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有血跡、簽收8天后，居然還能退貨

作者｜AI文定

編輯｜白婉嘉

最近，一起讓人匪夷所思的“血跡退貨”事件引發網友熱議，它把“七天無理由退貨”規則下的亂象與商家的無奈，一下子推到了公眾面前。

據《瀟湘晨報》報道，電商店主余先生曝光，有買家在2025年12月18日簽收一件女裝后，于第八天（12月26日）以“不想要了”為由申請退貨。平臺在1分鐘內就判決支持退款。

然而，當余先生在29日收到退貨時，卻發現衣服上沾有大片血跡。盡管他立即提供了拆包視頻和物流拒收憑證等一系列證據，但平臺的處理卻陷入拖延，超過48小時未有明確結果。

對于上述事件，平臺客服表示，官方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則，不管是商家還是買家，都是公平對待。非質量問題退貨退款，賣家舉證，質量問題的退貨退款，買家舉證，同時，舉證也是需要系統+人工審核的。

被異化的“七天無理由退貨”

“血跡退貨”事件，并非孤立糾紛。在相關討論中，眾多商家分享了極為相似的遭遇：退回的衣物時常帶有明顯污漬，例如發黑的毛衣袖口、明顯的狐臭味等。

另有部分買家通過反復修改上門取件時間，將退貨周期人為拖延至半個月之久，使得商品幾乎被“穿到不想要了再退”。

帶血的衣服，圖源：店主余先生

頻繁出現的案例指向一個正在被扭曲的商業規則——“七天無理由退貨”。

這項本意為保障消費者“后悔權”的善意設計，在實踐中正被部分人鉆營為“免費試用通道”，甚至催生出更為極端的“次拋”式消費模式。

所謂“次拋”，特指為特定短期場景（如旅行拍照）購買商品，使用后立即申請退貨的行為。其典型做法是保留商品吊牌進行穿戴，待使用場景結束便發起無理由退貨。

有商家在退回的羽絨服口袋中發現了買家遺留的登機牌，直接為這種行為提供了佐證。此類現象在社交平臺上催生了“旅游次拋穿搭”等話題，甚至衍生出在二手平臺交易“次拋衣”的灰色鏈條。

亂象背后，是反映行業困境的數據。據余先生稱，其店鋪2025年的退貨率已接近70%，其中高達20%的退貨商品因污漬、破損等問題無法二次銷售。

這在退貨率本已高企的服裝電商行業頗具代表性，有數據顯示，女裝品類的退貨率普遍在50%-60%或更高。驚人的數字背后，是巨大的資源浪費與隱形成本，最終這些成本將由整個電商生態的所有參與者共同承擔。

面對持續的成本壓力與失控的規則風險，商家的防御姿態顯得被動而無奈。

最直觀的表現是，越來越多的商家開始采用“物理防御”，例如懸掛A4紙大小或類似鼠標墊材質的“巨型吊牌”，甚至推出“羽絨服密碼鎖”等手段。更為深遠的影響是，部分商家為壓縮成本轉而采用劣質面料，或被迫將商品價格普遍提高15%-20%，而一些抗風險能力弱的中小商家則因此虧損并退出市場。

商家的直接吐槽，尖銳地反映了這種無力感與不公感。

有商家質問：“好家伙，‘七天無理由’成了惡意退貨的保護傘？平臺秒判退款，沾血衣服竟要商家自證清白。這規則偏的，買家的‘任性’全靠賣家的‘良心’兜著？”

也有商家抱怨平臺判決不公：“我前段時間有個單，快兩個月了，我不同意退，對方找客服直接申請質量問題退貨，秒通過”，“退貨運費還要賣家出......”。

更有商家直指深層癥結：“現在的電商平臺太多了，為了搶顧客，什么公平正義都是狗屁，又加上監管不嚴，電商平臺基本沒有任何違法犯罪成本，這才是導致白嫖黨猖獗原因的關鍵！”

為此，有商家建議建立更系統的約束機制：“現在的人越來越沒有下限，其實消費者也可以搞一個信用評分。這種行為短期看是損害商家利益，長遠來看，損害的是消費者的權益。”

從“帶血退貨”的極端個案，到“次拋衣”的群體亂象，再到催生“巨型吊牌”等行業防御性反應，這一系列事件層層遞進地揭示，當前電商生態的核心矛盾，已從具體的交易糾紛，升級為對平臺規則本身是否公平、其執行是否有效的系統性質疑。

