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他被連降10級，9年后留下一封絕命信選擇吞槍，所為何事？

槍響了，一個被毛主席親口夸過是“鋤奸模范”的人，倒在了黎明前頭。

這事兒發生在1967年1月12號的南京，天還蒙蒙亮，冷得能把骨頭凍裂。

就在一間普普通通的民房里，一聲槍響把清晨的寧靜給撕了個粉碎。

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倒在了書桌邊上，身子底下壓著一封信，字跡抖得厲害，但每個字都像是用盡了全身的力氣刻上去的。

信封上五個大字，是寫給毛主席的。

這老頭，就是王范。

擱在過去，他是讓特務漢奸聽到名字都腿軟的“紅色包打聽”，是新中國第一批檢察長里的功臣。

甭管是槍林彈雨還是國民黨的黑牢，都沒讓他皺過一下眉頭。

可到頭來，他卻把槍口掉過來，對準了自己。

要說清這事，就得從頭捋。

他這輩子，就像一把在革命的大爐子里千錘百煉的好鋼，鋒利得很。

可這把鋼，偏偏在兩次自己家里的政治運動里，先是裂了道紋，最后徹底碎了。

故事得從這把鋼是怎么煉成的說起。

1905年，王范生在江蘇如東一個佃農家里。

他小時候的記憶，就是餓肚子和干不完的農活。

他爹娘是真疼他，勒緊褲腰帶把他送去念了幾年私塾。

那些“之乎者也”的書本，讓他這個泥腿子娃第一次聞到了墨香味，看到了田地外面的世界。

可惜好景不長，家里實在窮得叮當響，12歲那年，他又回到了田埂上，小小的肩膀得扛起一家的生計。

身子被土地拴住了，可腦子沒停下。

1926年，一個姓“張”的教書先生來了他們村，這人其實是共產黨。

王范跟他聊了幾個通宵，感覺比私塾里那些老夫子講的東西提神多了，那是能救國救民的大道理。

沒過多久，他就舉起拳頭發了誓，把自個兒這條命，交給了當時還不知道能不能成事的革命。

剛開始干革命，那叫一個慘。

1928年，他領著一幫農民兄弟在如皋鬧暴動，沒經驗，很快就被打散了。

這一敗，讓他明白光有一腔熱血不成事。

他沒灰心，轉入地下，跑去了當時全中國最亂也最刺激的地方——上海。

在那個龍蛇混雜的十里洋場，王范改名叫“張云飛”，穿上了一身巡捕的皮。

這身皮，就是他最好的保護色。

他仗著這個身份，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建支部、遞情報、救同志。

最懸的一次，組織上要除掉一個對地下黨危害極大的叛徒。

他一個人，裝成逛窯子的嫖客，鉆進黑燈瞎火的里弄，趁著夜色，一斧子下去，干凈利落地執行了紀律。

這事在上海灘動靜不小，連中央特科的人都夸他，說這人“立場堅定”。

刀，就是在這種地方磨快的。

1932年，還是出了事，叛徒告密，他被抓了。

國民黨的特務什么手段都用上了，想讓他開口。

可王范就像塊石頭，嘴巴撬都撬不開。

法庭上，他一個字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

敵人沒轍，找不到鐵證，最后只能按“共產黨嫌疑犯”判了他十年。

在南京陸軍監獄那五年，他受的罪不是人能想象的，但愣是沒吐露半點組織的秘密。

這五年大牢，把他骨子里的那點信念，煉成了金剛石。

1937年，抗戰的火燒遍了中國，國共合作，他才從監獄里出來。

李克農親自找他談話審查，確認他沒問題后，讓他化名“王凡”，奔赴延安。

在陜甘寧邊區，這把磨了多年的刀，總算找到了最合適的用場——保衛中央。

他當上了邊區保安處的偵察科長，后來又升了副處長，干的活就是一件事：保衛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安全。

那段時間，是他這輩子最高光的時刻。

就說1940年那回吧。

軍統派了個頂尖特務叫沈之岳，這人偽裝得太好了，混進延安，裝得比誰都革命，眼瞅著就要接近中央領導，目標就是搞暗殺。

別人都沒察覺，王范就憑著那股子干地下工作練出來的野獸直覺，和針尖大的細節，硬是把這人給揪了出來。

審訊室里，那不是動手動腳的拷問，是腦子和心理的較量。

王范不急，就那么盯著沈之岳，把他自己說的話里的漏洞，一個一個撿出來，串成一張網。

沈之岳開始還嘴硬，可對著王范那雙好像能看穿人心的眼睛，謊話越說越虛，最后心理防線徹底垮了，一五一十全招了。

一場天大的危機，就這么被王范悄沒聲地給解決了。

這一下，王范在延安徹底出了名。

后來開大會，毛主席當著好多人的面表揚他，還開玩笑說：“這個王凡，我看可以評個‘鋤奸模范’嘛！”

