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原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向中央寫了一份檢討書，為何

那時廣東剛剛闖出一條新路：三來一補、個體攤檔、對外租賃廠房，樣樣都需要大膽試、水里趟。好處肉眼可見，弊病也像藤蔓一樣瘋長。省里連續幾次碰頭會，干部意見不一，有人嚷嚷“收口子”，有人主張“再沖一把”。任仲夷沒有立刻拍板，他決定先把情況攤開給中央，給自己也留條后路。

1982年1月11日，中央《緊急通知》電波直達廣州，措辭罕見地嚴厲：走私販私必須重拳，決不手軟。廣東像被潑了盆冰水，外界指責聲浪一時蓋過了南國暖陽。谷牧副總理專程抵粵，第一句話就問：“議論不小，你心里有數嗎？”任仲夷答得平靜：“問題有，但方向沒錯。”

二月初，他帶著省委主要成員飛北京參加“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開場氣氛壓得人喘不過氣，《舊中國租界的由來》資料赫然擺在桌上，暗示相當明顯：如果防線守不住，誰來擔責？輪到他發言，他只用了一句：“開放是中央定的，我們只是把門推得大了一點。”會后，胡耀邦讓他留下補充說明。

夜里十一點多，釣魚臺國賓館一盞孤燈亮著。胡耀邦提出：“寫份檢討，把情形說清楚。”任仲夷沒有爭辯，拿過信紙，半小時寫完。他自承三條：監管失當、基層干部教育不足、風險評估不夠。末尾卻添上一句側注：“若因此否定特區初衷，責任在我。”字跡有些抖，卻很堅決。

第二天早晨，文件遞到中南海。鄧小平閱后沒置評，只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廣東要糾偏，但不能倒車。”這句話沒寫進任何會議紀要，卻成了任仲夷心里最重要的支撐。批評如雷，他卻知道方向盤還在自己手里。

回穗后，他先把檢討全文讀給省委常委聽，態度干脆：“錯由我擔，沒人背黑鍋。”隨后三項舉措迅速落地：海關、公安、工商組成聯合緝私小組；地市一把手對賬過堂；特區政策條文再公開一次，讓群眾知道改革不是走私的擋箭牌。節奏快得讓不少干部直呼“硬氣”。

值得一提的是，他沒有因風聲緊就踩剎車。個體戶雇工“八人上限”的問題懸而未決，他反倒請了幾位搞學術的年輕人來省委座談。那天午后，會議室窗外榕樹枝影晃動，小鄭——華南師大在讀研究生——滔滔講“私營經濟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任仲夷聽完，當場拍案：“概念定了，就叫私營經濟！”一句話，給數以萬計的攤販吃了顆定心丸。

同年十月，白天鵝賓館正式開張。試營業鬧出的“牙簽風波”傳進省委大院，有人譏諷“洋場怪象”，也有人擔憂“資本回潮”。霍英東請任仲夷到賓館走一趟。臨別時，任仲夷揮筆寫下“輕舟已過萬重山”，既安商人之心，也算給觀望者一個回答——開放會碰凹凸石，但船不會調頭。

檢討事件之后，外界猜測他仕途危險。嶺南坊間一度流行一句話：“省里氣壓低，看書記臉色。”可實際上，他的節奏并未慢半分。1983年春，他主持“出口創匯突破”會議，提出三年內外貿總額翻番。文件報中央，批示中僅一句“注意風險”，并無再提責罰。

私下場合，劉田夫曾悄聲問他：“骨頭啃得太硬，怕不怕再被叫去‘喝茶’？”任仲夷笑笑：“怕？怕就別當第一書記。”短短十字，透露出那股從抗日烽火歲月帶來的倔強。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廣州逝世，享年90歲。訃告里對1982年那份檢討只字未提，但參加治喪會的老人們卻常低聲議論：如果當年那封檢討換來的是方向逆轉，珠三角還會是今天這副模樣嗎？語氣里并無溢美，只是感慨。

遺憾的是，任仲夷生前多次托人尋找那份手寫檢討，始終無果。檔案館回函，說未能查到原件。有人猜想，或許留在了中南海某個并不起眼的檔案匣；也有人說，文件早隨會務材料銷毀。真相如何已難追，但那幾頁宣紙上的態度與擔當，卻在廣東土地上留下了清晰印痕。

檢討書本身終歸是紙張，易碎。重要的是寫檢討的人面對風浪時的選擇：既認錯，也不改航向。對一位省級主官來說，這并不常見，而在改革的黎明，它恰恰提供了一個可供后來者借鑒的范本：有問題，拆招；有方向，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