規則失衡與維權之困

當“血跡退貨”等極端個案頻頻沖擊輿論時，其背后折射的并非單純的消費道德滑坡，而是一套已顯失衡的電商糾紛解決機制。

在這場規則博弈中，平臺出于用戶體驗與流量競爭的考量，其政策往往天然傾向于消費者，導致“七天無理由退貨”規則在現實中屢被濫用。比如被迫寫“破碎包賠”、被消費者“寄空包”僅退款等。

正如商家們所揭示的，部分買家利用規則，屢次白嫖商家貨品，而平臺有時僅依據“會員歷史”或“行業慣例”便秒判支持退款，無需買家提供充分的實物證據。

這種“先天性傾斜”的執行機制，將提供完整證據鏈的重擔壓在商家一側，迫使商家在申訴時處于舉證劣勢。

平臺為追求極致的消費體驗和裁決效率，常常簡化審核流程，其“秒判退款”機制在降低消費者門檻的同時，也對“商品完好”這一核心原則把關寬松。

這導致一個荒謬的局面：買家可以憑模糊描述甚至不實理由快速獲得退款，而商家若想申訴，則面臨近乎嚴苛的“責任倒置”。

他們不僅要提供發貨視頻、高清的商品問題圖片，對于“血跡退貨”事件中血跡、異味等難以通過普通影像確鑿證明的特殊污漬，更是舉證無門。

即便如余先生那樣提供了拆包視頻等完整證據鏈，申訴過程也常常陷入漫長拖延，且結果不確定。

要求中小商家為每一筆爭議訂單提交動輒上千元的第三方質檢報告，更是不切實際的成本壁壘，致使大多數糾紛最終以商家“自認倒霉”告終，這在客觀上縱容了失信行為。

申訴的高成本與低效，迫使商家采取“以毒攻毒”的防御策略。比如“巨型吊牌”，更有甚者，可能誘使部分不良商家走向另一個極端，以“文字游戲”或降低商品質量等方式來轉嫁成本、對沖風險。

平臺將超期退貨或“穿到不想要了”視為“行業慣例”通過，而對真實的質量問題卻爭議重重。這種規則執行上的“雙標”嚴重擠壓了商家的生存空間。且完全背離了“七天無理由退貨”規則保障誠信、促進交易的立法初衷。

責任重構與生態治理

要打破由“血跡退貨”、“次拋衣”等亂象引發的惡性循環，不能僅停留在對個別失信者的譴責，而必須進行系統性的責任重構與生態治理。這需要從明確法律紅線、壓實平臺責任、推動社會共治三個層面尋求根本性突破。

首先，必須扭轉“零成本違規”的錯誤認知，明確惡意退貨的法律性質。

此類行為絕非道德模糊的“擦邊球”，而已觸及明確的法律紅線。北京政法大學網絡法學研究所所長彭新林一針見血地指出，職業化“羊毛黨”“不以真實消費為目的”，其行為是“侵蝕平臺經濟的‘’”。

毒瘤

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檢察院在一起虛假交易案中強調，其核心在于“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這不是所謂善意的不當得利，而是惡意的非法占有”。情節嚴重、數額較大的，可能構成詐騙罪。

即便未達刑事標準，依據《民法典》，因“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合法權益”達成的交易合同無效，行為人獲取的利益屬不當得利，商家有權要求返還并賠償損失。清晰的法律定性，是震懾投機行為、支撐商家依法維權的根本。

其次，破解困局的關鍵在于壓實平臺主體責任，從根本上糾正失衡的規則設計。

當前，規則將過高的舉證成本與經營風險單方面壓給商家，是亂象的催化劑。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教授黃勇指出，“平臺規則設計不能單方面將風險轉嫁給商家”。平臺必須從“流量至上”的簡單仲裁者，轉向更負責任的公平治理者。

具體而言：一是優化舉證與審核規則，采納商家清晰的拆包視頻等證據，摒棄不切實際的第三方質檢報告要求；二是利用技術建立風控體系，通過大數據篩查異常訂單與高頻退貨賬號，從源頭預警；三是設立分類管理規則，對演出服、貼身衣物等高危品類設定更清晰、合理的退貨邊界。

最終，構建健康長效的電商生態，需要司法、行業與社會形成合力。這要求超越個案糾紛，進行系統性治理。司法實踐需通過典型案例統一裁判尺度，為維權與懲戒提供穩定預期。行業內部應推動建立“黑灰產數據情報共享機制”，打破平臺間的“信息孤島”，讓職業“羊毛黨”無法流竄作案。

唯有通過法律厘清底線、平臺重塑公平、社會多元共治，才能真正終結“劣幣驅逐良幣”的互害循環，讓“七天無理由退貨”回歸其保障誠信、促進健康交易的初心，重建可持續、有信任的電商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