主席還給他起了個外號，叫“紅色包打聽”。

這榮譽，是他一輩子的頂峰。

從那以后，不管是去東北剿匪當公安廳長，還是1949年親自開車給進北平的毛主席和中央領導開道，再到建國后當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的檢察長，王范一直是那把最讓黨放心的刀，指哪打哪。

可誰能想到，再硬的刀，也怕自己人瞎折騰。

1958年，全國搞運動，風氣一天比一天左。

王范當時是上海的檢察長，管著一攤子法律上的事。

他那犟脾氣上來了，看不得運動里有些事搞得太過火，冤枉了好人。

開會的時候，他就直愣愣地提意見，說要實事求是，不能搞擴大化。

這話在當時可捅了馬蜂窩。

馬上就有人給他扣帽子，說他“右傾”，立場有問題。

很快，一紙命令下來，沒說處分，但比處分還狠。

他這個正廳級的檢察長，一竿子擼到底，連降十級，被發配到上海郊區一個叫“七一人民公社”的地方，當工業部副部長。

這就好比從天上直接掉進了泥坑里。

他住的地方，就是一間土坯房，里頭一張破床，一張爛桌子。

昨天還是西裝革履的大檢察長，今天就得扛著鋤頭跟社員一起下地干活。

身上的累，他咬咬牙能挺過去。

可心里的憋屈，就像石頭一樣壓著他。

他一遍遍地給組織寫信申訴，解釋自己的情況，可那些信就像扔進了大海，一點回音都沒有。

多少個晚上，他點著煤油燈，手里攥著那支簽過無數重要文件的筆，看著眼前的信紙，卻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那種有理說不清、有冤沒處訴的滋味，比在國民黨監獄里還難受。

這事兒后來還是傳到了毛主席耳朵里。

主席一聽自己當年親口夸獎的“鋤奸模范”現在居然落到這步田地，發了火：“胡鬧！

這事我得親自管！”

中央一發話，上海市委趕緊重新調查，承認搞錯了。

1960年，王范才算翻了身，被調到上海閔行區當區長，官復原職。

這次折騰，就像在這把堅硬的刀身上，砸出了一道深深的裂紋。

雖然事后給補上了，但那道傷痕，其實一直在那兒，從來沒真正好利索。

回到領導崗位上，王范干勁比以前還足。

不管是在閔行帶著大家修水利，還是后來調到江蘇當體委主任，他都一門心思撲在工作上，好像要把那兩年耽誤的時間給搶回來。

可他萬萬沒想到，一場比1958年猛烈一百倍的暴風雨，馬上就要來了。

1966年，那場席卷全國的運動開始了。

他那個早就平反了的“右傾”舊案，又被人從檔案里翻了出來，成了打向他的“重磅炮彈”。

“走資派”的大帽子扣上來，沒完沒了的批斗、游街、羞辱，一股腦全砸在了這個老革命的頭上。

你想想，他這輩子，信仰比命都重要，組織的榮譽看得比天都大。

敵人的子彈沒讓他低頭，可現在，是自己人指著鼻子罵他，說他背叛了革命。

這比殺了他還難受。

1958年那道裂紋，在這場狂風暴雨里，被徹底撕開了。

1967年1月12號那個清晨，他想了一宿，做了最后的決定。

在那封給毛主席的絕筆信里，他用發抖的手寫下了最后的忠誠：“我跟黨走了41年，從未有負于組織…

現在只能灑盡最后的熱血，為黨盡忠。”

槍聲過后，一個為革命干了一輩子的硬漢，用最剛烈的方式，結束了一切。

王范的故事，就是一個硬漢在自己人手里栽了跟頭的故事。

他一輩子學的是怎么對付敵人，可沒學過怎么面對自己人的刀子。

1978年4月，江蘇省委為王范平反，恢復名譽。

那封寫給毛主席的絕命信，最終被送到了中央檔案館，至今仍靜靜地躺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