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靜：“遇見徐桂芬，是我的幸運”

在《反人類暴行》中，韓靜飾演的徐桂芬

　　人物簡介：韓靜，中國內地女演員，影視代表作品包括《反人類暴行》《三大隊》《無邪》等。

　　■口述：韓靜演員

　　■記錄：鐘玲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記者

　　風雨飄搖的年代里，在日軍侵華期間的哈爾濱，有人以平凡之軀在這沉郁的底色中暈開了一抹溫暖——徐桂芬，一個普通的東北女性，以自己的淳樸、善良，讓“家”這個字在亂世之中始終象征著溫情與回歸，更以自己的堅韌、剛毅，用最頑強的生命意志在歷史洪流中寫下一個女性的生存史詩。

　　她的“抗爭”，溫柔，卻有力量；無聲，卻震耳欲聾。

　　聚焦日軍731部隊罪行的歷史題材劇集《反人類暴行》，以豆瓣網評分8.8的好口碑，成為2025年末口碑與熱度雙豐收的國產劇代表作之一。而中生代女演員韓靜，以極具感染力的表演，讓人們記住了徐桂芬，記住了她堅定的眼神、克制的表情、細微的肢體語言，記住了她平靜隱忍的臉龐下內心的驚濤駭浪……對于從話劇演員轉戰影視圈不久的韓靜而言，徐桂芬是她演藝生涯中一座嶄新的“里程碑”……

　　以下是韓靜的自述——

　　是告別，也是告白

　　“雪會化/霧會散/而春/將從你留下的每道縫隙里/長驅直入”

　　2025年的最后一天，也是《反人類暴行》的收官之日，我以劇中徐桂芬的身份，在新浪微博寫下了一封“家書”，蘊含思念之痛，也帶著對未來的期許。而生生不息的希望，在劇中，也在戲外。

　　遇見徐桂芬，是我的幸運。

　　成為演員后，我在話劇舞臺上一站就是十幾年。每一次走到人生的岔路口時，我都幸運地作出了正確的抉擇，舞臺給了我純粹的創作根基和對表演的敬畏、熱愛，而拍影視劇的一次次歷練，讓我開始習慣在更廣闊的鏡頭里探索人的復雜性。記得剛剛轉戰影視圈拍戲時，面對鏡頭我還會有一點忐忑不安，但是，只有“小角色”，沒有“小演員”，那些只有兩三場戲的“小角色”積累起來的經驗，讓我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實。

　　第一次看到《反人類暴行》的劇本時，我就決定“這個角色，非接不可！”無論是日軍731部隊殘害中國人的歷史，還是一個普通中國女性在動蕩年代里的掙扎求生……都讓我舍不得錯過。對于一個演員來說，能在這樣一部厚重的題材里，飾演一個有分量的女性角色，確實很幸運。

　　這也是我演藝生涯第一次嘗試在歷史題材劇里出演一個分量、體量、重量都很重和個人魅力如此鮮活的女性角色。劇中沉重的氛圍里，徐桂芬是一個始終帶著暖色的人，即使在極端的苦難面前，也葆有驚人的生命力。在那樣一段特殊的歷史時期，她可能不是炫目的花朵、繁茂的青草，也不是讓人第一眼即可看到的參天大樹，但她卻是讓萬物生根、承載一切的土地，靠近她的人都會感到心安。

　　這片深厚而溫潤的土壤，象征著生命的孕育、未來的延展與代際的傳承，也寄托著人們對美好明天的向往。于歷史的塵埃中呼吸，在與徐桂芬“合二為一”的日子里，我也深深體會到了她歷經黑暗卻依然向上生長的力量。

　　表里合一，潛入她的靈魂深處

　　我是一個山西人，要塑造一個土生土長的東北女性，其實也曾有過憂慮。

　　我能不能說一口標準的東北方言，“扎根”那片黑土地？但導演很早之前，就帶著我們從各種史料里了解20世紀40年代的哈爾濱，當時的東北人，不僅生活方式與現在大不相同，口音也并不像現在這樣重。而導演也不希望我們過分側重于口音，讓劇情變得過于“喜感”，從而削弱這部劇的嚴肅基調。沒有了這個“負擔”，對我來說，要演好徐桂芬，首要任務就是在形象、肢體上更貼近徐桂芬，以及更貼近一個真正的孕婦。

　　我的造型前后修改了三四次，第一次定妝的效果其實和我的預期很接近，那時我的發型是把頭發扎起來，然后讓碎發自然垂落。但造型老師認為不太合適，那個年代的人不會天天洗頭發，所以歷史資料里女性的頭發都很油亮，于是就變成了如今劇中所呈現的那種貼頭皮的梳法。這個改動其實更貼合人物的性格——干凈、利落。

　　對于服裝的整潔度，我們也曾經收到過一些反饋，例如有彈幕提到“衣服太干凈了，不符合時代”。但我們當時生活的環境并非戰區，徐桂芬的丈夫有工作有存款，當別人還在為溫飽發愁時，他就已經當上了“送貨郎”。所以，我們的家境比周圍人要好一些，這是符合角色邏輯的。我常常戴著一對銀耳環，偶爾還會穿著旗袍，造型老師也參考了許多老照片，那個年代的女性確實會穿這樣的衣服。于是，當我穿上戲服，進入片場時，自己也越發相信：我的裝扮是合理且真實的，我就是徐桂芬。

