的市場擠出效應；但印度本土化生產能力不足，如原料藥80%依賴中國中間體，又為中國通過“嵌入式替代”（如中印合資企業規避制裁）保留突破口。

三、美印推動關鍵領域產業鏈合作的實踐效應

（一）

策略上構建“基于共同價值觀”的關鍵領域產業鏈聯盟

第一，美國制定了以“友岸外包”為核心的一系列“排他性”產業政策以推動關鍵領域產業鏈對華“脫鉤”。美國政府意識到必須通過“印太戰略”形成聯盟合力降低對華的依賴，以維護自身的產業鏈優勢地位。在選擇合作伙伴時，美國將伙伴、民主價值和地緣戰略聯系起來，并采用“政治考慮”和“共同價值觀”作為標準。通過強調對華經濟合作的政治風險，促使美國盟友及伙伴國家接受這些標準，從而使產業鏈布局更多地受到地緣政治邏輯的影響。在半導體領域，美國與日本、韓國、中國臺灣、越南、印度、馬來西亞等經濟體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系，以增強在核心環節的生產能力。此外，基于2022年生效的《芯片與科學法案》，美國在亞太地區推出了“芯片四方聯盟”（Chip 4）的計劃，覆蓋芯片設計、制造、封裝等半導體產業鏈各環節，旨在整合韓國、日本和中國臺灣等經濟體在半導體制造領域的供應鏈，迫使中國“孤立”于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之外。印度作為美國重點發展的“友岸”之一，于2018年被美國商務部提升為戰略貿易授權級別，獲得更廣泛的敏感技術許可。

第二，印度借助靠近美國對華戰略，意圖成為新的“世界工廠”。新冠疫情和美國及盟友“遏華”政策的疊加，令部分跨國企業采取了“中國+1”的策略。在印度政府出臺政策引導以及西方國家推動的雙重激勵下，“中國+1”策略讓印度得以承接歐美跨國公司如蘋果、英偉達等從中國搬離的產業鏈環節，意圖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印度的電子制造、半導體、化工和制藥等多個產業也從“中國+1”中獲益，從而增強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競爭力。此外，印度與澳大利亞、英國和歐盟等簽署了自貿協定和互惠協定。通過這些努力，印度希望能抓住全球制造業產業鏈轉移的機遇，推動本國經濟發展，并成為全球制造業新中心。

圖源：《南亞研究》

（二）

行動上美印加強關鍵領域產業鏈合作以遏制中國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

拜登政府認為協調一致的美印高科技領域產業鏈合作是對華競爭的有力舉措，美印科技產業鏈合作被視為發展雙邊關系的重要部分。2023年1月美印經過洽談，公布了《美印關鍵和新興技術倡議》（iCET），該協議旨在加強美國和印度之間在關鍵和新興技術領域的產業鏈合作，以提升雙方的戰略技術伙伴關系和安全防務合作。美印雙方在高技術創新體系、國防與太空生態系統及學術合作等多個關鍵領域也形成了多層次多樣化的合作模式。

第一，美印不斷加強在半導體及集成電路、電信、軟件與互聯網服務等高科技領域的產業鏈合作。2023年3月，美國商務部和印度商業和工業部達成了《半導體產業鏈和創新伙伴關系諒解備忘錄》，以促進商業機會和半導體創新生態系統的發展。此外，兩國分別成立了電信聯合工作組，專注于開發開放式無線網絡和5G/6G技術，以建立“安全可信的電信、有彈性的產業鏈，并實現全球數字包容性”。在半導體產業鏈方面，美光科技公司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將投資8.25億美元新建半導體封裝和測試設施，以代替中國封裝測試環節。泛林集團（Lam Research）和應用材料公司也宣布了在印度的重大投資計劃，包括培訓下一代半導體工程師和建立協作工程中心。這些產業鏈合作項目顯示了美印在高科技領域產業鏈的深入合作，旨在共同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

