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下旬的延河岸邊,落日的余暉把水面染成金色。一群女學員笑著唱歌,毛澤東在散步時停下腳步,看向領頭的那個姑娘——王新蘭。短暫交談后,毛澤東拍拍她的肩膀,說道:“太行山那位姓蕭的小伙子,可別被別人搶走了。”一句玩笑,讓王新蘭臉頰通紅,也把她的思緒拉回到去年的云陽鎮。
時間撥回到1937年8月。云陽鎮因為八路軍總部設在此地,兵味十足,街頭滿是身披黃綠軍裝的指戰員。王新蘭與幾名宣傳隊戰友被洪水困在鎮上,本該去延安的行程一拖就是一個多月。邊區票子花得差不多,人卻閑不住。每天傍晚,她們總愛到鎮外的土坡上唱歌跳舞,算是排遣等待的煩悶。
那晚月色清朗,幾位指揮員步行經過。陳賡聽到歌聲,順勢起哄:“再來一曲!”王新蘭抬頭,隨口打趣:“行,唱完你得負責給我們弄輛車去延安。”話音剛落,陳賡哈哈答應,卻被身邊那個瘦高個提醒:“汽車哪是說有就有?”說話的人叫蕭華,當時年僅23歲,卻已是紅二師的政委。
從此,兩班人馬常在鎮口碰面。聊天、做游戲,日子過得飛快。陳賡眼尖,很快捕捉到蕭華看王新蘭時那點不一樣的光。年輕政委嘴笨,話到嘴邊又咽回去。陳賡樂見其成,三天兩頭想法子支開別人,給兩位小同志制造“偶遇”。于是黃昏的小路上,總能瞧見那對身影并肩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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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公路搶修完畢,陳賡也真從后勤處摳出一輛福特舊卡車。開拔時間敲定,喜事成了離別信號,蕭華急得直冒汗,卻硬是開不了口。憋到最后,他只能去敲羅榮桓的門。燈下,他低聲說:“請羅政委幫個忙,問問她……愛不愛我。”羅榮桓笑了:“這事還得我出面?”
第二天上午,羅榮桓把王新蘭叫到小院。老人家先遞茶,再開門見山:“小王,你覺得蕭華怎么樣?”王新蘭毫不遲疑:“好同志,談得來。”羅榮桓壓低聲音:“他說很在意你,可又怕耽誤你前途,你的想法呢?”姑娘臉紅到耳根,悶聲道:“畢業后愿意去一一五師。”答案已足夠明確。走出院子,她才發現手心全是汗。
愛情的紙捅破后,剩下的是現實安排。蕭華勸她:“魯藝也好,學無線電也行,挑自己喜歡的。”臨別,他一口氣寫了幾封介紹信:“到延安后找羅瑞卿、找劉亞樓,他們會照顧你。”卡車啟動,云陽鎮的塵土被卷得老高。車廂里,王新蘭攥著那幾封信,淚水與笑容交替。
延安的課堂緊張而新鮮,電臺值夜班同樣不輕松。可一到黃昏,她常會沿延河散步,想起云陽的野花香。毛澤東那天突如其來的關切,更讓相思翻了倍。與此同時,山西八路軍總部里,蕭華也寫下申請,打算回黨校深造。戰局變化,調令擱淺,他只能駐守太行。毛澤東發電報要他等王新蘭,他卻回了一句“國難當頭,個人勿慮”。
遠隔百里,書信慢得像蝸牛。好在戰地電臺偶爾能把對方的只言片語捎來。兩顆心就這樣靠著一封封“代轉”電報,頑強地維系溫度。1939年11月21日,王新蘭終于抵達太行山腹地。山風凜冽,她跳下馬車,蕭華迎上來,彼此一句客套都沒有,緊緊握手。師部院子里,枯葉被風吹得到處打轉,站崗的小戰士不好意思地扭過臉去。
第二天清晨,軍務繁忙照舊,可所有人都看得出來蕭、王二位笑得格外多。手續、禮堂、介紹人,一切從簡,甚至沒來得及置辦新衣。毛澤東后來批注:“革命隊伍里,兩人相愛是好事,安心工作就是祝福。”這對新人也確實沒花太多時間沉浸在甜蜜里。不到一周,王新蘭就跟著通訊隊鉆進山溝,蕭華揮師北上渤海執行任務。
回頭看,這段姻緣經歷了陳賡的調侃、羅榮桓的“面談”、毛澤東的電報,每一步都帶點巧合,也離不開兩個年輕人自己的堅守。等到抗戰后期,王新蘭已是技術骨干,蕭華則在冀魯豫指揮千軍萬馬。前線電報呼嘯而來,短短幾句坐標、幾行暗號,常常是他們唯一的問候,卻已足夠——他們都明白,對方一直在戰斗,也一直在惦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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