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36年，零下30度絕境，紅軍戰(zhàn)士掏出個“鐵疙瘩”，把馬家軍騎兵嚇崩了
1936年12月17日，河西走廊的風(fēng)像刀子一樣，刮得人臉生疼。
這一天，對于紅四方面軍的一名普通戰(zhàn)士李文安來說，差點就是他人生的劇終。
當時的情況有多絕望？
彈藥打光了，身后是光禿禿的荒原，面前是揮舞著馬刀沖過來的馬家軍騎兵。
就在這生死一線的瞬間，李文安下意識去摸腰間最后的“光榮彈”，想跟敵人同歸于盡。
結(jié)果這一摸，冷汗瞬間就下來了——腰上掛著的哪是手雷，分明是個冷冰冰的鐵水壺。
要是換個人，這時候估計心態(tài)直接崩了，要么投降要么等死。
但李文安接下來的操作，不僅保住了自己的命，還把這事兒變成了軍史上一段極具魔幻色彩的“空城計”。
說起這段歷史，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
咱們大部分人對長征的印象，都停留在陜北會師的大團圓上。
其實會師之后，還有兩萬一千八百多名紅軍戰(zhàn)士，也就是后來著名的“西路軍”，奉命西渡黃河。
這任務(wù)有多重？
就好比剛跑完一個馬拉松，氣還沒喘勻，就被拉去跟全副武裝的重量級拳王打擂臺。
他們面對的敵人，是盤踞西北多年的“土皇帝”馬步芳和馬步青。
這幫馬家軍可不是一般的軍閥，那是從小在馬背上長大的，單兵素質(zhì)極強，手段還特別殘忍。
對于缺衣少糧、連過冬棉衣都湊不齊的西路軍來說，這就是一場不對稱的噩夢。
把鏡頭拉回到那天。
李文安所在的部隊是紅二十九軍九十師二六二團，當時正死守在永昌縣城外圍的東二十里鋪。
那時候氣溫低到零下二三十度，槍栓都能凍住。
團長陳家柱是個硬漢，帶著大伙兒硬扛了好幾天，結(jié)果頭部中彈昏迷，指揮系統(tǒng)一下就癱瘓了。
仗打到這份上，其實已經(jīng)沒有什么戰(zhàn)術(shù)可言，就是拼命。
各營連各自為戰(zhàn)，誰先眨眼誰就輸，誰怕死誰就先死。
李文安所在的三營，位置特別尷尬。
那是一片開闊地，除了幾道淺淺的土坡，根本沒法防守。
馬家軍的騎兵那是相當油滑，遠了用騎槍點名，近了就沖上來砍人。
你想想，兩條腿的人在平地上，怎么可能跑得過四條腿的馬？
三營的兄弟們倒下了一大片，防線被擠壓得像張薄紙，隨時都會破。
到了黃昏時候，視線已經(jīng)很模糊了。
馬家軍大概是想在天黑前徹底解決戰(zhàn)斗，發(fā)起了一波猛攻。
李文安摸了摸子彈袋，早就是空的了。
因為之前挖戰(zhàn)壕太累，他把那顆救命的手榴彈解下來放在了一邊，腰上順手掛了個鐵水壺。
等到戰(zhàn)斗一打響，神經(jīng)緊崩，完全忘了這茬。
等到馬蹄聲震得地面發(fā)抖，馬刀的寒光都逼到臉上了，他這一拽，才發(fā)現(xiàn)手里是個大水壺。
這尷尬的場面，簡直能讓人窒息。
但老紅軍之所以是老紅軍，就是因為他們在絕境里的腦回路跟常人不一樣。
李文安根本沒時間后悔，求生本能讓他瞬間做出了一個瘋狂的決定：賭一把！
反正天黑看不清，這鐵疙瘩在手里晃悠，誰知道是什么玩意兒？
他猛地跳上土坡，把那個鐵水壺高高舉過頭頂，擺出了標準的投彈姿勢，喉嚨里發(fā)出了一聲撕心裂肺的怒吼。
對面的馬家軍騎兵其實也怕，紅軍雖然裝備差，但手榴彈這玩意兒在近戰(zhàn)里簡直是騎兵的克星，一炸就是一片人仰馬翻。
再加上天色昏暗，李文安手里那個黑乎乎的東西看著確實像那么回事。
沖在最前面的騎兵一看這架勢，下意識地勒馬急停，嘴里喊著“花兒”（手榴彈的黑話）往后撤。
這一停不要緊，后面的隊伍直接撞了上來，原本排山倒海的沖鋒陣型瞬間亂成了一鍋粥。
李文安一看這招真的奏效，更來勁了。
他舉著水壺不僅沒退，反而往前沖了幾步，喊殺聲震天。
旁邊的戰(zhàn)友雖然不知道咋回事，但看見敵人亂了，也跟著爬起來怒吼。
戰(zhàn)場上就是這樣，氣勢這東西，此消彼長，你一慫，我就強。
馬家軍怎么也想不通，這群已經(jīng)彈盡糧絕的叫花子兵，哪來這么多“重武器”？
慌亂之中，他們丟下幾具尸體倉皇撤退。
三營長許光華趁機組織反擊，硬是把丟失的陣地給搶了回來。
事后許光華拍著李文安的肩膀，聽完原委也是哭笑不得，直說這小子命大，拿個水壺就把騎兵給嚇跑了。
當然了，這只是西路軍悲壯歷史中的一個小插曲。
李文安靠著“空城計”贏了一次戰(zhàn)斗，卻無法改變整個戰(zhàn)局的走向。
僅僅幾個月后的1937年初，西路軍在倪家營子等地遭受重創(chuàng)，兩萬多人的隊伍最后只剩下極少數(shù)人突圍成功。
李文安算是幸運的，他跟著左支隊歷經(jīng)九死一生，翻越祁連山，最后在星星峽得到了接應(yīng)，到達新疆。
現(xiàn)在回頭看，那個鐵水壺的故事，聽著像段子，其實滿是辛酸。
在那個年代，中國軍人就是靠著這種近乎本能的戰(zhàn)斗意志，在絕對的劣勢面前硬撐著不倒。
后來李文安參加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一路打到新中國成立。
晚年他在回憶錄里提到這一段時，語氣平淡得像是在說別人的事。
這種“僥幸”，只會眷顧那些真正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亡命徒。
李文安一直活到了1967年1月，在安徽合肥病逝，享年56歲。
參考資料：
秦生，《西路軍》，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
董漢河，《西路軍沉浮錄》，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四方面軍戰(zhàn)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四方面軍戰(zhàn)史資料選編》，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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