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原偉東去世一周年，其家屬賬號被提前禁言至2026年底

文｜李宇琛

一年前的今天，2024年12月31日上午9點58分，被羈押8507天后，原偉東在河北保定第一中心醫院的重癥監護室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氣。

一場持續24年的司法纏斗，似乎終于以生物學的方式畫上了句號。

但戰爭并未因此終結，只是變換了戰場。

最新的戰報，來自數字空間。

2025年12月3日下午，李杰在雇主家。她難得休息，決定為丈夫即將到來的周年忌日，準備寫點什么。

李杰習慣性地打開了手機上那個熟悉的公眾號后臺。那是她和家人為丈夫喊冤的主要陣地，名字就叫：

原偉東案。

打開后，后臺頁面上彈出的，不是熟悉的編輯器，而是一行冰冷的、沒有任何具體解釋的通知。根據李杰后來的回憶，那段文字是：

根據互聯網用戶公眾賬號信息服務管理規定，你的賬號已被屏蔽所有功能至2026年12月5日。

李杰反復退出，重進，結果都一樣。這個公眾號近一年并沒有發布什么過激的內容，最近的一篇，還是10月份轉載的一篇文章。她心里暗暗想，這一定跟原偉東逝世一周年有關。

她做的第一件事，是發消息給原偉東的姐姐原淑娟。據原淑娟回憶，她是在12月7號中午才看到這條消息的。她的第一反應是：

氣得不得了。

原淑娟對著電話那頭說，這幫人太壞了，Gong權力要是壞，真的誰也比不過。她恨得咬牙，不知道說什么。

確認被封后，李杰立刻做出了一個決定：

搶救。

她害怕這個記錄了全家24年血淚的數字墳場會突然被永久刪除。她想起了那些報道過他們案子的記者，他們的公眾號一個接一個地消失。

她找出了另一部手機，下載了一個不需要實名認證的新公眾號，準備把原來公眾號里的297篇文章，一篇一篇地復制、轉移到新號的草稿箱里。

行動在深夜展開。

據她回憶，那兩個晚上，她都是等雇主一家睡下后：

自己躲在被窩里偷偷弄的。

房間里一片漆黑，她不敢開燈，只敢用自己從家帶來的一個30公分長的LED燈管照明。

手機屏幕的微光，照在那張疲憊的臉上。她形容自己當時手都在抖。她害怕的不是黑暗，而是后臺的那個刪除鍵，可能在下一秒就讓數年的心血灰飛煙滅。

在24年前的審訊室里，他們用電棍試圖讓她制造虛假的記憶。

24年后，他們用一紙通知，試圖讓她真實的記憶消失。

1

李杰和原淑娟的憤怒是有道理的。一個兩個月沒更新的號，在周年紀念即將到來時，被精準靜音一年，這操作就挺有意思，好比你對著一個植物人說：

我命令你，不許說話。

這種行為方式，河北方面不是第一次用了。上一次，是在原偉東的肉體上。

2024年10月16日，廊坊看守所通知家屬，說原偉東癌癥擴散，狀況很危險。

家屬們心急火燎地趕到石家莊，要求見人，要求取保。

據原淑娟回憶，主審法官李霞女士的回復，充滿了耐心：

再等等，稍微再等等，快了。

家屬們沒耐心，就在法院門口跟法官激烈爭吵。

結果是，當天晚上他們發現，石家莊所有的賓館、旅店，都不讓他們住了。

一刷身份證，前臺小姐就客氣地告訴他們：

已滿。

原淑娟后來回憶說：“我們一整天被幾輛車，多名不明身份的人一直跟蹤……如果被Gong權力壓制，你連喘氣都受限制，感覺無法呼吸。”

你看，這套管理方法論就很高明。

它不打你，不罵你，它只是讓你無處容身。它讓你自己主動離開這座城市，還省了維護秩序經費。

這叫：

社會面清零。

十幾天后，2024年11月1日，家屬們等來了李霞法官口中的“快了”。辯護律師王興接到了河北高院的電話，電話里宣布了原偉東、湯鳳武案的二審宣判結果：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第二天，也就是11月2日，幾名法官來到了原偉東的病床前。

