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朱君友被押赴刑場，本打算赴死，卻發現特務朝自己使眼色

1949年12月7日，那是一個讓成都人想起來都要打冷戰的日子。

國民黨保密局那個叫毛人鳳的頭子，也是真狠，手里拿著一支紅筆，在36個人的名字上畫了圈。

這哪是畫圈啊，分明就是發了閻王爺的請帖。

但這事兒出的有點蹊蹺，第二天在十二橋那邊大開殺戒的時候，坑里只有35具尸體。

那第36個人去哪了？

難道真有人能從槍林彈雨里飛出去？

其實吧，這個人叫朱君友，他之所以能活著，是因為他爹用十根沉甸甸的金條，硬生生把他從鬼門關給拽了回來。

在那個亂世，人命比草賤，但如果你有一個能拿出十根大黃魚的爹，這命就又比金子還貴了。

說起朱君友這人，要是擱現在，妥妥就是個頂級富二代，王思聰那種級別的。

他爹朱茂，外號“朱半城”，聽這名號你就知道家里得有多少樓了，那是真的家里有礦。

按理說，這種少爺的人生劇本也就是抽大煙、捧戲子，最后把家敗光算完。

朱君友這哥們確實也敗家，但他這個敗法，差點把他爹氣吐血。

他在川大念書的時候，居然迷上了革命，放著好好的闊少爺不當，非要跟著地下黨跑。

家里的古董、字畫，甚至他爹藏在墻夾層里的私房錢，都被他偷偷換成了大洋，轉手就交了“黨費”。

別人敗家是往窯子里送錢，他是拿家里的錢去挖自家階級的祖墳。

這世上哪有不透風的墻啊，朱茂查賬的時候人都傻了，幾萬大洋的虧空，那是幾萬大洋啊！

那時候一塊大洋能買一擔米，這錢夠養活一個團的兵了。

老頭子氣得直哆嗦，把朱君友關在家里不讓出門。

可這少爺也是個犟種，腿長在自己身上，哪能關的住？

結果到了1949年下半年，形勢那是越來越緊，特務們瘋了一樣抓人。

朱君友在玉帶橋跟人接頭，懷里揣著還在油印的進步刊物，直接就被特務給按那了。

這一進去，就是當時成都最嚇人的“將軍衙門”——四川省特種委員會的監獄。

進了那個地方，你是富二代也沒用。

特務們招呼人的手段那是相當變態，“鴨兒浮水”、“背花”，怎么疼怎么來。

朱君友一開始還想硬扛，結果被打得死去活來。

不過這監獄里也是臥虎藏龍，關在他隔壁的，就是著名的楊伯愷。

那些真正的硬骨頭，哪怕被打得只剩一口氣，眼神里還是透著光。

朱君友后來回憶說，那時候他真的以為自己要涼了，每天晚上睡覺前都不知道第二天還能不能睜眼。

但他沒想到，高墻外面，他那個精明的商人老爹正在進行一場瘋狂的營救。

朱茂雖然恨鐵不成鋼，但畢竟是親兒子，總不能眼睜睜看著絕后吧。

老頭子也是在商場上摸爬滾打一輩子的人，他太懂國民黨那些官僚的德行了。

那時候解放軍的炮聲都快聽見了，國民黨的官兒們一個個都在忙著撈錢準備跑路。

什么主義、什么黨國，在金條面前全是扯淡。

朱茂托了無數關系，最后找到了特委會那個叫徐中齊的副主任。

這人是個典型的貪官，只要錢到位，閻王爺的賬本他都敢改。

談判的過程咱們不得而知，但結果很直接：十根金條。

那時候的金條，一根就是十兩，俗稱“大黃魚”。

這筆錢在當時能買下好幾條街的鋪面。

朱茂幾乎是把家底都掏空了，不僅送了金條，據說還搭上了一輛嶄新的美式轎車。

徐中齊一看這誠意，那是真動心了。

他給朱君友辦了個“保外就醫”，理由是這少爺有嚴重的肺病，怕傳染給其他犯人。

這就叫有錢能使鬼推磨，在那個腐敗透頂的系統里，法律就是個明碼標價的商品。

就在1949年11月底，離大屠殺只有不到十天的時候，朱君友被一輛黑車悄悄接出了監獄。

他前腳剛走，監獄的大門就重新關死，里面的氣氛一天比一天壓抑。

等到12月7號那天晚上，特務們像瘋狗一樣沖進牢房，拿著毛人鳳圈定的名單開始點名。

楊伯愷、王伯高這35位志士被五花大綁，塞進悶罐車，一路拉到了十二橋。

那天晚上的槍聲特別密，把附近的野狗都嚇得不敢叫喚。

朱君友當時躲在鄉下的一個親戚家，聽到消息的時候，整個人都癱在了地上。

那一刻他心里那種滋味，估計比死了還難受。

那35個和他朝夕相處的戰友，昨天還在一起分半個窩頭吃，今天就全沒了。

就因為他有個有錢的爹，他活下來了；而那些比他更堅定、更優秀的戰友，卻把熱血灑在了成都解放的前夜。

這種幸存者的愧疚感，像塊大石頭一樣壓了他一輩子。

這事兒吧，現在回頭看，真挺諷刺的。

一個要把舊社會打碎的革命者，最后卻是靠著舊社會最腐敗的那一套“金錢交易”才保住了性命。

但這也沒法說什么，歷史本來就是這么復雜。

朱君友后來一輩子都在為這事兒內疚，他覺得這命是偷來的。

其實大可不必，在那樣的至暗時刻，能活下來一個，就是給未來留了一顆火種。

他爹那十根金條，雖然充滿了銅臭味，但換回來的這條命，后來也確實為新中國干了不少實事，這買賣，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