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時候在臺北監獄里,黃百韜的遺孀謝琰握著那枚青天白日勛章的手正在微微地發顫。這枚勛章是1948年蔣介石親自授予的,在這個時候就成了拯救黃家唯一后代的最后希望。她的兒子黃效先因為槍殺友人被判處了死刑,她要去見的不是法官,而是去求見宋美齡,宋美齡曾經在抗戰時期探望過李宗仁的母親,她是第一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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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也頗為巧合,黃百韜在世的時候并非蔣介石的嫡系,但是因為打仗表現勇猛而被蔣介石所看重。在豫東戰役的時候,他親自率領二營進行突圍,蔣介石稱這是撤退之后最值得回味的一次逆襲。但是這種軍事上的狠勁并沒有傳給兒子黃效先。這個孩子在少年時期就失去了父親,于是就在眷村當中混日子。他常常說自己的老爹是上將,自己惹一些事情也能夠壓得下去,直到1957年那一聲槍響才讓他清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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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謝琰選擇求見宋美齡而不直接去找蔣介石,存在著精巧的算計。宋美齡在1950年剛剛推動成立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此時正需要塑造體恤遺眷的形象。并且她和黃百韜有舊日的緣分,在1943年鄂西會戰的授勛名單里,黃百韜與陳誠等人在同一列。而宋美齡早在1943年12月就因為創建空軍而獲得了青天白日勛章,她是170名獲勛者當中唯一的女性。
但真正讓案件出現轉折的,是謝琰所說的那一句話:我只有一個要求,留下黃家的血脈。這句話觸動了蔣氏夫婦最為敏感的神經。當時臺灣正處于反攻大陸的宣傳時期,非常需要通過撫恤遺族來展現出仁義。蔣介石在11月12日自己生日的那一天批示將其改判為無期徒刑,這種政治方面的意味要比司法方面的考量更為濃重,既安撫了軍眷,又暗示了領袖的慈悲。
那青天白日勛章到底是不是免死金牌?想要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來看看同期的案例便能夠知道。在1948年的時候,衡陽保衛戰的功臣周慶祥因為戰敗而被執行槍決。臺兒莊戰役獲得勛章的黃樵松,起義沒有成功也被處以死刑。這枚勛章根本無法保住性命,在關鍵的時候它就是政治交易的籌碼。
黃效先在監獄中的表現是值得提及的。他被分配到木工房進行技術性的勞役工作,由于其手藝精湛良好,連續減少了三次刑罰。這很像他父親打仗時所展現出的風格。黃百韜在碾莊戰役彈盡糧絕的時候,仍然組織士兵用刺刀進行反沖鋒。父子兩人一個在戰場上奮力拼搏,一個在牢房里面刨木頭,都是借助著自身所具備的實用價值來換取生存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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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政治操作在李宗仁家族中也有出現。1965年李宗仁從美國回到大陸,周恩來專門強調國內還存在著困難,毛澤東則笑著表示好像是誤上了賊船。當局對于落魄要人的安置,向來是政治方面的考量比人情方面的考量更為重要。
1969年黃效先出獄的時候問勛章在哪里,這句話成為了深刻的諷刺。那枚拯救他性命的勛章處于高雄鳳山軍校的展柜里面。黃家的后人沒有了消息。蔣介石給予謝琰的慈悲,是一場精心排演的忠孝戲碼。當戲散場之后,只剩下展柜玻璃反射出來的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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