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成都北郊的練兵場煙塵滾滾。劉忠戴著羊皮帽,站在跑馬場邊檢閱新組建的炮兵營。身旁參謀悄悄遞上一張調令,字跡剛勁:如敵情變化,即時北上集結。“這一走,也不知要漂多久。”劉忠心里打了個冷戰。回到住處,他把調令壓在茶碗底下,卻怎么也靜不下心。夜深燈暗,他忽然想起十八年前在漳州前線,騎馬經過家門時看見的一線炊煙,那是母親林連秀在灶口燒柴的味道。戰爭結束了,可家里好像仍在戰火里。
第二天清晨,他拽開窗簾,對妻子伍蘭英低聲嘀咕:“娘是不是還在世?”一句話把房里所有人噎住。家鄉才溪鄉與部隊相隔兩千多里,信息斷絕多年,誰也說不準。想到即將到來的朝鮮局勢,劉忠終于寫下一封短短八行親筆信,塞進警衛員李招官的挎包:“替我回一趟才溪,活要見人,……”那幾個字戛然而止,墨跡微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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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8月,李招官坐船、轉車、再徒步,折騰二十多天,才在連綿雨聲里踏進上杭地界。破敗的街市上,老屋角早成瓦礫。李招官憑著戶籍員提供的線索,在鎮口茶攤前遞了一碗米湯,順口詢問“林連秀”三字。攤主抬頭指指巷口:“去對面橋洞,常有個老大娘討口子,人說那就是她。”話音未落,李招官腳底發麻。
橋洞潮濕陰暗,一位頭發花白、衣衫襤褸的老婦人正向過路孩童伸手。李招官湊近,試探著喊:“林大嬸?”老婦抬眼,渾濁目光里透出警惕。“我是劉忠首長的警衛員!”一聽這句話,她的行囊“哐”地落地。對方顫聲問:“太平還活著?”李招官把那封摺得四四方方的信遞過去。林連秀看完,雙膝一軟,握棍的手用盡力氣才站穩,嘴里只嘟囔:“我兒有出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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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政府很快派出小車。臨走前,林連秀把討飯碗輕輕擱在石階上,像是告別多年的伴侶。返回成都的路途,李招官才發現老人一路無聲,直到看見雪山頂的殘陽,她才低低說了句:“孩子打仗,我不能哭。”
數天后,軍區院子里傳來壓抑不住的哭聲。劉忠沖出屋門,半跪抱住母親,兩人都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只聽見嗓音嘶啞:“娘,孩兒不孝。”林連秀摸著兒子的臂章,粗糙指尖顫抖。那一晚,伍蘭英早早關上門,只留燈火陪著這對久別的母子。
1950年10月,中央電令調劉忠任陸軍大學校務部長。去一線的愿望落空,他悶坐半晌,卻見母親端來一碗紅薯稀飯。“書念得少,先把兵帶好,再去讀書。”林連秀說完,把勺子塞到兒手里。那語氣輕描淡寫,卻像當年逼著丈夫讓兒子進學堂時一樣決絕。劉忠看了看母親滿手的老繭,終于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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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過幾周,林連秀提出回才溪。“人在老屋心才安。”她堅持。劉忠原想再三挽留,母親一句“莫讓娘拖累你打天下”堵得他紅了眼。無奈之下,只能再次托付李招官護送老人返鄉,并按上級規定給家鄉寄去撫恤與口糧。
轉眼到1953年,劉忠陪同家屬休假,順道回鄉探望。汽車駛入才溪,他愣住了:田埂平整,土路鋪上碎石,村口立著一排紅底黑字的木牌。老屋角新添了青瓦屋檐,門前桂花樹下,一位中年婦女忙碌洗菜,她正是當年同他指腹為婚、后被迫改嫁的王四娣。面對昔日丈夫,她攥著圍裙不敢抬頭。林連秀走出屋子,拉起倆人的手:“都是苦命人,怪誰?”伍蘭英遞上從成都帶來的綢布,對王四娣說:“嫂子,這些你收著,撫養母親的功勞大半在你。”
鄉親們陸續趕來,有人感慨:“劉司令回來了!”劉忠笑著擺手:“只是穿了軍裝的老鄉。”他讓人把帶來的糧票分給大伙,轉身又叮囑基層干部修橋補路。那天夜里,桂花香透進窗欞,母子并肩坐在榻榻米上。林連秀語氣平靜:“太平,官再大也別忘本。”劉忠應了一聲:“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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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仲秋,劉忠在南京接到急電:母親病危。等他連夜趕回,上杭的山風已帶寒意。林連秀靠在土炕,見到兒子,眼里亮了一瞬:“你回來了就好。”周醫生診脈后輕聲搖頭。第三日下午,老人含笑而逝。按照她生前囑托,不設壽堂,不擾軍機,墳地選在后山松林。出殯那天,天空放晴,劉忠站在泥土邊,脫帽鞠躬,沉默良久。隨后他交給地方干部兩句話:“簡辦喪事,不留負擔;鄉親有難,請通知部隊。”說完轉身上馬,留下一道塵土,匆匆趕回崗位。
很多年后,才溪鄉兒童還唱著一段順口溜:“劉家太平鬧革命,母親討飯不改名;風雨再大心如鐵,苦盡甘來舉國聽。”誰也說不清首句從何時傳起,但老人們知道,那是林連秀的脊梁,也是無數母親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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