第二，美印持續深化在國防與太空領域的合作關系。2023年6月，美國通用電氣航空航天集團（GE Aviation）與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HAL）簽署了諒解備忘錄，旨在通過技術轉讓和共享，向印度空軍提供生產戰斗機的發動機，這是美國歷史上少有的噴氣發動機技術轉讓。美印兩國國防部宣布啟動美印國防加速生態系統（INDUS-X），以推進美印在國防和尖端技術領域產業鏈合作，突破監管私人資本來推動國防發展創新，確保美印兩國防務部隊有維持“印太”地區秩序的能力。在太空領域，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印度空間研究組織（ISRO）計劃于2024年聯合進入國際空間站，并確定一份戰略框架，加強美印兩國在太空飛行領域的合作。除此之外，確定印度為主要國防合作伙伴以來，美國和印度已經簽署了《物流交換協議備忘錄》（LEMOA）、《通信兼容性和安全協議》（COMCASA）、工業安全協議和《地理空間合作基本交流與合作協議》（BECA），促進了平臺之間的安全通信、更多的技術轉讓、敏感技術的行業合作、實時地理空間情報共享等。

圖源：《南亞研究》

四、美印推動關鍵產業鏈協同合作的對華影響

（一）

外溢效應：推動在華跨國公司形成“中國+N”的供應鏈格局

第一，部分涉及跨國生產的企業為規避關稅和地緣政治博弈的影響，被迫或主動采取“中國+N”的產供鏈替代策略，加快構建繞開中國的產供鏈網絡，摒棄之前“單一供應來源”的采購模式。根據麥肯錫公司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企業都在通過本地化、區域化供應鏈戰略來提高其供應鏈的抗風險能力，一些在中國有生產計劃的跨國企業新規劃中，“中國+1”升級為“中國+N”。東南亞和印度憑借與中國鄰近的地理優勢以及相對低的要素價格，成為跨國企業生產再布局的轉移中心。此外，美國蘋果、美光、韓國三星、中國臺灣的富士康、緯創等企業也將部分位于中國的電子產品產供鏈轉移到了印度；僅2024年，印度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到了創記錄的457億美元，印度對美出口為874億美元，同比增長4.5%。與此對應的是，中國對歐美地區的進出口額則不斷下滑。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與美國雙邊貨物進出口額與2022年同期相比下降7.9%，中國與歐盟雙邊貨物進出口額同比下降6.7%。并且中國面臨“外資規模下降但企業數量上升”的矛盾，2024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總量為8262.5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27.1%，折合1162億美元，新設外資企業59080家，同比增長9.9%。此外，美國于2022年6月21日正式生效的所謂的《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一方面將來自中國新疆地區的全部產品進行“有罪推定”，全部認定為所謂“強迫勞動產品”，除非企業“自證清白”，否則一律禁止進口。該法通過供應鏈及物流傳導，并影響相關企業的正常出口業務。目前，不少國際貨物代理公司就要求開展國際貿易的中企提交原產地證書，并“自我保證”不含生產自新疆產品的說明以及棉花原絲采購訂單及發票等。另一方面，美國借由其憑空捏造的“渉疆法案”，根據其現實利益的需要，將中國新疆的一些重要產品和企業列入其制裁名單。2022年至2024年，美國國土安全部就根據上述法案對多達85家中國“渉疆”企業進行制裁。上述舉措逼迫相關跨國企業不得不考慮放棄或減少涉及新疆業務的中國供應鏈，并將其轉移至中國以外的地區。

（二）

技術封鎖：關鍵產業的供應鏈遭遇“雙頭擠壓”

