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這名“恨國黨”在網絡走紅!批評起印度來一點面子都不給!

印度“公知”賈揚特·班達里：世界上有兩個14億人口的國家，一個是天堂，一個是糞坑里的地獄，完全沒有可比性。
在一個仍自詡“全球最大民主國家”的國家里，自己人都開始不留情面地“開火”，這背后到底是情緒失控，還是現實太骨感？
班達里的話聽起來刺耳，但說實話，很多印度人也不敢公開反駁，因為這不是情緒化的攻擊，而是對印度社會現實的冷酷復盤。
印度的社會結構，至今仍被一種古老標簽牢牢釘住，種姓制度，雖然憲法早在1950年就說要廢除它，但廢了75年，達利特人還是不能隨便進高種姓人的廚房，連坐個井邊都可能引發沖突。
而這種等級觀念，不僅活在鄉村，也活進了教室、法庭和企業里，同樣的學歷和能力，低種姓的人連簡歷都不一定能遞出去，你說這不是制度的歧視，那什么才是？
印度的腐敗，不是某幾個官員中飽私囊的問題，而是從鄉鎮辦公室到中央政府，都把“收點好處”當成常態。你想在印度開個店？先準備幾份“感謝費”，再學會怎么跟人“搞關系”。
否則，稅務部門明天就能讓你“依法坐牢”，別驚訝，印度商業法規里有兩萬六千多條都和“坐牢”有關，誰都能抓，關鍵看你有沒有“打點”。
印度排名全球第96，和一些戰亂國家站在一個水平線上，更尷尬的是，印度有46%的民眾承認自己靠“關系”辦事，這年頭在印度，要想合法合規地做事，反而最難。
印度的種姓制度雖在法律上已被廢除，但它至今仍以隱性形式深刻影響著印度的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和民眾命運。
下面我們以通俗的語言，系統梳理其對現代印度經濟的真實影響，幫助你看清這套“古老規則”如何在新時代拉住了一個國家的腳。
在一個公平的市場經濟體系中，誰能力強、誰就有工作機會，但在印度，很多時候不是看你有多能干，而是看你姓什么。
雖然印度憲法早在1950年就宣布廢除種姓制度，還為低種姓群體設置了“預留制”，但現實中，社會偏見依然根深蒂固。
公司招聘時，HR看到簡歷上的姓氏，就可能知道你來自哪個種姓，然后心里已給你貼上了標簽。
這直接導致大量底層人才被“系統性埋沒”，數據顯示，達利特群體的大學錄取率、公司錄用率、晉升率都遠低于高種姓群體。
更糟糕的是，有些達利特即使進入職場，也會面臨職場霸凌和排擠，長期處于低薪崗位，印度浪費了大量本可以成為中產的勞動力，人才資源嚴重錯配，降低了整體生產力效率。
低種姓群體普遍收入低、教育水平差，導致消費能力長期處于低水平，你本該是14億人口的大市場，結果真正具備購買力的，只是城市中產那一小撮人。
麥肯錫研究顯示，印度的“可支配中產階級”占人口比例遠低于中國。根本原因是社會結構性壓制了底層的上升通道，貧困被“世襲”，消費需求被鎖死。
在印度，創業不光要有點子，還得有“背景”，如果你是高種姓、有社會資源，銀行貸款更容易批，政府項目更容易拿，投資人也更樂意合作。
而低種姓創業者，即使有好項目，也可能被銀行拒貸，被政府冷眼，印度超七成中小企業主為高種姓出身，而達利特創業者占比不足5%。這不僅是資源分配不公，更是活生生的“經濟歧視”。
在現代社會，教育是最關鍵的“社會電梯”，但在印度，這部電梯對低種姓群體經常是“停運”的。
很多達利特兒童在學校遭遇歧視、資源缺失，甚至因教師的偏見而中途輟學，盡管政府提供了“預留名額”，但高質量教育資源仍集中在中高種姓家庭手中。
種姓制度不僅制造了階層不平等，還嚴重影響了社會信任度，不同種姓之間缺乏互信，導致協作效率低，集體行動困難。
對于外資企業來說，這種社會撕裂也意味著更高的經營成本，你想在當地找合作伙伴？要考慮他們是否能和其他群體“和平共處”；你想雇人？還得看員工之間是否存在種姓沖突。
當人才不能自由流動，消費不能自由增長，創新不能自由發生，市場不能自由競爭，一個國家的經濟就注定跑不快，也飛不高。
印度要想真正崛起，不止要靠高科技、洋投資，更要敢于和這套“祖宗規則”徹底決裂，否則，不論GDP怎么漲，底層人民的命運依舊難改，印度也只能在全球舞臺上“虛胖”一場。
民主不等于治理
賈揚特·班達里的話雖然刺耳，但他并不是孤例，越來越多印度知識分子在海外發聲，吐槽印度社會的“系統故障”。
他們不是在否定國家，而是在質問，為什么同樣是14億人口，中國能從一個貧窮國家變成制造強國，而印度卻原地打轉？
這不是種族的差異，而是治理的鴻溝，中國用幾十年把幾億人從貧困中拉出來，靠的是基礎教育、基礎設施和執行力，而印度，真正的悲劇，是它有潛力，卻不愿割掉腐敗與陳規這兩塊毒瘤。
當一個國家的制度讓人不得不靠行賄辦事，讓孩子出生就決定了命運，讓法治成了“看人下菜”的工具，那再多的人口紅利，也只會變成“人海戰術”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