據原偉東后來對家人回憶，他剛做完膽管手術兩天，身上還插著管子，法官們就站在床前，對著一個生命垂危的病人，宣讀了那份維持死緩的裁定書。

原偉東說，他當時：

情緒激動，把我氣死了，把法官罵跑了。

你看，人家河北高院的法官，工作多認真。為了確保法律文書能第一時間送到當事人手里，愣是把重癥監護室，變成了臨時法庭。

這叫什么？這叫：

送法上門。

兩天后，11月4日，原偉東被一輛120救護車，從醫院直接拉走，送進了保定監獄。

對于系統而言，一個中止審理的程序漏洞被補上了；一個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也終于被升級為了罪犯；一場長達24年的司法流程，在主犯的生命耗盡前，終于嚴謹、合規地打上了句號。

河北最終贏了。

這場勝利來之不易。

為了紀念這場勝利，我們有必要復盤一下，這場偉大的勝利，到底是怎么贏得的。

2

要理解這場勝利，必須回到故事的開端，認識幾位重要的相關人。

第一個人，叫趙東輝。

他的經歷不多，但至關重要。他在法律文書里的身份是：

另一個兇手。

1995年11月29日，河北廊坊勝芳鎮，裝卸工楊長林一家三口遇害。案發42天后，一個叫趙東輝的人，被警方從東北老家抓走。

警方懷疑他的唯一科學依據，來自一份血型報告。

在2024年6月原偉東案最后一次庭審期間，襲祥棟、伍雷兩位律師的一次微博直播連線中，趙東輝對此進行了詳細的回憶：

案發現場留下說是殺人兇手的血型是AB型，我恰恰也是AB型。

這就夠了。

趙東輝被帶回了霸州看守所。迎接他的，是廊坊市公安局刑警隊的工作方法。

據他口述，招待他的道具主要是：

塑料鞋底子。

趙東輝回憶說，他被里外抽：

一次就抽三百五十九個嘴巴子，總計至少一兩千個。

后果是臉部長期腫脹無法吃飯：

兩側八個牙都沒了。

除了物理層面的交流，還有精神層面的。每到晚上，他一聽到獄警開號門喊“趙東輝！”，就嚇得：

腿就呱就哆嗦了。

當然，還有那臺后來聞名全國的、由杜國利警官團隊研發的“高科技測謊儀”：

一部舊式手搖電話機。

趙東輝詳細描述了這套系統的工作流程。

兩個小手指頭纏上電話線，人坐在地下，雙手用手銬反銬在椅子背上。兩名井茶用木棍壓住他的雙腿，并踩在木棍兩頭，使其無法動彈，然后開始搖電話。

3

除了酷刑，案件還需要一個關鍵環節：

指認。

根據趙東輝在律師直播中的回憶，1996年1月18日上午9點，他和其他五名嫌疑人被從看守所提出來，站成一排。

在他們對面兩三米遠的地方，停著一輛商務車。車門拉開，里面坐著一個女人：

她臉上蒙著紗布，露著眼睛，胳膊也是用白紗布吊著。

趙東輝后來才知道，這個女人，就是1995年滅門案的唯一幸存者，張金萍。

張金萍的手指指向了排在第三位的趙東輝。辨認了三次，她都點頭確認。

接下來的流程，就極具河北地方特色了。

井茶命令其他五名嫌疑人全退后，只留下趙東輝一個人，然后再次向警車里的張金萍確認：

你確認是他嗎？

張金萍說，確認是他。

這個“他”字剛一出口，井茶就沖上來，“掐著我脖子，直接給我摁倒地下”，在水泥地面上，給他“砸上了死刑鐐子”。

你看，這套工作方法就很高明。它不是一個開放式的問答，而是一個選擇。而且，最后還把選擇，變成了一個是非判斷。

你只需要點頭或搖頭。

這叫什么？這叫：

用戶體驗優化。

可惜，辦案人員百密一疏，忘了給趙老師量腳。案發現場42碼的鞋印，愣是套不到趙老師39碼的腳上。

這叫什么？這叫：

卡bug了。

趙東輝最終被排除了嫌疑。但他也為這段經歷付出了代價。

據他口述，出獄后回到老家，鄉親們看到他都一臉震驚，說：

不，都說你死了嘛。

在鄉親們的記憶里，趙東輝早就該死在看守所里了。因為據后來出獄的獄友傳言：

說我挨那打，他們都看得見。

趙東輝幸存了下來。他的故事結束了，輪到下一個嫌疑人登場。

但在討論下一個嫌疑人之前，我們還得認識另一位重要的相關人。他在案卷里的身份是：

雇兇者。

4

在警方的第一版案情通報里，1995年的滅門案，是一起雇兇殺人案。

主犯，或者說買家，是當地人姚俊來和齊連強。

這二位也被抓了。據姚俊來的父親后來對記者回憶，他兒子在里面也遭了大罪:

