詮釋 | 中國哲學何以需要史料學

對當下中國哲學研究而言，史料學應突破以往的藩籬，在更廣闊的文本范圍中發掘中國哲學的特質與潛力。

原文 ：《中國哲學何以需要史料學》

作者 |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助理教授 王晉卿

圖片 |網絡

重思中國哲學與史料學的關系

近來，何俊教授《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出版，為在中國哲學研究不斷自覺的背景下重思中國哲學與史料學的關系提供了恰切的契機與新的視野。自胡適、馮友蘭撰寫中國哲學史以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一直或隱或顯地發揮著重要作用，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導言一多半都在講史料問題，而馮友蘭所著《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對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有奠基性意義。此后，張岱年、蕭萐父、劉文英、商聚德等皆有相關著述。縱觀百余年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史料學不僅是完善已有史料、增補新發掘史料，而且隨著學界對中國哲學認識的變化而變化。這一變化對史料學具有根本性意義，因此，史料學著述的出版多值中國哲學發展的關鍵時期，而當下中國哲學研究日新月異，新史料學著作可謂正當其時。

然而，在哲學與歷史兩個領域內，分別與中國哲學對照的西方哲學與中國思想的研究雖同樣需要材料，卻并不存在同等意義的西方哲學史史料學與中國思想史史料學。既如此，中國哲學何以需要史料學？中國哲學又需要什么樣的史料學？

中國哲學與史料學的親緣關系

中國哲學與史料學的親緣關系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分析。首先，中國哲學的現代化進程始終伴隨著確證相關傳統典籍具有哲學性的工作。在傳統中國，哲學與歷史、文學以及更廣泛的精神活動交織在一起，現代學者從諸精神活動交織于一體的文本中梳理出哲學，必然涉及文本擇取問題。文本擇取是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首要工作，也是最關鍵的工作，它不僅要求選擇相關文本，還要求闡釋所擇取文本的哲學性，即為選擇該文本提供理由與辯護。不同時代、不同學者對何為中國哲學的理解不同，所擇取的文本與提供的理由亦不同，正由于此，不同學者心中有不同的史料學，不同的時代也呼喚著不同的史料學。在另一個角度上，擇取哲學史料的過程也是確證中國哲學的過程，在學者們所擇取的史料中，我們可以見到其對中國哲學的理解。進一步看，文本擇取之于中國哲學研究的重要性，并不同樣存在于西方哲學與中國思想的研究之中。兩者都不需要通過史料的擇取來確證自身，是以，兩者的研究雖同樣需要史料，但并不需要有相應的史料學。

其次，自現代中國哲學學科確立以來，中國哲學長期以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方式來展開。由此，哲學史料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便不可或缺。對初學者而言，尤其如此。為方便哲學專業學生迅速掌握繁復的史料，需要有史料學的課程，以紹述重要典籍的內容并訓練學生解讀文本的能力。這種訓練涉及兩個哲學之外的范疇：其一是文獻學和小學的訓練，其二是培養對文本的歷史意識。就前者而言，雖然哲學史上常有創造性誤讀的經典案例，但專業的哲學研究者需要如其所是地理解哲學家與哲學文本，在這個層面，哲學研究者雖不需要成為文獻學家、小學專家，但由版本、校勘、辨偽以保證文本的真實性，以及由文字、訓詁、音韻以通達義理的進路仍然是必須的。就后者而言，注重文本的歷史性，并非要將哲學問題還原為歷史問題，而是要使相關的哲學討論具有歷史的厚度，避免脫離歷史語境的空疏之論。當下哲學教育的專業化傾向越來越重，哲學專業學生在文獻學、小學以及歷史意識等方面的訓練愈加欠缺，關于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講授便顯得愈加重要。

