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房突圍，陳光代師長有沒有扔下部隊，自己帶著騎兵連先行逃走？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長春的雪下得正緊。軍區一場內部戰例復盤會上，輪到陸房突圍。會場里有人壓低聲音嘀咕：“陳光當年可是先跑了。”坐在后排的老參謀放下茶缸，輕聲回了句：“誰跑誰沒跑，檔案里都寫得清楚。”短短兩句話，把一樁流傳已久的傳聞又拉回了眾人眼前。

時間撥回至一九三九年五月上旬。115師在山東魯西南殲滅戰后，代師長陳光率主力向汶水一帶機動，日軍兩個旅團合圍而至。汶河兩岸火光連成一線，山溝里的夜風裹著焦土味。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陸房突圍發生了。

謠言其實不只一個版本。一說陳光“瞎指揮”誤把部隊帶進火口；另一說他把指揮權扔給當時的政治部副主任黃勵，自己帶著騎兵連先沖出去。兩條說法相互打架——如果黃勵指揮得力，那就不存在“瞎指揮”；若真瞎指揮，也談不上陳光把權力拱手相讓。矛盾本身就暴露了問題。

翻看戰后軍事記錄，115師作戰序列表明：當日指揮鏈為陳光—王秉璋—各團團長。黃勵留在政工陣地負責鼓動士氣，并未握全局指揮棒。這一點，時任師偵察科長李某在八十年代寫的回憶錄里說得直白：“黃副主任做了許多政治動員，可戰術部署由師部參謀處執行。”

那句最刺耳的“陳光扔下部隊逃跑”同樣站不住腳。八路軍當時的紀律是誰都清楚：臨陣脫逃，少不了軍法。更何況陳光此后仍在山東軍政委員會露面，又在一九四四年通過中央組織部嚴格考察，被評價為“我黨有數的軍事人才之一”。若真逃跑，別說后續提拔，連立足之地都沒有。

更具體的現場細節也能印證。突圍頭一天黃昏，陳光自汶河北岸偵察歸來，對參謀處長王秉璋交代：“電話線通到686團，晚上我盯前沿。”王秉璋留守師部，臨時掌控全局火力聯絡。當電話接通，陳光已下到二線預備隊。這里并沒有突然失聯或“單獨跑路”，而是把控制樞紐交給留守指揮所——符合當時野戰司令部常規做法。

午夜后，日軍收縮整理陣形，意圖翌晨總攻。陳光抓住山谷里短暫的靜默，前出斷崖，點名先頭連攜一部騎兵搜索出口。騎兵本來就用于偵察與斷后，這不是帶著私人衛隊逃命，而是開路。檔案記載，零點二十分起步，零點五十七分先頭分隊穿出封鎖線；一點三十分，全師主力依次跟進。箭頭要有人去撞，錯到“臨陣脫逃”的邏輯里，未免牽強。

有人質疑：為何夜里不南渡汶河反而北返？原因也寫在作戰要圖上。南岸封鎖線火堆綿延，雙方距離不足四百米，且地勢平坦，光影易暴露；北側大峰山區溝壑縱橫，可依地形設阻。陳光衡量利弊，選擇北山，結果證明這一判斷至少將部隊留在了可撐一天的地形上，為夜突創造了可能。

突圍結束后，115師付出約四百余人傷亡，擊退日軍反沖十余次，拔掉十座炮樓。對照敵方戰報，“國崎支隊損失千余，未獲戰果”。論戰役目標，115師保存建制并順勢西進，目的達成。若存在“扔下部隊”的荒唐事，怎會留下如此整齊的番號和完整的干部鏈？

再說“指揮權旁落”一節。黃勵的確年輕有為，可當時師部缺少的是參謀長，真正補位的是王秉璋。王自一九三一年參軍，多年擔任作戰科長，理論與實戰兼備，卻因資歷暫時無法擔任師參謀長。所以李偵察科長后來寫道：“協助陳光當場組織突圍的是王秉璋，而不是黃勵。”

戰后總結電報，朱德與彭德懷提到三點不足：偵察不深、機動不足、分合不夠靈活。這幾條弱點恰是當時115師缺乏反合圍經驗的集中體現。可是，同一封電報同樣指出：“在夜間突圍與正面阻擊的時機把握上，尚屬得當。”功過并陳，評價并不含糊。

六十年代起，網絡尚未誕生，民間卻已出現“陳光先跑”版本。究其緣由，多與個人恩怨或口述偏差有關。口頭一傳十，十傳百，情節就容易被戲劇化。檔案、戰報、親歷者回憶三方對照后，謠言自然失去了落腳點。

歷史并不怕被質疑，怕的是斷章取義。陸房突圍究竟誰指揮、誰沖在前、誰殿后，紙面與證詞已給出清晰答案。陳光有過急躁，也難免失誤，卻從未丟下部隊獨自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