雙手被電擊，渾身被打，連生殖器都被電腫了。

姚俊來回家后對他爹媽說的第一句話是：

爹、媽，俺這一輩子的罪、苦，這幾天都受完了。

但和原偉東、趙東輝這些只能硬抗的普通人不同的是，姚俊來家啟動了付費模式。

據姚俊來父親口述，家里“拖了四萬塊錢帳”，把錢交給了辦案民警杜國利，人才被放出來：

我們不愿意找事兒，俺們的人活著就得了。

你看，這位父親就很有大局觀。他知道有些事，是不能較真的。活著，就挺好。

但這個付費離場的操作，給案件留下了一個巨大的邏輯漏洞：

主犯沒了。

這不要緊，霸州公安局出具了一份《情況說明》，用精妙的語言解釋了這個漏洞。這份說明，堪稱當代中國公文寫作的典范：

姚俊來、齊連城二人拒不配合辦案人員的調查工作，故原偉東、湯鳳武其二人作案原因無法查清。

這邏輯就非常有意思了：主犯因為不配合，所以放了；從犯因為配合了（被打了），所以得關一輩子。

敢情這辦案是在搞：

末位淘汰制。

誰不聽話誰先走。

更牛的是，在2005年河北高院的一次庭審中，檢察官竟然當庭出示了姚俊來的認罪筆錄，用來證明原偉東是受雇殺人。

一個已經被釋放的、從未出庭的主犯，他的口供，成了給從犯定罪的證據。

原偉東的辯護律師呂寶祥當庭質問：

該證如屬實，姚俊來系主犯，為什么不到庭受審？是誰私放罪犯？

全庭愕然，檢察員無言以對。

5

相關人的故事講完了，現在輪到原偉東登場了。

2000年12月22日，勝芳鎮發生第二起滅門案，稅務稽查隊長劉德成一家三口遇害。住在對門開小吃店的原偉東，進入了警方的視線。

但當時他有完美的不在場證明。

據他妻子李杰回憶，案發當天：

原偉東正在千里之外的黑龍江老家交農業稅。

兩地警方協查后，確認了此事。原偉東被排除了嫌疑。

但9個多月后，事情起了變化。

2001年9月16日半夜，原偉東在東北家中被一伙自稱河北井茶的人帶走。沒有法律手續，也沒說任何原因。

據后來被無罪釋放的同案人陳瑞武回憶，他也是在那天晚上被抓的。抓他的人說：

你姐夫把你供出來了。

陳瑞武的姐夫，叫魏春江，一個有小偷小摸前科的社會閑散人員。

據陳瑞武說，正是魏春江的一份證言，說他和原偉東等人曾預謀搶劫劉德成一家，才最終點燃了這場大火。

火燒起來后，故事就開始脫離所有人的控制。

原偉東被帶回了河北勝芳分局。迎接他的，是杜國利警官和他的“高科技測謊儀”。

據原偉東后來在上訴狀中陳述，杜國利曾對他撂過一句實話：

就拿你頂了，不然局長就得下來了。

為了保住局長的位子，一個無辜的人就必須被獻祭。這個邏輯簡單、粗暴，且有效。它解釋了為何在所有證據都指向無罪的情況下，系統依然要頑固地維持一個有罪的結論。

因為一旦承認原偉東無罪，就等于承認當年的偵查、起訴和審判是錯誤的。

這就不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一個人事問題。

要確保這個頂罪的結論成立，就需要相應的工具。

在2001年的勝芳刑警隊里，杜國利和他的同事們，對原偉東和所有被抓來的人，進行了一場殘酷的：

技術測試。

據多位親歷者回憶，其工作流程大致如下：將電話機的兩極電線剝開，纏繞在嫌疑人的手指、腳趾、耳朵，甚至生殖器上。然后，搖動電話機手柄。電流通過皮膚，穿過骨頭，直抵內臟。

