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江青哥哥帶兒子來北京，江青得知對方想見自己后：這事難辦

1959年初夏，公安部的一份調查卷宗悄悄放到了中南海警衛局的案頭，卷宗主角叫李干卿——江青的親哥哥。那一年，江青曾動過把哥哥接進京城小住的念頭，卷宗里卻羅列了他在舊軍閥部隊和日偽警署的經歷，最后一行醒目的批語只有八個字：暫不予以調京。事情就此擱下，可兄妹間的隔閡也埋下了伏筆。

時間來到1970年3月，北京的柳芽才露尖尖。一趟由濟南開來的列車穩穩停在前門站臺，69歲的李干卿揣著老式棉襖的衣襟，身邊跟著十五六歲的兒子。他沒提前打電話，更沒寫信，父子倆拎著簡單行李，徑直找到中央辦公廳值班處報了名字。對方核對身份后，把他們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一棟僻靜的小樓，算是給足顏面，也便于管理。

隔天傍晚，汪東興給江青秘書楊銀祿打來電話，僅說了一句話：“她哥哥到了，想見面，去報一下。”電話掛斷，走廊里只剩滴嗒腳步聲。32歲的楊銀祿懂門道，他從1967年起就跟在江青左右，深知“親屬”二字在敏感年月有多沉重。

夜色剛沉，楊銀祿敲開江青住處。燈下，江青披著灰色毛衣，聽完匯報未置一詞，閉目良久。幾分鐘后，她低聲開口：“突然跑來，這叫私闖京城。”短短一句，情緒里有怒，也有顧慮。她吩咐：“告訴他們，我忙，不見。讓招待所準備一架最次的照相機給孩子，半斤茶葉給李干卿，趁早回去。”

口氣決絕，可人情世故還算留一線。第二天上午，楊銀祿帶著那臺鳳凰135和一包“大紅袍”去了招待所。少年對相機新鮮得不得了，研究快門開合，李干卿卻默默抹淚。老人壓低聲音央求：“幫我再勸勸她，這怕是生前最后一趟進北京了。”楊銀祿點了點頭：“我再去請示，不敢保證。”

回到釣魚臺已近午夜，鈴聲驚醒了值班室。江青聽完復請，冷冷一笑：“他當過張宗昌的兵，還給日憲兵寫信策反我，這樣的人也敢求見？”她提到那封1939年的日軍憲兵隊書信，字里行間提醒自己：和舊社會的烙印劃清界線比血脈親情更重要。“讓他們即刻返程，車票自理。”

緊接著的兩天，招待所報告：老人執意不走。消息傳回，江青愈顯煩躁。她擔心京城里流言四起，又怕被扣上“六親不認”的帽子，進退失據。權衡再三，江青決定請示毛主席。徐業夫把口信帶到湖南公館，主席聽后淡淡一句：“國際戰犯都能改造，何況親兄長？見吧。”

得到明確指示，江青這才定下時間——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她特意補一句：“不進中南海，規矩不能亂。”那天，李干卿穿了件舊呢子大衣，袖口磨得泛白，但人站得筆直。江青提前十分鐘到場，面無表情。老人剛想上前，她已先開口：“沒提前打招呼，給我添麻煩。階級立場要緊，以后別再來北京。”

一句接一句，說得尖銳。少年縮在角落，局促地捏著相機。李干卿卻沒有回嘴，只是低聲應道：“我們明天就走。” 他把粗糙手掌在褲縫擦了兩下，顫抖著摳出一塊手絹，悄悄擦凈眼角。

對外，此事到此為止，招待所當天安排車去火車站。返程途中，老人始終緊握兒子的手，好像怕松開就再沒機會和妹妹同處一城。

說起江青的手足，還繞不開她那位姐姐李云露。十二歲那年，江青隨母親到天津投奔姐姐，一住就是數年。解放后，李云露曾進過中南海幫襯家務，后來因瑣事觸怒江青，被請出高墻。這段往事外人少知，只在釣魚臺老廚師程汝明的回憶里偶爾浮現。

1972年，李訥添了孩子，生活緊巴。毛主席批給江青和賀子珍等人各八千元稿費，江青收下不假思索。兩年后，她忽然讓程汝明帶著五千元去看望姐姐。李云露住在清華旁簡陋平房，被褥補丁隨處可見。她只是反復詢問妹妹身體好不好，一句“要錢”沒提。錢送到，她感激得紅了眼，照舊沒有登門回訪。姐妹感情復雜，就像舊木門的合頁，吱呀作響卻難以徹底關上。

再回到1970年那場兄妹會面，它在官方檔案里只留下一行簡報：“已依指示妥善接待，當事人翌日離京。”冰冷寥寥數字之下，是血緣難斷又難親近的尷尬。歷史不會給任何人增刪親屬，卻能讓人的立場左右親情的溫度。三月微涼的北京，李干卿父子踏上南下列車，很快消失在京滬線上。那臺“最次的”照相機后來是否洗出照片，無從考證，但那一天定格的心事，或許比底片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