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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圖書館家譜館”在位于長樂路與富民路交會處,原合眾圖書館舊址上正式對外開放。館內一層設有專題展廳,首展以“眾擎易舉——合眾圖書館的前世今生”為主題,在向當年創辦“合眾”的諸位先賢致敬的同時,也通過珍貴善本、實物陳列與情景還原,生動再現了“合眾”的歷史脈絡與精神傳承,帶領觀眾們重回八十多年前的那段厚重歲月。
文|邱力立
“合眾”先賢們的靜安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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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眾圖書館新貌:上海圖書館家譜館
郁婷藶 攝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本侵略者的步步進逼,中華民族遭受了國土與文化根基被摧殘的創傷。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位于原閘北的東方圖書館遭到日本人縱火焚燒,致使館內珍藏的40余萬冊古籍珍本與各類圖書頃刻間化為灰燼,成為深深烙印在無數愛國志士心頭無法抹去的傷痛。因此,如何為劫后幸存的珍貴古籍尋得一處安全、長久的歸宿,也就成了縈繞在有識之士們心頭的一道迫切難題,在他們中間,就有后來合眾圖書館的主要創始人葉景葵與張元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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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當葉景葵與友人蔣抑卮、王綬珊避暑于莫干山時,即圍繞此問題談到:“景葵以為方法有二:一則捐贈浙江省立圖書館,該館管理尚善,當可不負委托;或則合辦私家圖書館,王先生所藏最多,可即以‘綬珊’名館”。(引自柳和城編著《葉景葵年譜長編》)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烽火再起,當時葉景葵因身在武漢無暇顧及上海家中的藏書,好友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聞訊后,以71歲的高齡冒著生命危險,親赴葉位于滬西的住所兆豐別墅內,為其整理看管藏書。此舉令葉景葵感動萬分,也更加速了他們通力合作創辦私家圖書館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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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由葉景葵、張元濟、陳陶遺聯合發起的合眾圖書館成立。為做表率,葉景葵帶頭將自己歷年收藏的各類珍貴古典文獻合計約3萬余冊捐入館中。隨后,張元濟、陳陶遺、蔣抑卮、葉恭綽、李拔可等也紛紛慷慨捐贈各自收藏的古籍珍本不計其數。眾人通過齊心協力,為搶救在抗戰中隨時有可能發生的“古籍流失”作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正如合眾圖書館于1946年時向當時上海市教育局提交《呈為設立私立合眾圖書館申請立案事》中所寫到的:“命名合眾者,取眾擎易舉之義,各出所藏為創”,這也是合眾圖書館館名的由來。
合眾圖書館創立后,初設于辣斐德路(現復興中路)614號,后因場地狹小,于1940年由葉景葵捐資購地在現址建造圖書館新樓,這幢呈現“凸”字形的街角建筑由建筑師陳植設計,以現代主義風格為主,外立面樸素簡潔。據說這樣的設計既是為了節約開支,也是為了避免當時日本侵略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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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字形街角建筑 邱力立 攝
約同時期,葉景葵、張元濟二人因自己年事已高,在經過一番尋覓后,找到了當時在燕京大學圖書館任職的顧廷龍,邀請其南下前來主持圖書館日常事務。顧在接到兩位前輩的來信后也不負眾望,放棄了在燕京大學圖書館的優厚待遇,毅然南下上海,擔任圖書館總干事,并在之后的十余年時間忠于職守、兢兢業業地守護著館內的每一件“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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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古籍珍本外,合眾圖書館還致力于家譜、日記、手札、名人檔案資料、革命文獻等的搶救與收藏。因此,豐厚的館藏也吸引了眾多學者慕名而來或來信咨詢,其中知名的就有文學家胡適、錢鐘書、冒廣生、錢南揚、馮其庸,歷史學家鄭振鐸、周谷城、顧頡剛,地質學家章鴻釗,生物學家秉志等。他們中有不少人也與靜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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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曾于1927—1930年居住在極司菲爾路(現萬航渡路)49號,其間任光華大學教授,中國公學校長,另外還與徐志摩等人開辦新月書店,并于1928年3月創刊《新月》雜志。
胡適(1891—1962),生于江蘇省松江府川沙縣(今上海市浦東新區)。中國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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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舊居
胡適對住在極司菲爾路49號三年半時間的生活評價道:“那是我一生最閑暇的時期,也是我最努力寫作的時期,在那時期里,我寫了約莫有一百萬字的稿子。”胡適在此完成了他過去沒有完成的《白話文學史》等著作。(引自章正元編著《靜安文博鉤沉》)
之后,胡適也曾多次來到上海。1946年,正從事酈道元《水經注》考證工作的胡適需要尋找各種版本進行參考對照,當他從葉景葵處獲悉合眾圖書館內就收藏有全祖望《重校 <水經注> 》稿本時,頓時喜出望外,于是便隨葉欣然前往。一到館內,又見顧廷龍在理事,更是高興,便順手把顧拉入了他的“酈學”考證圈。