后來被判無罪的陳瑞武回憶，他當時被折磨得無法忍受：

咬斷了自己的舌頭。

另一名無罪釋放的女性王曉敏則記得，井茶在電她時，還在旁邊：

喊口號、數數。

原偉東是這項技術的深度體驗者。

一份2001年9月28日的廊坊市看守所《入所健康檢查筆錄》上，記錄了他當時的身體狀況。在“有何疾病或外傷”一欄，除了他本人的簽名，還有一行不同的筆跡備注：

舌頭是電傷，腿腫了，耳朵有外傷。

據后來同監室的獄友證明，原偉東入所時遍體鱗傷，手腳被電得露出骨頭，話都說不了。看守所一度拒收，是警方把他拉到診所輸了十幾天液才勉強收下。

但原偉東一直沒交代。杜國利團隊決定升級戰術。

他們把原偉東的妻子李杰抓了來。

6

李杰的遭遇，堪稱一部酷刑百科全書。

她被關在血跡斑斑的鐵籠子里，被綁在老虎凳上。杜國利問她的第一個問題是：

天上的星星有幾顆？不許說不知道。

回答不上來，迎來的就是一輪又一輪的電擊。據李杰回憶，杜國利看著她頭破血流的樣子，評價道：

你剛從戰場回來啊，烈士！

這些看得見的傷痕，以及另一名嫌疑人劉賜喆被直接電擊致死的事實，在多年后霸州公安局的一份《情況說明》里，被轉化成了這樣一句話：

全體辦案人員嚴格依法，沒有刑訊逼供。

在原偉東案中，說明是一種神奇的文體。

它是一種法律上的降維打擊，可以將一切復雜、血腥、不合規的事實，瞬間二維化，變成一張蓋著紅章的、不容置疑的平面。

除了沒有刑訊逼供說明，這套工具箱里還有證據丟失說明、卷宗丟失說明、雇主不配合調查說明。

還有一個：

記錄員筆誤說明。

卷宗顯示，2001年9月27日這一天，杜國利警官同時出現在兩個相隔千里的地方。

一份筆錄顯示，他在河北霸州審訊原偉東；另一份筆錄則顯示，他同一天正在黑龍江呼蘭縣調查另一名證人。

多年后，面對律師的質疑，霸州公安局出具了這份說明，解釋了這一時空悖論。

當說明方陣和刑訊口供組成的材料被送到法院，一場新的游戲開始了。

7

這場游戲的玩法，叫4+4模式：

廊坊市中級法院4次判處死刑，河北省高級法院3次發回重審、1次改判死緩。

廊坊中院是發球方，每次都大力扣殺判死。河北高院是接球方，三次將球輕輕擋回，理由都是：

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最后一次，高院自己也累了，選擇將球拍一扔，讓球落地：

死緩。

原偉東的人頭，就像那顆在球臺上來回彈跳的乒乓球。

2003年，廊坊中院一審判處原偉東死刑。河北高院發回重審。

2004年，廊坊中院再次判處原偉東死刑。

2006年，河北高院再次發回重審。

2008年，廊坊中院第三次判處原偉東死刑。

這一次，皮球踢到河北高院腳下后，流程發生了變化。高院沒有再發回，而是自己做出了改判。

2009年，河北高院的終審判決，以前后矛盾的邏輯，宣告了2000年劉德成滅門案的全案無罪。理由是：

殺人動機不明、缺乏客觀物證。

但在同一份判決書里，它認定了1995年楊長林滅門案。盡管這起案件同樣殺人動機不明、物證全部丟失。

李杰后來反復質問：

2000年的案子10年后全體人員都無罪了，是因為公安機關的刑訊逼供……那么95年的案子，檢察機關有什么理由不排除湯鳳武的口供呢？

在同一份判決書里，用同一套標準，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一位參與此案的律師曾評價說：

