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陶斯亮公布一則真相：石來發不是蔡協民的兒子，后另立復姓

2008年6月27日清晨，北京的報刊亭剛剛開門，一則看似普通的署名文章迅速被讀者傳閱。署名者是陶斯亮，內容卻直指一樁塵封七十多年的身世謎團——石來發并非蔡協民之子。這一年距曾志逝世已整整十年，距石來發駕鶴西去也過了七年，然而事件的根卻要追溯到1928年的湘贛邊界。

那時，國共武裝對峙已趨白熱。井岡山根據地被迫轉移前夕，24歲的曾志懷著身孕仍在醫院值守。3月下旬的某夜，她腹痛難忍卻找不到產婆，只得咬牙挺過三日三夜，才生下男嬰。孩子初啼聲剛落，槍聲又起，為免連累醫院，師部一名姓石的副連長主動幫忙聯系山下村民代養。孩子因此得名“來發”，寓意“帶來轉機”。

井岡山失守后，副連長夫婦罹難，來發隨年邁的外婆逃向深山。6歲起，要飯成了每日功課，別人給一口冷飯，他便添一把柴火換點熱氣。若不是后來放牛時遇見紅軍聯絡員，他很可能就此湮沒鄉野。

1949年夏，廣州解放。時任廣州市委組織部部長的曾志借“解放區烈士遺孤登記”之機，大規模尋找失散兒女。檔案里出現一個信息：江西茶陵，有位青年自稱懂得紅軍密碼歌。曾志派人核實，對方正是23歲的來發。他堅稱“母親早亡”，直到看到曾志遞來的烏黑小布鞋——這是難產后她唯一給兒子留下的物件，來發沉默良久，輕聲道：“鞋底的針腳我記得。”認親就此塵埃落定。

1964年，根據部隊統一管理烈屬的做法，來發隨繼父姓，改名蔡石紅。他在井岡山林場工作，娶妻生子，日子雖清苦卻安穩。遺憾的是，有關他生父的線索始終是一片空白。曾志對此諱莫如深，偶有人提起，她只說：“都是革命后代，別深究。”

轉機出現在1988年。77歲的曾志攜女兒回到湖南郴州，欲尋夏明震烈士遺骨。墓地已筑成公路，只剩一撮舊土。那天黃昏，陶斯亮陪母親在公路邊靜坐良久，直至夜色淹沒山影，母親才緩緩說出一句：“他和來發像。”陶斯亮怔住，卻沒再追問。

1998年3月，湘南起義70周年。郴州市為夏明震在東塔烈士陵園立碑，陶斯亮代母出席。祭奠完畢，她向身邊的史料員提出一個尖銳疑問：夏家五英烈是否絕后？史料員搖頭稱不詳，這句話像根刺卡在她心頭。

同年7月1日，曾志安葬井岡山小井紅軍醫院舊址旁。遺體解剖、骨灰無儀式，一切從簡。守墓那夜，陶斯亮翻看母親留下的80只裝工資的信封，夾著幾張泛黃照片，其中一張是來發童年時的側影，眉眼與夏明震幾可重疊。她再也按捺不住。

1998年9月，她攜照片趕赴井岡山。“哥，我要告訴你一件事。”陶斯亮在他家狹窄的堂屋里開門見山。聽完來意，來發沉默地抽了半支煙，只回一句：“要證據。”雙方隨即聯絡湖南夏氏族人、調閱當年紅七師營級日記。日記中寫明：1928年4月，紅七師衛生隊難產婦一名，丈夫為師直轄營長夏明震。多方印證，事實漸趨清晰。

1998年10月1日，井岡山秋風勁吹。來發帶著長子，在夏明震碑前恭恭敬敬三叩首，“父親，我回來了。”他沒有更多言語，只在祭文里寫下八字——“夏家血脈，薪火不絕”。

此后，族譜修訂成了必須完成的手續。石、夏兩姓分屬不同支脈，既要尊養父，又要昭示生父。地方民政部門請示后批復：可以組合復姓“石夏”。從此，中國戶籍中多了一個嶄新復姓。來發一對兒子隨父而改，成為石夏氏第一代。

2001年2月，石夏來發離世，終年73歲。墓碑正面刻“石夏來發”，背面雙列小字，左書石氏養恩，右書夏氏血緣，既不失對養父母的感念，也讓夏氏后人有了寄托。

到2008年，陶斯亮才選擇公開真相。原因無他，老人俱已故去，不再牽扯任何現實利益，更重要的是夏家五英烈的史料需要補缺。她在文章末尾留下一句評語：“復姓石夏，是歷史與人情的折中，也是對兩段犧牲的雙重紀念。”這句話迅速在學界引發討論，多年未解的夏家后裔問題由此塵埃落定。

有意思的是，自石夏復姓錄入公安系統后，全國又陸續出現二十多位同姓公民。他們多半因崇敬夏氏英烈，在孩子取名環節主動申請。民政部門起初頗為驚訝，后來索性建立“石夏”專項檔案，方便族譜查詢。

放眼今天，石夏家族共有五代、二十余人，主要分布在江西、湖南山區，仍有人守著當年紅軍棧道搞林業，也有人走出大山求學，但每逢清明都固定去東塔和井岡山兩處獻花。祭掃不擺花圈，不放鞭炮，只用最普通的松枝。長輩總叮囑小輩一句：“記住兩家人的恩。”

試想一下，一樁跨越七十年、橫跨三姓的身世謎團，得以在一篇千余字的報紙文章里劃上句號，既靠檔案，也靠當事人的堅持。時間拉得再長，真相總有浮出水面的那天。曾志當年的顧慮與陶斯亮后來的披露，看似矛盾，其實都是為了同一目的——讓犧牲者的名字真正延續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石夏復姓的出現，為研究中國姓氏演變提供了罕見案例：它并非出于血緣合并，而是革命歷史與倫理情感共同作用的結果。對那些研究近現代革命史的人來說，這幾頁族譜補正，或許比任何頒獎詞都更具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