抗戰期間,鄭振鐸任教的暨南大學因遭受戰爭影響,從上海真如地區遷來康腦脫路的一幢洋房內(現康定路528號)辦學。
鄭振鐸(1898—1958),出生于浙江溫州,原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杰出的愛國主義者、社會活動家、作家、文學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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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學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清政府創辦于南京的暨南學堂,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由國家創辦的華僑學校。進入20世紀20年代后,校方為進一步便于招收海外新生,將校址從南京遷往上海真如,并于1927年更名為“國立暨南大學”。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的烽火使得暨南大學真如校區遭到重創,暨大師生被迫遷入租界。在康腦脫路臨時校舍辦學期間,作為暨大文學院院長兼中國語文學系主任的鄭振鐸,除了在課堂上經常為學生們慷慨激昂地講述中國文學史上那些壯懷激烈的愛國詩篇外,還積極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進步團體“復社”所組織開展的各類活動,并在之后與胡愈之等人一起整理出版了《西行漫記》《魯迅全集》等書籍,為當時身處抗戰中的各界人士送去寶貴的精神食糧。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隨著日寇鐵蹄的日益臨近,不愿做“亡國奴”的暨大師生們預感到了“最后一課”的到來,鄭振鐸將這一幕寫入了他的名篇《最后一課》中:“幾分鐘后,有幾輛滿載著日本兵的軍用車,經過校門口,由東向西,徐徐地走過……時間是上午十時三十分。我一眼看見了這些車子走過去,立刻挺直了身體,做著立正的姿勢,沉毅地合上了書本,以堅決的口氣宣布道:‘現在下課!’學生們一致地立了起來,默默地不說一句話,有幾個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著。沒有一個學生有什么要問的,沒有遲疑,沒有躊躇,沒有彷徨,沒有顧慮。各個人都已決定了應該怎么辦,應該向哪一個方面走去。赤熱的心,像鋼鐵鑄成似的堅固,像走著鵝步的儀仗隊似的一致。”
在合眾圖書館的先賢之中,若論與靜安淵源最深者,則非張元濟莫屬。
自1913年他在極司菲爾路40號購地建房開始,張元濟足足在靜安生活了25年。直到1939年,才因家境窘迫及“汪偽特工總部”入駐極司菲爾路76號等原因,被迫賣掉老宅,舉家遷居至霞飛路(現淮海中路)上方花園24號。在此期間,胡適、梁啟超、蔡元培等各界名流都成為過張府的座上賓;張元濟也時常親赴位于現康定路江寧路東北角的徐園,觀賞由“傳字輩”藝人獻演的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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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園
徐園在昆曲藝術的傳承上也發揮過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當年昆曲式微的環境下,徐園主人徐凌云與實業家穆藕初等人一起組織昆劇保存社,后又創辦昆劇傳習所(也有寫作“昆曲保存社”),為昆曲“傳字輩”演員提供各種學習機會,并在經濟上給予他們援助。1925年下半年,穆藕初離滬后,傳習所因維系艱難導致昆曲傳承再度面臨挑戰,就在此危難關頭,徐凌云再次向“傳字輩”伸出援手,主動向他們敞開徐園大門,不僅提供免費住宿,還為他們安排各種演出機會,使昆曲藝術得以渡過難關。
張元濟也在這段時期給予了“昆曲傳承”莫大的支持。作為徐園的常客,他在1927年12月10日致俞振飛的信中寫到:“元濟于昆劇素乏研究,惟極喜其詞旨優美,音韻和平,以為可以怡情淑性,故常涉足徐園,藉聆雅奏。”與一般觀眾有所不同,張元濟在觀戲前總要先問清當天的演出戲目,然后攜帶曲譜來到徐園,邊賞戲邊仔細閱讀曲譜。據說有一次,演出時天降大雨,臺下觀眾見狀紛紛離席,唯獨張元濟一人仍沉浸在笛韻悠揚、余音繞梁的昆曲世界中,津津有味地欣賞完整場演出。
1953年,在張元濟的主動促成下,歷經14年風雨坎坷的合眾圖書館,完成了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捐贈一事,并于次年改名為“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1958年,又與明復圖書館、鴻英圖書館等一起合并成為如今的上海圖書館,顧廷龍出任上海圖書館館長,著名學者王元化曾稱其為“乃吾國當代圖書館事業之開山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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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家譜館舉辦合眾圖書館前世今生專題展
邱立力 攝
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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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力立
80后上海史研究者,已編著出版《覓·境——舊時光里的上海灘》《覓·境——上海灘二十四小時》《30秒探索—繁華上海》等。上觀新聞“海上記憶”欄目作者,看看新聞“舊時光里的上海灘”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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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本欄目來源于1994年2月8日創刊的《靜安報》副刊《百樂門》。在微信平臺,“百樂門”將以全新形式向讀者展示。每周定期推送,換個角度閱讀靜安。投稿可發至 jinganbao2016@126.com
作者:邱力立
圖片:邱力立、郁婷藶、靜安區融媒體中心資料庫
編輯:施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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