這種精神分裂式的判決，本身就說明了一切。

但最精彩的，來自河北高院內部。

一份2009年5月11日的合議庭庭前會議筆錄，不知被哪位深喉有意無意地留在了正卷里。

這份筆錄顯示，在開庭前，由劉志廷、王智廣、王惠敏、岳林杰四名法官組成的合議庭，就已經對案件的性質達成了共識：

此案屬于全案不清。

但會議的重點，并非討論如何查清事實，而是變成了穩定工作部署會。

法官們討論了：

? 被告人家屬可能會出現圍堵、沖擊等情況。 ? 需要當地法警及公安做好庭審安全穩控工作。 ? 保證法警警力的充足，當庭警力和外圍警力。

最關鍵的是，他們還為如何應對辯護律師制定了預案：

可能律師提出一些程序上的問題，我建議與檢察官溝通協調，請他們提供出庭預案。

法官與檢察官，在開庭前就已經溝通協調，準備共同對付律師。

你看，這事辦得多周到。人家開會討論的，壓根就不是這案子怎么辦，而是：

辦這案子的人，我們該怎么辦。

最終，明知“全案事實不清”的河北高院，沒有選擇宣告無罪，而是做出了一個留有余地的判決：

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這個判決，巧妙地規避了當時的死刑復核程序，將案件的最終解釋權，留在了河北省內。

游戲得以繼續。

8

2013年，最高法罕見地踩下剎車，以“事實不清，證據不充分”為由，指令河北高院再審。這本是終結這場游戲的最好機會。

然而，河北高院接到指令后，并沒有自己審，而是把皮球又踢回了廊坊中院。

廊坊中院接到這個燙手的山芋后，展現了驚人的耐心。

從2014年開庭，到2020年宣判，案子被足足雪藏了六年。

這六年里，法院向最高法申請了34次延期審理。

在家屬和律師看來，這就是一種公然的拖延。

2020年7月8日，廊坊中院終于作出了第四次一審判決。在已經依法排除了原偉東所有刑訊逼供口供，證據更加不足的情況下，判決結果依然是：

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一位旁觀此案的律師曾評論說：“廊坊中院用六年的時間，完成了一次對最高法指令的公然對抗。”

原偉東再次上訴。案件又回到了河北高院。

這一次，高院沒有再發回重審。他們也選擇了等待。

又一個三年過去了。直到2023年5月，一個消息從廊坊看守所傳出：

原偉東得了胃癌，晚期。

癌癥成了壓垮天平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成了撬動這起沉寂案件的唯一杠桿。

在家屬和律師的奔走下，河北高院終于同意在2023年6月3日再次開庭。

開庭當天，法院卻通知律師，原偉東只能在醫院通過視頻參與。理由是：

他的身體狀況。

原偉東拒絕了。隨后，法庭作出了一個令所有人錯愕的決定：

對原偉東中止審理。

他們甚至懶得走完這最后的程序。一個將死之人，被他們以中止審理的方式，永遠地掛在了法律的待辦事項里。

庭審在同案被告湯鳳武的抗議中繼續。

據辯護律師趙軍記述，湯鳳武被六七個法警從候審室強行拖進法庭，摁在拘束椅上。

當辯護律師要求播放那份公安局自己說明存在的辨認錄像時，法庭再次拒絕。

湯鳳武在絕望中當庭解除了律師的委托。庭審，再次中斷。

那一天，原偉東的姐姐原淑娟在法院門口拉起了一條橫幅，上面寫著“原偉東病危，請當庭宣判”：

她很快被幾名法警像殺豬一樣地抬走了。

這套程序，在原偉東的生命即將終結時，依然堅固、封閉，且不允許任何外部邏輯介入。

9

時間來到2024年6月，在原偉東的生命又耗去了近一年后，河北高院終于決定重啟那場被中止的庭審。

這場庭審，堪稱辯護方在程序和事實上的一次總攻。他們打出了兩張王牌。

第一張王牌，就是趙東輝。

在2024年6月的最后一次庭審上，一個叫趙東輝的男人走上了證人席。他不是井茶，不是專家，也不是案發時的目擊者。他的身份很特殊：

張金萍口中的“前一個兇手”。

據趙東輝當庭作證，1996年，正是他，曾被唯一的幸存者指著鼻子，確認為殺人犯。

二十多年后，他坐在這里，用自己的存在，無聲地訴說著一件事：

她的指認，是會出錯的。

辯方的第二張王牌，是對程序正義的終極叩問。

律師們當庭指出，本案所有客觀物證滅失，殺人動機不明，買兇者早已釋放。

而用以定罪的唯一核心證據，就是幸存者張金萍前后矛盾的證言，以及同案被告湯鳳武在刑訊逼供下做出的口供。

在辯護律師的強力要求和大量證據面前，合議庭最終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據洗冤網ACTION在2024年11月1日發布的報道，合議庭當庭決定：