　　在整部劇里，徐桂芬的身體變化本身就是一條敘事線，從懷孕初期到最后生產，不同時期她的身體狀態也不一樣，隨著她身體狀態的逐漸變化，我的表演也要呈現出這種漸進性。為了體驗那種步履沉重、行動不便的真實感，我特意要求服裝老師千萬不要給我的“孕肚”減重。我不想自己只是“看起來”是個孕婦，而是真實地感受到孕婦那份笨拙與負擔，到懷孕后期時，甚至連坐下、起身都十分費力。所有的細節，都是值得的，因為我相信，當身體的感受是真實的，那些下意識的反應才會是真實的。　　　

　　而為了感知徐桂芬的內心，更貼近角色的內核，在進組前，我查閱了很多史料去了解東北那片黑土地的這段過往，也在紀錄片、幸存者訪談和堆積如山的罪證資料里，了解那個時代普通女性的生活狀態。我在心中拼湊出一個時代的輪廓，也開始想象徐桂芬走過的路、經歷過的晝與夜，以及她在絕境中生長出的堅韌與善意。進組后，我們還參觀了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在肅穆的陳列館，看到那些冰冷的罪證和一個個遇難者的名字，“沉重”二字從抽象的概念變成了實感，我對徐桂芬的所有想象，也具象化了——她的每一次忐忑、每一次恐懼，仿佛都有了確切的來處。

　　或許，在很多人眼中，東北女性總是與豪爽、潑辣緊緊聯系在一起，但是我更想呈現的是撕去了這些標簽的真實形象——她的性格里也有“柔軟”的一面，可是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時候的徐桂芬只是一個以家庭為重、操持家務的普通女人。平日里，她是平穩、內斂的，只有每次風雨襲來時，她才展現出剛強的那一面，永遠站在家人的身前。

　　她的勇敢與脆弱、潑辣與溫柔，并不矛盾，一切都源自對家人、對生命深切的愛。所以，在塑造徐桂芬時，我沒有讓她一直處于亢奮和高頻的狀態，大多數時候她是收著情緒的，只有在關鍵時刻她內心的那股力量才會迸發出來。收與放之間的張力，讓她顯得格外生動，她的魅力，也恰恰在于“溫柔而強大”。

　　那些劇本之外的“鮮活”瞬間

　　我一直認為，要塑造一個真實的人物，就是要讓她在你的身體和心靈里“活”過來。是歷史資料的厚重、服化道的真實、我與對手演員之間的默契與即興火花，以及那些劇本里沒有寫出的細節，增強了我的信念感：我就是她。

　　每次佟長富出門時，我都會伸手幫他整理一下衣領，這個動作不是劇本里寫的，這是身為妻子的徐桂芬一個自然而然的反應，擔心他冷，思慮他的安危，萬般牽掛都在這輕輕一捋之中。而劇集前期，我常常會“拳頭會比嘴快”，這也是我與佟長富的扮演者江奇霖在現場磨合出的夫妻間特有的交流方式。這些即興的、細微的互動，讓我們的關系“活”了起來，有了老夫老妻之間的煙火氣。　　

　　對于沒有生育經驗的我而言，最具挑戰的是在馬車上生孩子那場戲，前期準備時，我咨詢親友、查閱資料，甚至做夢都在想怎么生孩子能更真實？現在劇中所呈現的，生孩子時我最后昏厥的狀態，是我在現場與導演不斷溝通后確定的。因為我覺得，那個時代的女性生育時要承擔的風險比今天的女性大得多，在生死邊緣掙扎的艱難更能體現“活著”的不易。那場戲拍完，我的情緒久久不能平復，直到導演喊“咔”，輕輕拍了一下我的肩，我才慢慢緩過來。

　　也曾有過疑惑，一個普通女性，怎么能在一些時刻有某些超越時代的覺悟？導演的一句話點醒了我，他告訴我：“徐桂芬是一位新時代的女性，只是從未振臂高呼。”這句話讓我豁然開朗，我不再糾結于她的一些所思所想、所作所為，而是相信角色自身的敏銳與本能——在那樣一個朝不保夕的絕境里，她對安寧的渴望和對危機的預感，都是她當時最真實的反應。

　　劇中有一場戲，是我最后一次送丈夫出門的場景。作為一個演員，看過劇本的我，當然知道這一別就是“有去無回”，可代入徐桂芬，即便我知道風險是“九死”，我依然堅持要送他出門，還盼著有那“一生”。我理解也欽佩徐桂芬，她一直用微小的力量捍衛著自己的家園，每一次選擇、沉默、爆發，都詮釋了自己的智慧、勇氣與風骨。

　　夢里不知身是客，醒時依然在夢中。

　　徐桂芬的一生，對于我來說，是完整與殘忍的，但她的一生，也是勇敢、堅韌的，以至于在戲份殺青后很久，我都沒有辦法從中抽離。直到收官時，我寫了那封“家書”，才慢慢反應過來，徐桂芬已經在和我揮手告別了。

　　也許，我不用鄭重的回應那份告別，因為，有些東西已經“落”在我的生命。

　　此時的“她”，已不再只是劇本上的一個名字，那幾行字，抑或幾場戲，她住進了我的生命里，讓我觸碰了以前未曾抵達的表演厚度和情感深度。而與她的相逢，也讓更多觀眾關注到了我。出演徐桂芬，讓我更加確信：生命中的每一次體驗都是成長，而我也準備好了帶著這一次的收獲，繼續走向下一個未知的、充滿生命力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