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卓木碉那場會議的氣氛,簡直冷到了骨頭縫里。
一位中央紅軍的軍團長突然站起來“開炮”,那番話狠到連徐向前元帥聽了都直冒冷汗,當場就覺得這事要壞菜。
誰也沒想到,這位猛將后來因為這一嗓子,老婆跑了,檢討寫到手軟,甚至差點連兵都沒得帶。
這一腳“站隊”踩空,代價大到讓人不敢細想。
這位讓軍迷們現在提起來都直拍大腿的將領,就是紅九軍團的羅炳輝。
在不少朋友的印象里,羅炳輝那是響當當的抗日名將,新四軍第二副軍長,排位僅次于陳毅和張云逸。
很多人都在聊,說他要是能挺到1955年,評個大將那是板上釘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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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啊,張云逸是大將,羅炳輝資歷老、戰功硬,特別是如果他在解放戰爭初期能坐鎮山東,陳毅老總的日子能好過不少,局面說不定早就打開了。
可是,作為一個天天翻故紙堆的編輯,咱得說句大實話:羅炳輝真要活到授銜那天,大將軍銜還真不一定能穩拿。
這其中的變數,不光是因為他走得早,更因為那段讓人諱莫如深的“黑歷史”。
把時間軸拉回1935年,懋功會師后,紅軍面臨著那場最要命的“分家”危機。
當時羅炳輝帶著紅九軍團被編進了左路軍,跟著張國燾走。
這本來是正常的軍事調動,朱老總、劉伯承也在那邊,大家都身不由己。
但是吧,羅炳輝當時的狀態有點“上頭”。
他不僅在卓木碉會議上蹦出來支持南下,還干了一件讓老戰友心寒的事——彭紹輝寫信給朱老總,喊著“反對分裂”,結果這封信被羅炳輝直接交給了四方面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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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朱老總拼了老命去保,彭紹輝這百十斤可能就交代在那了。
你可能會問,羅炳輝這么精明的人,怎么會干這種“糊涂事”?
其實這事兒吧,不能光用糊涂來解釋。
往人性深處扒一扒,你會發現這里面全是委屈。
長征剛開始那會兒,紅九軍團那就是個“苦力”,專門干最累的掩護活兒,傷亡大得嚇人,感覺就像是被當成了“棄子”。
等到主力一分為二,1.4萬中央紅軍跟著右路軍北上了,偏偏羅炳輝和他的殘部被留在了左路軍。
這種“被拋棄”的感覺,擱誰心里都不好受,這才導致他在那場政治風暴里,把路給走窄了。
這筆賬,到了延安肯定是要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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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會兒的壓力,現在的人根本想象不到。
因為背著“分裂紅軍”的鍋,羅炳輝再黨校學習期間,天天寫檢討,精神壓力大到爆表。
他老婆受不了這種沒完沒了的審查和周圍人異樣的眼光,最后沒辦法,只能選擇離婚。
這對一個硬漢來說,打擊太大了。
抗戰剛爆發那陣子,按他的級別本該去前線帶兵打仗,結果被安排去武漢搞統戰,坐了很久的“冷板凳”,直到1938年才重新抓起槍桿子。
歷史的評價標準,從來都是既殘酷又真實的。
所以說,咱聊“羅炳輝能不能評大將”這事兒,不能光看他在新四軍的位置,還得看這個歷史包袱有多重。
1955年評銜,講究個“山頭”平衡和“政治過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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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兩點上,中央紅軍其實還有一位軍團長,要是活著,比羅炳輝更有資格、也更“穩”地能拿走大將——那就是紅五軍團長董振堂。
把董振堂和羅炳輝放一塊兒比,差距就出來了。
董振堂是寧都起義的老大,帶過來1.7萬正規軍,那是紅軍時期最大的一筆“橫財”。
紅五軍團在中央紅軍里,那是僅次于紅一、紅三的主力,真正的“鐵流后衛”。
從平衡各個“山頭”的角度看,寧都起義這股力量必須要在開國將帥里有個代表,除了董振堂,誰也扛不起這面大旗。
更關鍵的是,董振堂的履歷“清白”得讓人心疼。
他自始至終都死跟中央路線,一點搖擺都沒有。
1937年1月,作為西路軍的高級指揮員,董振堂再甘肅高臺縣壯烈犧牲,腦袋都被敵人割下來掛城墻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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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忠誠和慘烈,讓他成了全黨公認的悲劇英雄。
可以說,董振堂要是能活著回延安,那就是大將名單里的“免檢產品”。
羅炳輝將軍后來在新四軍拼了命地打仗,證明了自己的忠誠,最后累死在戰場上,確實值的咱們敬佩。
但這其中的曲折,也告訴咱們一個道理:在那個動蕩的年代,一步走錯,后面得用半輩子去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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