排除湯鳳武在偵查機關的全部供述。

至此，原偉東和湯鳳武在偵查階段的所有有罪供述，全部被法院以非法證據的名義排除。控方手中最后一張像樣的牌，也沒了。

庭審結束后，家人與律師一度充滿希望。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一個結論：

無罪。

他們等待著終場哨響。

直到2024年11月1日，一通電話打給了律師。電話里，河北高院宣布：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在法庭上，辯方用程序正義和事實證據，完成了兩次漂亮的將軍。但棋盤外的那只手，輕輕一揮，將整個棋盤都掀翻了。

這讓人想起卡夫卡的小說《審判》的結尾，K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的罪名。

而在這里，他們知道了自己的罪名，卻至死都無法理解，為何在所有證據都指向無罪時，依然會被判處有罪。

10

判決書下來了，但戰爭沒有結束，只是從法庭和反映情況的地方，轉移到了出租屋、廚房和每一個需要謹言慎行的瞬間。

李杰的生活，成了一座隱形監獄。

為了保住這份來之不易的保姆工作，她主動關閉了朋友圈，不再轉發任何與案件相關的內容。

當新雇主問起丈夫時，她只敢平靜地說，他患病去年元旦前離世了。

她形容這種狀態是：

活得挺壓抑，跟做了錯事的孩子似的，怕人知道。

但麻煩還是會主動找上門。

有一次，她在干活時聽刑事案件的音頻，被雇主的兒子聽到。

對方隨口問了一句，家里是否有攤上官司的人？

李杰后來回憶，當他問出這句話時，她正在客廳打掃。她立刻回答“哪有”來掩飾過去。在那一瞬間，她的心跳漏了一拍。

從那以后，只要雇主兒子過來，她都會把手機關掉。這是一種被長期恐懼訓練出來的、條件反射式的自我保護。

原淑娟的生活同樣如此。

她在蘇州做保姆，也時刻活在一種雙面人生的撕裂感中。

她屏蔽了所有新同事的朋友圈，閉口不談家里的事。因為她知道，普通人無法理解這種痛苦。她說：

人家不會感同身受的。

但系統總有辦法提醒她，她是誰。

據原淑娟回憶，2024年9月，她買好了去北京的票，準備去反應情況的地方遞交材料。

人已經在火車站，卻接到了雇主女兒的電話。

電話里，雇主女兒的語氣焦急，轉述了剛剛發生的一幕：

阿姨啊，那個家里面來井茶了，說你最好不要去北京了。

據雇主女兒后來的詳細描述，當天來了兩名蘇州當地派出所的井茶，穿著制服。他們不僅核對了原淑娟的身份信息，還直接對雇主女兒提出了一個建議：

你家不能換個阿姨嗎？非用這個阿姨嗎？他很麻煩。

原淑娟掛了電話，在火車站呆站了很久，最終決定退票回家。

你看，這套管理方法論就很高明。

它不直接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它只是切斷你的社會關系，讓你自愿放棄行程。這叫：

精準勸返。

這種跨省協同的效率極高。當原淑娟質問蘇州井茶是如何知道她的情況時，對方的回答標準而統一：

上邊通知的。

至于是哪個上邊，對方表示“那就不跟你說了”。

原淑娟說，她感覺無論走到哪里，都活在河北的延長線上。這讓人想起加繆的《西西弗神話》：

推石上山，是諸神對凡人最嚴酷的懲罰。

對這個家庭來說，懲罰不是推石頭，而是日復一日地，活下去。

11

除了這種跨省的業務指導，更常規的是來自屬地的人情化管理。

據原淑娟回憶，她還接到過戶籍地鎮江警方的電話。對方的開場白非常客氣，說自己是來抓逃犯：

順便想來看看你。

寒暄過后，對方很快切入正題，撂下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大家都是成年人，不要給當地惹麻煩。