2024年10月28日，美國財政部發布了對華投資限制最終規則，旨在實施拜登于2023年8月9日簽署的第14105號行政命令，以限制美國企業和個人對中國半導體、量子技術、人工智能領域進行投資，旨在防止美國的資本和專業知識被用來加速發展可能支持中國軍事現代化并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技術。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數字化應用等技術的日新月異也讓許多領域的產業鏈供應鏈環節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轉型，跨國企業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觸角”向母國收縮有了經濟合理性，也出現了現實趨勢。無論是特朗普政府的“制造業回流”還是拜登政府通過的《通脹削減法案》等政策都加速了上述趨勢。“脫鉤”的根本目標是削弱中國產供鏈的綜合優勢，抽取中國經濟高技術發展活力，讓中國在高質量發展時期陷入停滯乃至回縮狀態。上述手段對中國經濟主要產生了兩方面的負面效應：一是勞動力、資本等要素流動，中間品投入和市場銷售環節均出現不確定性、不安全等導致產業鏈供應鏈斷裂或者堵塞的風險點。具體而言，美國通過加征關稅、限制技術和產品出口、限制投資、阻礙人才往來、制裁企業、長臂管轄等手段，破壞全球市場規則和國際經貿秩序，對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吸引外資投資造成損失；推動“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尋求供應鏈“去風險”，破壞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產供鏈中的主導地位和作用，形成產業鏈低端的“擠出”效應。二是在半導體、數字經濟、5G等關鍵技術領域的高端環節對中國實施技術封鎖，試圖將中國排除在全球技術創新產業鏈合作之外，阻礙中國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數字經濟等領域的技術創新和發展。隨著技術脫鉤的進一步蔓延，尤其是高算力半導體技術受限，一批中國高科技企業艱難求生，其研發、生產等活動受到嚴重沖擊。三是產供鏈縱向收縮引致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下降，將客觀導致傳統貿易占比擴大，外國直接投資下降，跨境生產價值鏈變短，國內外技術交流速率降低，產業迭代升級的速度放緩。

五、對美印加深關鍵產業鏈合作的批判性思考

（一）

美印安全和產業政策協同加強但“難掩”意識形態領域分歧

雖然美印兩國都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但美國的“新華盛頓共識”或“印太戰略”更加強調“競贏”的概念，以維護本國的經濟霸權和其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印度自身具有較強的“大國心態”，近年來，莫迪本人也多次強調“戰略自主”，一方面融入甚至影響“印太四方機制”，另一方面傾向于通過多邊合作和區域平衡來提升其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為印度獲取最大的收益，最終成為“有聲有色的大國”。美國拜登政府為了保障“印太戰略”和“四方安全對話”（QUAD）的穩定性，并著力于與印度協同戰略目標并加深合作以應對中國崛起，削弱中國經濟實力、供應鏈主導地位和地緣影響力，因此在“拉攏”印度并與印度不斷擴大技術、產業和國防軍工領域合作的同時，“低調處理”與印度的分歧，并一定程度地“抑制”了美國國內對印度人權、宗教政策及在俄烏問題上的立場等問題的批評聲量。印度政府也一直認為自己在“四方安全對話”中是被需求的一方，對印美在關鍵產業上的合作持樂觀態度。美國對印度的反美歷史記憶猶新，而印度則對美國的歷史制裁和干涉保持高度警惕，這種相互對立的力量，限制了兩國經濟合作的互信程度。印度的戰略投機主義傾向也引起了美國的不滿，使得印美關系面臨更多脆弱性。以俄烏戰爭為例，印度拒絕譴責俄羅斯或是稱這場戰爭為“侵略戰爭”，印度也一直大量購買來自俄羅斯的石油與軍工產品，并與俄羅斯長期保持了牢固、穩定的戰略伙伴關系。印度積極參與“印太戰略”的動機是試圖借助美國力量提升自身科技和產業實力，在遏制中國的過程中實現“地緣再平衡”并擴大在南亞及亞太其他地區的影響力，但美國試圖主導并推動南亞事務，如推動尼泊爾與美簽署千禧年挑戰計劃協議（MCC）以及與巴基斯坦在國防領域的合作也讓印度感到“如芒在背”。此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中的中左翼勢力長期對印度國內存在嚴重的“宗教壓迫”“人權侵犯”等問題不滿，而印度對美國、加拿大等國在錫克教和卡利斯坦運動等議題上的立場感到不安甚至憤怒，也使得美印關系存在難以調和的一面。

