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陶鑄出發去合肥前，堅定告訴曾志：你千萬不要陪我去

1949年初冬的清晨，珠江岸邊的霧氣很重，碼頭工人還在忙著裝卸木箱。陶鑄背著手，看著緩緩流淌的江水，低聲對身旁的曾志說：“到了和平年代，我們也許還能一起看看全國。”這句話后來成了兩人反復提起的玩笑——誰都沒想到，二十年后他們竟在倉促中做了最后的告別。

時間一下子跳到1966年5月，北京春末的柳絮剛落。陶鑄奉調進京，接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書記處常務書記等職。那年他57歲，舊傷加胃病纏身，卻依舊挺直腰板。曾志此時是廣州市委副書記，身體也不好，干脆向組織請假，北上療養，夫妻倆算是難得團聚。

剛住進中南海的日子并不輕松。文件山一樣高，會議一場接一場。晚上十點，院子里只剩青燈。為減輕嘔吐，陶鑄常用熱毛巾捂腹。曾志看了心疼，勸他躺一會兒，他搖搖頭：“工作擺不開，躺著更難受。”說實在的，那幾個月，連白開水都帶著藥味。

1968年8月，風聲愈緊。一天傍晚，汪東興來到曾志住處。院子里知了叫得厲害，汪東興開門見山：“組織上決定，請陶鑄同志去合肥休養。你可以隨行，也可以回廣東。”短短幾句話，不容置疑。曾志當即沒表態，只說“我知道了”。

夜深了，曾志把這事告訴陶鑄。屋里燈光昏黃，風扇吱呀作響。陶鑄沉默良久，忽然抬頭，聲音放得很輕：“你千萬不要陪我去。我這身子剩不了多久，你去了也幫不上忙。”曾志想反駁，卻發現一句話也擠不出來。兩人對視的那幾秒，比任何言語都沉重。

10月18日清晨，合肥專車停在中南海西門。陶鑄把幾張家人合影塞進挎包，扶門下臺階。曾志搶前一步幫他拉開車門，手卻在發抖。臨別時，陶鑄勉強笑了笑：“好好活著。”曾志哽住，只擠出四個字：“你也保重。”車窗緩緩升起，陶鑄把額頭貼在玻璃上，抬手揮了兩下——這一幕成了永恒的定格。

合肥氣候濕冷，陶鑄的病情急轉直下。1969年11月30日晚，他因腎衰竭去世，終年60歲。合影被放在床頭，照片里的人仍在微笑。遺憾的是，兩地相隔不過八百里，夫妻倆卻再無機會說話。

噩耗傳到廣東時，曾志正挑著糞筐在翁源縣漁溪大隊的田埂上。她已近花甲，勞動強度大到讓肩胛骨發麻。那天傍晚，她一個人坐在邱屋門口，任憑山風灌進袖口，也沒掉一滴淚，仿佛淚腺忽然失效了。

1970年春，反復發作的風濕加重。曾志寫信給周恩來、鄧穎超，語氣坦白：“年過六十，南方濕熱，恐難支久。”很快得到批復，同意她北上調養。1972年2月，她抵達陜西臨潼干休所，組織關系、糧油供給、工資來源被分散在四個單位，手續繁瑣得讓人頭大。

有意思的是，老戰友們惦記她的軍裝。曾志愛穿舊軍裝，可臨潼沒人負責發放，她索性給毛主席寫信，說明希望轉歸軍隊序列，每年領一套軍裝。不久便接到毛主席批示：愿留西安可由省委安排，不愿意可以回北京。選項突然敞開，曾志思索片刻，答復：“愿回北京工作。”

1973年春末，她回到闊別已久的中南海。汪東興見到她，半是關切半是調侃：“回來，就安心離休吧，中組部負責生活。”曾志點頭，卻沒閑著。1977年恢復職務，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那年她66歲。有人勸她保重身體，她擺擺手：“還能走就別歇。”

1983年離休后，曾志仍保持早起讀報的習慣。書桌最顯眼的位置，放著那張已經泛黃的合影。有人問她為何不鎖進抽屜，她只輕輕一句：“放在眼前，省得忘了。”

1998年4月，曾志在北京病逝，享年87歲。守靈室一角，工作人員特意立起那張舊照片。照片里的陶鑄依舊目光堅定，而側身站著的曾志，笑容明朗，仿佛正在聽他細聲叮囑：“你千萬不要陪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