你看，這套話術的核心，是將一個公民的合法申訴權利，巧妙地轉化為對地方穩定大局的一種破壞。面對這種邏輯，你無法反駁。

李杰在天津，也享受著同等待遇。

據她口述，除了轄區井茶的電話和上門，社區服務人員、戶籍地派出所的所長和教導員，都會在Min感時期以關懷的名義進行接觸。

這些看得見或看不見的手，從四面八方伸來，試圖掐滅這個家庭最后的呼吸。

最直接的一次問候，發生在2023年10月6日的深夜。

那天半夜11點，李杰在雇主家休息時，手機突然響起。

電話那頭是一個陌生的男人聲音。

來電顯示的號碼來自遼寧，李杰后來回撥過去，已經是一個空號。男人的話很簡單：

要把你像原偉東一樣關進去，或關精神病院去永遠也出不來。

李杰只是平靜地掛斷了電話。

12

對原偉東的弟弟們來說，活下去的方式則更為原始和殘酷。

據原淑娟講述，三弟原偉明多年來過著一種流浪的生活。

租房子，這兒搬那兒的，那兒的搬那兒的。

她說，只要當地派出所通知房東，房東就會想盡辦法讓他走，哪怕少要點錢。多年折騰下來，他的全部家當只剩下：

一點衣服。

原偉東去世后，兄弟二人的生活并未得到改善。

原淑娟最近提到，偉剛和偉明依然棲息在勝芳鎮的出租屋中艱難度日。偉明掙點錢，供兩個人勉強糊口：

只能說是沒餓死。

他們的抗爭，是這個家族中最慘烈、也最直接的。

二弟原偉剛，是這個家庭中性格最剛烈的一個。

為了給哥哥喊冤，引起更高層級的關注，他選擇了一種最慘烈的方式。

據家人回憶，在北京最高法反映情況的大廳，他拿出刀片：

割腕自殺。

被救下后，他沒有放棄。

后來，他又攜帶自制的爆炸物，打算再次前往北京自焚。

這次，他被判刑兩年。

三弟原偉明，則成了系統最熟悉的老朋友。

據原淑娟回憶，因為反映情況中的過激行為，他曾因襲警被判入獄八個月。

因為哥哥的案子，以及自己為此付出的代價，兄弟二人至今未婚。

13

這起案件，不僅耗盡了原偉東的生命，也像一臺巨大的絞肉機，碾碎了他的整個家族。

第一個倒下的，是他的母親金亞芹。

2003年8月31日，在原偉東被第一次判處死刑后不久，金亞芹和家人再次來到石家莊的河北省高級法院門口喊冤。

據原淑娟回憶，那天，母親想沖進法院大門，被法警攔住。情急之下，這位東北農村婦女用最原始、最卑微的方式表達著自己的絕望：

她跪在了法院門口，磕頭。

磕著磕著，她突然倒地不起：

當場腦出血去世。

據原淑娟轉述其他家屬的回憶，當時有人向法院里大喊救命，一個法官模樣的領導說：

領導說不管。

金亞芹沒能等到兒子走出看守所的那一天。她的死，成了原家為這起冤案付出的第一條人命。

她的遺愿，也成了壓在這個家庭所有幸存者心頭的一塊巨石。李杰后來反復提及，繼續申訴，就是為了給九泉之下的母親有個交代。

第二個倒下的，是父親原振福。

為了給兒子尋找不在場證明，這位老實巴交的農民曾回到東北老家，試圖找到當年繳納農業稅的票據存根。為此，他被當地井茶以妨害作證為由，關押在霸州看守所一個半月。

兒子被抓后，他常年奔波于北京、石家莊和廊坊之間。據原淑娟回憶，父親從外面回來時，“腳腫得鞋都脫不下去”。

長期的勞累、壓抑和絕望，最終壓垮了他的身體。

2018年，在無盡的等待中，原振福因癌癥去世。臨終前，他也沒能見上兒子最后一面。

這一家人，愣是把一部刑事案件，活成了一部戰爭史詩。

你當然可以說他們偏執，說他們不懂事。

但他們只是在用最笨、最原始、甚至最錯誤的方式，追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憑什么？

2025年，在原偉東死后申訴被駁回之際，李杰曾與河北高院的王大勇法官有過一次對話。

據李杰回憶，她當時提出了一個假設：

誰家兒女無爹娘？原偉東兄弟三個，只有我兒子一根獨苗。我敢發誓，如果原偉東殺人了，我們家會斷子絕孫，你敢發誓嗎？

王法官沉默。

然后，李杰問了另一個問題。

她說，原偉東的兒子原帥，30多歲了還沒成家，沒有家的概念。她問法官，這是不是因為他親眼看到父親的家、自己的家是如何被輕易摧毀的，所以他害怕建立自己的家庭，害怕成為下一個被要挾的軟肋？