（二）

印美強化關鍵產業領域合作存在“難以妥協”的經濟戰略沖突

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國總統后，在“美國優先”的原則指引下，美國更加重視雙邊往來利益中的“得與失”，不允許“印度占美國的便宜”。特朗普本人多次抱怨：“我們與印度之間貿易逆差巨大。”他認為印度關稅稅率太高，非關稅壁壘“繁重和討厭”，導致美印貿易多年來維持較小規模。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24年，美印貨物貿易規模約為1288億美元，印度對美貿易順差為458億美元。2025年8月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令，以印度“以直接或間接方式進口俄羅斯石油”為由，對印度輸美產品征收額外的25%關稅；疊加上8月6日稍早公布的25%額外關稅，美國對印度征收的總關稅已高達50%。特朗普在2025年4月2日公布所謂“對等關稅”措施后，起先印度莫迪政府態度較為樂觀，認為雙方具有“共同戰略目標”，會通過適當妥協較快達成協議，但隨后雙方舉行了五輪會談，卻無法達成任何貿易協議。在此情形下，特朗普“怒批”印度是“死亡經濟體”。美印雙方的核心分歧在于，第一，美國要求印度擴大市場準入，從美國增加農產品等商品進口。但印度難以讓步的原因在于印度農業依然以小農經濟為主，大量農民依靠農業生產維持生活，如果印度對質優價廉的國外農產品放開進口，將對其農業和農民造成毀滅性打擊，而農民團體又是莫迪所在印人黨的“鐵桿票倉”。第二，特朗普要求印度放棄購買俄羅斯石油轉而購買美國油氣也讓印度難以接受。印度是全球第三大石油進口與消費國，同時也是外匯相對短缺的國家。俄羅斯作為其主要供應國，約占供應總量的35%且俄羅斯石油價格約為美國石油價格的2/3，因此放棄購買俄羅斯石油是印度當下的“不可承受之重”。美印上述貿易分歧勢必向安全和產業協同合作領域傳導，如印度國內目前已出現聲音要求放緩購買美國戰機的進程。第三，中美之間逐步形成的“博弈+會談”戰略格局讓印度陷入“戰略失調”。進入特朗普第二任期，雖然美國仍在關鍵領域對華展開激烈博弈，甚至雙方展開了以“循環升級—協商談判”為特征的貿易沖突，但與拜登政府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更加重視使用自身力量解決中美雙邊問題，對美國當前而言，印度在遏制中國崛起過程中所扮演角色的分量有所削弱。在特朗普于2025年4月2日升級了全球貿易沖突后，美國與中國在2025年5月、6月和7月分別展開了“日內瓦會談”“倫敦會談”和“哥本哈根會談”，在關鍵領域博弈中達成了一定共識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貿易沖突，使得印度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邏輯感到“無所適從”，陷入了究竟應“以妥協換讓步”還是“以斗爭換讓步”的策略困境。在2025年5月7日印巴空戰后，印度無法對使用中國裝備的巴基斯坦實現軍事優勢，迫使美國戰略界重新評估印度的制造業能力和兩國在關鍵產業領域合作的意愿與深度。在防務領域，特朗普要求印度購買F-35戰機，希望通過對印進行大規模軍售在短時間內扭轉對印貿易逆差。對印度而言，購買F-35戰機不僅采購和維護成本高昂，且會阻礙印度制造本土五代機的努力。

總體而言，印度試圖在美、中、俄等大國之間尋求戰略平衡，但在大國博弈日趨激烈的背景下，印度也意識到掌握這種“微妙的平衡”難度越來越大，其利用大國競爭謀取自身利益的行為，很可能導致多個博弈主體的反感，反而使自身陷入更深的戰略困境。

