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賀子珍回到闊別28年的老家，昔日父母的茶館變成豆腐房

1927年4月12日凌晨，蔣介石在上海調集反動武裝清共，消息像狂風一樣席卷江西。幾乎同一時刻，永新縣城里年僅17歲的賀子珍正守著父母那家名叫“海天春”的茶館，緊張地收拾幾本進步書刊——她隱約感覺，一場暴風雨就要落到這片寧靜的小縣城。

暴風雨沒有讓她等太久。4月下旬，國民黨右派在永新開始抓捕共產黨人。哥哥賀敏學被捕，母親杜秀抱著家譜嚎哭，街坊四鄰只能低頭嘆氣。賀子珍急匆匆趕去吉安與歐陽洛等人商量對策，也正是在那間昏暗的祠堂里，她第一次聽到“聯絡三縣農民武裝”這句話。青年人的血一下子被點燃，永新暴動的火星就此躥起。

6月，袁文才、王佐、王新亞、楊良善三支農軍合擊永新。那天夜里，賀子珍和二十幾名赤衛隊員擠在南門甕城上，三支步槍、幾桿梭鏢，外帶扛來的一堆太平缸石片。天亮前，敵人云梯探上城頭，她大喊“再等等！”直到指揮官的軍帽清晰可見，才一聲令下：梭鏢、石塊、鞭炮齊下，南門火光沖天。兩槍正中敵方頭目，她就此被傳成了“雙槍女將”。其實她后來坦言，自己的槍法實在平平，“那兩發子彈，七分靠運氣”。

從永新突圍后，她隨袁王部上井岡山，隨后與正在調研的毛澤東相識。湘贛邊界的星火鋪滿山脊，二十歲出頭的女兵在密林里翻山越嶺，也在密林里走進了一段婚姻。1929年紅四軍從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賀子珍挑著自制藥箱，陪伴隊伍跨過梅嶺、瑞金、汀州。槍林彈雨里，她負過傷，也送走了太多熟悉的面孔。

時間快進到1959年8月。廬山會議期間，賀子珍接到允許回鄉探望的通知。車廂里的座位不寬，她卻一直背挺得筆直。28年沒回過永新，她想看看老同學，還想看看“海天春”如今是什么光景。

抵達縣招待所已經傍晚，她顧不上歇腳，沿著石板小巷一路尋舊址：縣委舊址、工會舊址、婦女會舊址……門窗斑駁，卻都還在。轉過一個拐角，那個昔日三間門面寬的兩層木樓出現在眼前，只是門上搭了一把大鐵鎖，匾額早已掉漆。門楣上寫的已不是“海天春”，而是“永新豆腐房”。

“同志，這里早關門啦，您找誰？”一位下班路過的工人熱情搭話。賀子珍壓了壓帽檐：“我以前在這住過，想進去看看。”對方愣了幾秒，忙把她領去找負責人。 鏗啷一聲鎖響，塵封的木門被推開，潮氣撲面而來。寬敞的茶館變成狹長作坊，墻邊堆著豆渣，屋頂懸著銹蝕鐵鉤。她在門檻上站了半分鐘，輕輕摸了摸門柱，隨后轉身離開。

夜色沉沉，她回到招待所點上一支煙。煙霧繚繞中，往事像膠片卷軸滑過眼前：父親賀煥文因“替窮人伸冤”被革職，母親變賣家產救夫，兄妹三人挑燈苦讀，白日里又得幫著父母招呼茶客；城里地痞調戲母親時，她和妹妹揮梭鏢護門；北伐軍進入永新，她被任命為縣黨部婦女部長，成了當地第一位女部長……所有場景既清晰又遙遠。

第二天，她去縣檔案館找當年同窗的名字。工作人員翻了薄薄的花名冊，唏噓道：“這幾位犧牲在吉安戰役，那幾位轉移不及，在寧岡被捕……”剩下的若干名字后面，用鉛字寫著“失聯”“下落不明”。厚厚一摞卷宗合上，仿佛那批血氣方剛的青年只活在紙頁之間。

傍晚，她獨自走到縣城南門外。城墻早拆，只留下一段殘垣。野草搖擺，風聲里似乎還能聽見當年號角。她俯身拾起一塊碎磚，輕輕撣去泥土，隨手放進口袋。半小時后，她把磚放回原處，低聲說了句：“留給后來人吧。”隨行人員沒聽清，只見她神情平靜，沒有再掉一滴淚。

9月初，她離開永新返回北京。一路無話，但同行的列車員記得，她上車前特意買了兩塊豆腐干，說想嘗嘗家鄉的味道。桌上那張已經褪色的車票如今保存在江西省檔案館，上面留下了她曾經的親筆備注——“歸途”。

1984年4月19日，賀子珍病逝于北京醫院，終年七十五歲。官方訃告評價：“賀子珍同志是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艱苦奮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