最后，哲學史料的擇取與解讀不僅關系著中國哲學史層面的中國哲學研究，還關乎現當代中國哲學自身的進展。中國傳統哲學常采取“述而不作”的注解方式來推進，現當代中國哲人大多仍受傳統影響，秉持馮友蘭先生所說的“接著講”的精神。在這個問題上，即使是不專門研究哲學史而直接構建哲學體系的金岳霖先生，也采取了“舊瓶裝新酒”的方式，而哲人之所“接”與所選用之“舊瓶”皆源于他們認定的屬于哲學范疇的傳統中國的著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現當代中國哲學的推進同樣關乎哲學文本的擇取與認定問題，即關乎史料學。在當下中國哲學研究中，不少學者強調問題的重要性，并且有不同的對待問題的進路，但大多數討論仍極為重視傳統哲人的著述，并沒有完全脫離傳統的論題與材料，且特別重視利用傳統哲思來推動對現代問題的思考。可以預見，至少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段內，中國哲學的推進仍將與哲學史料保持著親緣關系。只不過，隨著對中國哲學本身理解的變化，人們對哲學史料的理解也必然發生變化。

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仍有生命力

何俊教授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一方面在選材上不再限于子書，凡傳統經史子集、類書、叢書以及現代出土文獻皆在作者的視野之內；另一方面在整體排序上不再以年代、人物為準，而是以經傳、諸子、史籍、文集、佛道的順序加以排列。前者拓寬了中國哲學的研究視野，后者則回到了目錄學的傳統。兩者的目標都是在中國哲學原初坐標系中發掘自身的內生性問題，不再依傍西方知識架構來剪裁中國哲學，所謂“取其精神內核而超越知識形態”。當下中國哲學研究的諸多成果都展現出這一精神取向，例如陳少明教授對《蘭亭集序》的分析，貢華南教授對酒哲學的探索等。這些研究所用材料遠超此前所謂哲學史料的范圍，從而極大拓展了既有的研究范疇。貢華南教授特別自覺于文本選材問題，他說：“作為基本生活之物，酒與不同層次的活動關聯，有些進入經典文本，更多的散落在與生存感受直接相關的詩詞歌賦、筆記小說甚至蕪雜的野史中。因此，本書的取材非唯經史，亦不限于子集。但是，不管出于何種文本，酒以及與酒相關的活動總是被反復地經驗與實證，被深刻領悟與深度思考。”依此，仿照“六經皆史”的講法，可謂“四部皆哲學”，即凡是具有精神性的文本，都可以成為哲學關注的對象。

不過，若四部皆哲學，哲學研究與思想史研究的區別何在？實際上，哲學與思想史的區別不僅在于研究對象，更在于研究方式，即是以哲學的方式關注一般性問題還是以史學的方式關注思想的演歷。進而，取材于四部并不意味著所有文本都具有同等的哲學性，只是說研究者應善于洞察被傳統認為非哲學文本的哲學性，并發掘其哲學潛能。歸根結底，“取材非唯經史，亦不限于子集”仍然意味著要“取材”，只要還需擇取材料，那就需要史料學。這個意義上的史料學不再是一種基礎性文本紹述行為，亦不再是對哲學初學者所進行的文本閱讀訓練，而是一門高明、深刻的眼力學，其所考察的不是研究者對文本的熟稔度，而是研究者對文本哲學性的洞察力。在理想狀態下，每位成熟的研究者都應有自己的史料學，這種史料學基于各自對中國哲學的理解而形成，既有自己的史料庫，又有自己獨特的閱讀與闡釋方法，并在整體上呈現個人的哲學進路與研究風格。

綜上所論，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應大體包括四個方面：擇取史料、提供方法（文獻學、小學工夫及哲學讀書法等）、紹述文本、闡明文本哲學性。在這四個方面中，文獻學、小學等訓練以及紹述文本等工作具有相對確定性，擇取史料與闡述哲學性的工作則考驗著研究者對中國哲學的理解，前者意味著史料學是一門哲學基礎學科，而后者意味著史料學在“基礎”外還有“高明”的維度。對當下中國哲學研究而言，史料學的重心應在其“高明”的層面，即突破以往史料學的藩籬，在更廣闊的文本范圍中發掘中國哲學的特質與潛力。實際上，隨著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紹述文本等工作大體已能被替代，而不可替代的是擇取文本的眼力或曰洞察力。由此，在AI時代，作為基礎學科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仍有生命力，仍展現著價值。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3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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