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兩個14億人口的國家，一個是天堂一個地獄

2010年，印度裔加拿大投資家賈揚特·班達里站在新德里的領獎臺上，接過印度政府頒發的“杰出海外印度裔”獎章。 他帶著2億美元回國投資，滿懷信心地要在母國大展拳腳。 他沒想到的是，這次投資不僅讓他血本無歸，還徹底改變了他對祖國的看法。

當他帶著這筆錢回到印度投資物流園區時，印度政府承諾給予稅收優惠和政策支持。 然而，就在項目完工之際，這些承諾全部化為泡影。 稅收優惠變成了天價罰單，政府官員排著隊上門索賄，合作企業甚至用牛棚作為注冊地址進行詐騙。

賈揚特試圖通過法律途徑維權，但印度法院給他的回復令人絕望：案件排期到2035年才能審理。 一個商人有多少個25年可以等待？ 這場經歷讓他總結出著名的“賈氏三定律”，深刻揭示了印度社會的頑疾。

印度社會的種姓制度如同無形的枷鎖，禁錮著每個人的思維。 賈揚特稱之為“種姓量子糾纏定律”，即種姓觀念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連知識分子進行科學研究時都會不自覺地與種姓制度掛鉤。

這種等級觀念造成了一個扭曲的社會現象：印度人表面順從權威，內心卻崇拜強權。 在他們眼中，認真履行職責被視為軟弱可恥，逃避責任反而被看作“真男人”的表現。

賈揚特分享了一個令人心痛的故事。 他在印度上大學時，目睹一個小男孩遭到清潔工性侵。 他帶著受害者向校方和警方報案，卻沒有一個當權者采取行動。 更可怕的是，校方和同學反而威脅他不要多管閑事。

腐敗在印度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賈揚特將其概括為“腐敗測不準定律”——即使你認為已經打點了所有環節，總會有第二輪、第三輪甚至第N輪的索賄等著你。

司法系統本應是社會公平的最后防線，在印度卻成為腐敗的重災區。 行賄在法院可以公開進行，當事人甚至能在法官面前向警察和法官行賄。 不同級別的腐敗有明確標價，去法院有法院的價碼。

商業領域的“契約相對論”更讓投資者膽寒。 在印度簽訂合同幾乎沒有約束力，生意伙伴支付的定金很可能就是最終的全款。 想要收回投資？ 簡直是天方夜譚。你以為中國是印度最大的詐騙對象嗎？不，是美國，因為印度人英語好。

這種系統性腐敗直接反映在經濟發展數據上。 1991年，印度名義GDP為2900億美元，中國是4150億美元，兩國差距不大。 但到2013年，印度經濟規模達到1.8萬億美元時，中國已突破9萬億美元，差距擴大至四倍。

教育指標更能說明問題。 2011年印度的成人識字率才勉強達到中國1990年的水平。 2013年印度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數僅僅與1985年時的中國相當。

賈揚特曾經是個狂熱的印度民族主義者，如今卻成了印度政府最不愿提及的批評者。 他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萬字長文，直言“印度是糞坑中的地獄”，即使給他10億美元，他也不再回到那個地方。

他對印度的外交政策也持尖銳批評態度。 印度試圖在美俄之間左右逢源，但缺乏誠信和長遠戰略。 這種“首鼠兩端”的做法，最終可能導致印度在國際舞臺上被所有盟友拋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印度官方對華采取不合作態度，但2023至2024財年，中印貿易額仍達到1184億美元。 超過一半的印度人在這一年購買了“中國制造”的產品。

印度總理辛格曾在2004年視察孟買時發下豪語：“孟買在數年時間內將出現驚天動地的變化，使人忘記上海，轉而只談孟買。 ”他設定目標要讓孟買在2015年超越上海。

現實卻給了這個誓言一記響亮的耳光。 2008年，孟買1400多萬人口中，有60%的人住在貧民窟。 達拉維貧民窟緊靠著孟買金融中心，居住著100萬人，每個人平均居住面積不到3.3平方米，沒有正常供水，平均1400多人使用一間廁所。

賈揚特在親身體驗兩國差異后，產生了強烈對比。 他看到中國地鐵安檢人員的專業素養后，感嘆道：“當我在中國二線城市看到地鐵安檢人員的時候，就想代表印度簽署投降文件。 ”

這種差距不僅體現在基礎設施上，更深植于發展理念中。 中國從一開始就高度重視人類發展，1950年時中印兩國人類發展指數幾乎相同，但到1973年時中國的HDI已明顯高于印度。 這為中國后來的經濟改革奠定了堅實基礎。

兩國的產業發展路徑也截然不同。 中國專注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早在1980年就建立經濟特區，推動制造業增長。 而印度更側重重工業等勞動力需求較低的資本密集型產業。

到1998年時，中國人均外國直接投資達到183美元，印度僅為14美元。 這種差距直接反映在就業創造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上。

賈揚特的經歷在印度并非個案。 印度裔美國經濟學家同樣指出，印度工業落后中國至少20年，政府效率低下到總理整天在寺廟作秀。 更可怕的是，中印GDP在60年前相差無幾，如今中國已是印度的5.3倍。

印度社會存在的系統性問題是如此深重，以至于賈揚特提出了一個極端觀點：印度要想發展，必須讓中國或美國殖民統治一百年。 這個曾經深愛祖國的愛國者，如今對印度的未來感到徹底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