（三）

雙方產業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導致美印關鍵產業鏈合作的實踐效果不理想

長期以來，出于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和勞動力技能水平等現實狀況的考慮，印度選擇了一條先發展第三產業、再發展第二產業的道路，導致印度的經濟結構呈現第三產業占比高、第二產業占比低的特征。截至20243-24財年，印度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升至55%，工業占比降至25.6%，其中制造業僅占14.72%，甚至較2019年的18%還有所下降。從實踐觀察，美印雙方產業鏈合作的主要領域也集中在IT服務業，2020年至2024年，從印度外商投資結構看，服務業占比最高達到40%～50%，同時服務外包帶動印度的服務貿易順差逐年擴大，而印度商品貿易長期呈現高逆差。印度制造業基礎薄弱，缺乏完整的產業鏈和配套體系，導致其在全球制造業中的地位未能顯著提升，也未能按照美國設想，扮演好“中國+N”供應鏈外遷承接地的角色。自莫迪2014年提出“印度制造”戰略以來，印度制造業增加值比重不升反降的一大重要原因是始終無法形成大規模投資于制造業的資金積累。由于外匯儲備有限，印度會通過“選擇性”執法限制跨國企業將在印度市場賺取的利潤以外匯方式匯至母公司所在國，導致跨國公司投資印度的意愿下降。此外，印度著力發展仿制醫藥產業對研發投入巨大的美國生物醫藥行業形成了嚴重的利潤沖擊；而印度大量向美國輸出服務型的廉價勞動力并通過僑匯獲得外匯，又一定程度上沖擊了美國以服務業為主的就業市場，無法與美國形成勞動力技能和產業鏈條的互補，使得美國公司對印度的勞動力市場缺乏信任，也抑制了美國公司加大在印度投資制造業的意愿。此外，基礎設施建設滯后、電力供應不穩定、交通運輸效率低下等問題進一步制約了制造業的規模化和集群化發展。從微觀層面觀察，美國企業在印度的投資并沒有出現預想中的大幅增加。具體體現為由于印度在基礎設施、物流、勞動力效率、營商環境等與中國存在較大差距，部分跨國企業不得不繼續將核心環節留在中國完成，如美國蘋果公司一度將生產iPhone手機的部分產能從中國遷移至印度，但其上下游企業在印度的代工工廠因技術配套和勞動力成本問題一度遇阻，加之產品良率不理想，蘋果公司和富士康等“果鏈”企業又不得不重新擴大了在中國的生產規模，仍將iPhone組裝留在中國。上述針對跨國企業的“本土化—回流”博弈，反而進一步促使中國供應鏈在保持規模效應的同時，向更高附加值環節升級，增強了產業鏈韌性和技術競爭力。近年來，福特、通用和哈雷—戴維森（Harley-Davidson）等美國制造商都逐步停止了在印度的投資和生產。

六、結論

美印兩國在“印太戰略”框架下深化關鍵領域產業鏈合作是在面對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基于各自國家利益和戰略目標，在理論與實踐層面進行雙向協同的結果。美國力圖通過“新華盛頓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重塑全球經濟秩序，維護其經濟霸權。而印度則希望借助美國的力量，積極參與、推動“印太戰略”，在地緣政治上實現“再平衡”，以提升國家經濟和科技實力以及全球影響力。美印兩國在遏制中國崛起方面戰略趨同，動機一致，因而推動了關鍵產業鏈合作的不斷深化。美印兩國在“印太戰略”框架下，采取了一系列具體舉措來推動關鍵領域產業鏈合作，以實現各自的戰略目標。美印不斷深化在國防與太空、半導體、電信、軟件與互聯網服務等關鍵領域的產業鏈合作，對中國關鍵領域產業鏈供應鏈產生了“雙頭擠壓”和關鍵領域“產業外溢”影響。但必須要看到，由于美印兩國客觀存在意識形態沖突，經濟戰略和重大利益沖突以及產業要素的結構性沖突，使得美印兩國在企業微觀層面合作的實際效果有限，反而在貿易沖突升級背景下，兩國“難以妥協”的矛盾被進一步放大，讓印度面臨“結盟”還是“自主”戰略困境，使得在“印太戰略”框架下的美印關鍵領域產業鏈合作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

作者簡介：

尹響，四川大學商學院副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傅敏，四川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南亞研究所碩士生。

本文轉載自“國研網”2025年12月29日文章，原文刊載于《南亞研究》2025年第3期，原標題為《“印太戰略”框架下美印關鍵產業鏈“協同合作”：理論邏輯、實踐效應與批判性思考》

本期編輯：姜心宇

本期審核：朱依林 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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