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許世友邀請聶鳳智陶勇去大別山被拒，許：大家好自為之吧

1955年9月，天安門廣場秋陽正烈。佩掛上將肩章的許世友從檢閱車前走過，禮兵敬禮的一瞬間，他突然想起一句老話：“活著盡忠，死了盡孝。”那年，他47歲，面孔黝黑，軍裝顯得格外挺括，可腦海里浮現的卻是另一幅畫面——二十年前在寶興縣小小木屋里，毛澤東推開牢門時那句低沉的詢問：“世友，受委屈了吧？”

往事撲面。1936年張國燾翻江倒海，十幾個身經百戰的紅軍干部被扣上“分裂”帽子，許世友也關了起來。毛澤東扛著雨披趕來，與他對坐一夜。毛澤東那句“你打了這么多仗，該由歷史來評判”像一顆釘子扎進他心里，自此忠誠成了許世友的全部信條。1938年1月中央撤銷處分，黨籍恢復，他輕裝北上山東，獨帶一名警衛，從此再沒讓任何人質疑他的政治立場。

時間很快推到1967年。那一年，許世友在南京軍區前后兩頭接到幾十封“揭發材料”，機關里彌漫著緊張氣味。南京城內大字報鋪天蓋地，他的心臟出了毛病，軍醫給的藥片根本不頂用。4月，許世友借口療養，搬到無錫27軍。多方消息匯總，他決定“進山”。

進山前得把兄弟們喚來。5月中旬的一個陰雨夜，他讓警衛員連夜把聶鳳智、陶勇請到軍部院里。餐廳燈泡昏黃，三人無言對坐。許世友端起酒，“無錫待不住，南京也回不去了。我請假去大別山后方醫院，你們一道？”聶鳳智握著筷子的手抖了一下，陶勇低頭不語。半晌，聶鳳智答得干脆：“司令員，咱倆身份不一樣，您能走我們走不了。”許世友張了張口，只吐出一句：“那大家好自為之吧。”

第二天清早，江南雨絲細得像霧，三輛吉普車在營門口分開。許世友車頭瞄見后視鏡里兩個身影敬禮，他沒回頭，捶了一下座椅靠背，長吁了一口氣。那時他心里明白：此別之后，生死難料。

果不其然。入夏后，聶鳳智和陶勇在各自駐地都遭遇嚴厲沖擊，直到1970年代初才陸續解脫。大別山的許世友雖然躲開風暴，卻始終關注著外界。8月17日清晨，他在山間練拳，警衛氣喘吁吁跑來：“楊成武首長來電，上海有‘客人’要見您。”許世友收拳，擦汗，只說一句：“我知道了。”

當天下午，張春橋的專機降落合肥。許世友帶著警衛和軍醫登機，沒有多問一句。飛機駛入上海上空時，江面閃著刀片似的亮光，他在舷窗里看得入神。沒人知道，他已做好最壞打算，腰間別著的那支美制五星左輪更顯沉甸甸。

興國路72號招待所，楊成武、汪東興先到。寒暄后，許世友要求立即面見毛澤東。傍晚兩點半，他被帶進另一幢小樓。門剛推開，毛澤東坐在藤椅上，抬眼便問：“大別山空氣好不好？”他說“挺好”，話音未落，毛澤東又笑：“南京住著煩，就來北京，住我那屋。”大廳里很安靜，只有掛鐘滴答，許世友點頭，可沒接茬，他想起仍在風雨中的兩個老部下，心里并不好受。

第二天一早，他婉拒在滬小住的安排，堅持返山。看著專機起飛，張春橋嘴角動了動，卻沒勸留。回大別山數月，外界猜測滿天飛：說他病得不輕，也有人說他被“內部隔離”。直到9月下旬，他突然接到周恩來電話，要他參加國慶觀禮并住進中南海。許世友直言：“馬上到！”

這一次，空軍派兩架直升機接到合肥，再換伊爾18直飛西郊機場。落地的瞬間，楊成武、陳錫聯迎上來握手。中南海里，工作人員在豐澤園預留一套小院，鋪了硬板床，放上他習慣的木制長條凳。毛澤東隨后接見他，叮囑多練功、多休息。參加完觀禮，他又悄然歸山，繼續把大別山當“避風港”。

歲月流動。1976年9月9日凌晨電報傳來，毛澤東逝世。許世友楞在床邊幾分鐘，接著起身剪報，把包含毛澤東影像的報紙一張張糊滿臥室四壁。警衛不敢靠近，只聽他自語：“抬頭就得見。”隨后，軍機連夜待命。臨起飛前，機場值班參謀傳來一紙指令：“不得帶槍進京。”許世友臉色驟沉，猛拍椅背：“給我拿電報！”對方遞不出文件，飛機照飛，他硬是把那支左輪別在腰間。

人民大會堂靈堂外，禮兵試圖阻攔，他沉聲一句：“我是許世友。”沒人再攔。走到靈柩前，他俯身三鞠躬，口中低聲：“主席，我回來了。”槍仍在腰側，沒有任何人敢下令讓他放下。

1977年秋，南京軍區追記集體三等功，許世友發言不長：“毛主席關懷的干部，不止我一人。”這句話他講得平實，卻道盡數十年風雷。兩年后，他因心臟病再次住進總政醫院，枕邊始終擺著一本《毛澤東選集》帶皮封面，翻得卷角發白。

直到1985年10月22日凌晨，心跳驟停前幾分鐘，他突然睜眼，對身邊醫護輕輕說：“我沒給黨丟人。”沒人再聽到他的聲音，但那支左輪、那面糊滿照片的墻，與1967年那句“大家好自為之”，都牢牢釘在了歷史的門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