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派的生存游戲：妥協還是抵抗？

了解了保守主義的思想源頭，咱們接下來看一個更實際的問題：當這些思想遇到現實政治，保守派該怎么辦？思想家們給保守主義提供了理論武器，但理論歸理論，真到了要做決策的時候，保守派政治家們發現自己面臨一個兩難選擇。想象一下這個場景：有一位生活在19世紀初的保守派貴族，祖上世世代代都在議會里有席位，有屬于自己的家族莊園。突然有一天，一群自由派跑來跟他說：“以后得投票選舉了，而且不光是你們貴族能投，有錢的商人、工廠主也能投。”他會怎么反應？大多數保守派的第一反應是：這不行！憑什么那些暴發戶也能跟我們平起平坐？
但問題是，時代變了。工業革命帶來了新的財富階層，他們有錢、有文化，也有政治訴求。你不讓他們參與，他們就會鬧事。如果把人逼急了，他們可能不只是要投票權，而是要推翻整個制度。所以，保守派面臨一個根本性的選擇：要么硬扛到底，堅持舊制度，拒絕任何妥協；要么戰略性撤退，在保住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做一些讓步。不同國家的保守派做出了不同的選擇。法國的保守派一開始選擇了硬扛，結果折騰了大半個世紀，最終也沒能成功。英國的保守派，則選擇了妥協。而這個妥協之路，是被一個又一個具體的政治家推動的。
舉個例子，英國現代保守黨的第一位領袖，曾出任英國首相的羅伯特·皮爾。1829年，皮爾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要不要給天主教徒平等的公民權？在當時的英國，天主教徒是二等公民，不能擔任公職，不能進議會。但問題出在愛爾蘭——愛爾蘭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如果不給他們平等權利，愛爾蘭可能會爆發大規模動亂。皮爾本人是個虔誠的新教徒，但他是個務實的政治家。他的結論是：與其讓愛爾蘭發生內亂，不如給天主教徒一些權利。于是，他支持通過了《天主教解放法案》。保守派內部炸鍋了，很多人罵皮爾是叛徒。但皮爾有自己的邏輯：妥協不是背叛，而是為了保住更重要的東西。1834年，他起草了著名的《塔姆沃思宣言》，提出了保守黨的新策略：“在可能的時候抵制不必要的變革，在必要的時候進行妥協。”你看，這就是保守派的生存智慧：不是什么都不變，而是控制變化的節奏和方向。1846年，皮爾又干了一件“背叛”自己黨派的事：廢除《谷物法》。這個法律保護地主利益，對進口糧食征收高額關稅，讓國內糧價保持高位。但這對城市居民來說是災難，生活成本太高了。皮爾最后選擇廢除這個法律，保守黨再次分裂。皮爾的兩次“背叛”，其實揭示了保守派面臨的一個根本困境：你是忠于傳統的支持者，還是適應時代的變化？除了皮爾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案例——迪斯雷利。這個人特別有意思，他是猶太裔，在一個基督教主導的社會里本身就處于劣勢，但他硬是憑借才華和手腕，成為保守黨領袖，還當上了首相。

迪斯雷利最初反對擴大投票權，后來卻推動《第二次改革法案》的通過，大幅擴大了投票權，讓鄉村的小農、佃戶、手藝人和市鎮勞工也能投票，使得選民人數幾乎翻了一番。迪斯雷利這么干，確實和保守派的老傳統不一樣，等于向對手妥協了。但他們這一派卻認為，這種讓步是“黑暗中的一躍”，也是“不可避免的一躍”。他們相信，就算是做出了這種讓步，保守派在新的游戲里照樣能玩得轉。迪斯雷利有一個絕招：他談論“帝國的榮耀”“女王的尊嚴”“英國的傳統”，通過訴諸信仰和情感的方式來為現有的制度辯護。他把保守黨塑造成“愛國者的政黨”，而不只是“地主的政黨”。1872年，迪斯雷利在水晶宮發表演說，提出保守黨的三大使命：捍衛英國的傳統制度、維護大英帝國、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你看，這個策略很聰明：既保留了保守主義的傳統話語，又加入了對普通人的承諾。
到了后來，投票權的問題基本解決了。但新的問題來了：有了選票的窮人，會不會要求分富人的錢？工業革命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但也帶來了巨大的不平等。社會主義者說應該重新分配財富，自由派說應該有一些改革。保守派怎么辦？這是個難題，因為保守派的核心支持者就是有產階級。如果支持重新分配財富，不就是背叛了自己的選民嗎？但如果完全反對任何改革，工人階級就會投給社會主義者。保守派的解決方案是：接受溫和的改革，但堅決反對激進的重新分配。也就是說，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但不觸動私有財產制度。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我可以給你面包，但別想動我的面包房。如果說投票權和財富分配的妥協還算順利，那生活方式的問題就是保守派最難接受的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說，每個人都開始要求自己選擇怎么生活，不需要教會、貴族或者傳統習俗來告訴你什么是“正確的”。
對保守派來說，這簡直是噩夢。伯克說過，社會需要“傳統的智慧”。保守派一直相信，社會需要某種道德權威來維持秩序。但現代社會的發展，一步步瓦解了這種權威。教會的權威在下降，貴族的權威在下降，傳統的權威在下降。每一項變化，都讓保守派感到不安。在這個問題上，保守派基本上是節節敗退。為什么？因為當人們在政治上獲得了平等，在經濟上獲得了獨立，他們自然會要求在生活方式上也獲得自由。到了20世紀初，英國保守派已經完成了一次華麗的轉身。他們接受了民主選舉，學會了爭取大眾支持；接受了一定程度的社會改革，但守住了私有財產制度；在生活方式的問題上雖然不情愿，但也逐漸適應了變化。這個策略很成功——保守黨成為20世紀英國執政時間最長的政黨。
但妥協也是有代價的。當保守派接受了自由主義的游戲規則，當他們也開始談民主、談改革、談進步，他們跟自由派還有什么區別？保守派自己也開始困惑：我們到底代表什么？更重要的是，不是所有保守派都愿意妥協。總有一些人覺得，主流保守派“背叛”了傳統，變成了“自由派的走狗”。這些不滿的人，就成了激進保守派的種子。當保守派在投票權和財富分配上都做出妥協后，生活方式的問題就成了他們唯一能夠堅守的陣地。而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保守派感到最無力，也最焦慮。這種焦慮，在20世紀后半葉開始發酵。當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越來越明顯時，很多保守派選民開始懷念“過去的好時光”。他們覺得，溫和保守派妥協得太多了，是時候來一次“真正的保守主義”了。
這就是特朗普們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