王法官依然沉默。

沉默，是河北司法系統在這起案件中最常用的武器。

在2025年10月那份最終的《駁回申訴通知書》里，這種沉默被轉化成了一種更高級的形態：

選擇性陳述。

我們來看看這份集河北法學智慧于大成的文書，是如何用嚴謹的語言，完成對荒誕事實的最終加冕的。

關于原淑娟、李杰申訴提出湯鳳武在檢察機關的供述系刑訊逼供后作出的，應予排除的理由。

經查，湯鳳武在審查起訴階段的兩次有罪供述，供述自然流暢……

通知書的第一個論斷，精準地指向了控方僅存的言詞證據——湯鳳武在檢察院的兩份口供。河北高院的結論是：

供述自然流暢。

至于湯鳳武當庭翻供，哭訴被酷刑折磨；至于多名同案幸存者證明了當年刑訊手段的普遍性；至于為何他的偵查階段口供已因刑訊逼供被排除，而內容高度一致的檢察院口供卻能保留……

這些，都不在自然流暢的討論范圍內。

關于原淑娟、李杰申訴提出原偉東、湯鳳武沒有作案時間的理由。

經查，相關證人證言關于二人去外地探望親戚及返回的具體時間、同行人員等細節的辯解前后不一，且無客證實據印證……

通知書的第二個論斷，指向了被告人的不在場證明。結論是：前后不一，無客證實據。

至于為何在二十多年前，警方沒有第一時間去核實這些不在場證明；至于為何辯護律師多年后找到的證人，對二十多年前某一天具體日期的記憶會出現模糊……

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你無法完美地證明你不在場。

關于原淑娟、李杰申訴提出被害人張金萍的陳述及辨認不真實的理由。

經查……張金萍在案發后即向公安人員描述了犯罪嫌疑人的體貌特征，公安人員根據其描述制作了湯鳳武的模擬畫像……辨認湯鳳武、原偉東的程序合法。

通知書的第三個論斷，指向了全案最核心的證據——幸存者張金萍的證言。結論是：程序合法。

至于張金萍為何在案發時說自己“被打暈”，六年后又說“裝死目睹”；至于她為何曾在案發后不久就錯指趙東輝為兇手；至于辨認原偉東時為何只有他一人戴著鐐銬；至于為何那份可以證明“程序合法”的辨認錄像，法院卻不敢當庭播放……

這些，通知書認為，都不足以動搖辨認的準確性和真實性。

你看，這份文件寫得多好。

它滴水不漏，邏輯自洽。

它用最規范的法律語言，將所有尖銳的質疑、血腥的細節、常識的矛盾，全部過濾、提純，最終升華為一個簡單而純粹的結論。

這份通知書，是這部程序的最后一塊、也是最完美的一塊拼圖。

它不是在認定事實，而是在進行一次歷史清理。它用最合法的語言，完成了對所有不合法事實的最終掩蓋。

李杰讀完了這份通知書。

24年的奔走，無數次的希望與絕望，最終匯聚在這幾頁紙上。

她想起24年前，杜國利曾對她說：

我剛嫖完小姐回來，今天我就收拾你。

她想起丈夫原偉東最后的遺言：我不活了，別再折磨我了。

她想起去年開庭，姐姐原淑娟被法警像抬豬一樣抬出法院。

她想起自己工作了18年的老板，用生意不好的借口辭退她時，那躲閃的眼神。

一切都結束了。

或者說，一切都以它命中注定的方式結束了。

李杰決定繼續去北京。

她對兒子說，你好好工作，你爸的事情不用你管。兒子想跟她一起去，她沒讓。她后來對朋友說：

我們全家的前半生都過得很不好，我希望兒子以后不要摻和進去，早日成家，去過平靜的日子。

但她和原淑娟，還有原偉東的兩個弟弟，會繼續走下去。

原淑娟說，雖然對司法很絕望，但：

不管怎么著都要往下走，走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吧。

李杰要去北京找律師，去最高院繼續申訴，一步一步走下去。

她說，第一次申訴到最高法，只用了一年多就成功了，她期待這一次也能成功。

15

原偉東的肉體最終獲得了自由。

2024年12月31日上午9點58分，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第8507天，原偉東在河北保定第一中心醫院的重癥監護室里，走完了他55年的人生。

他的死亡證明，成了河北司法系統為這起案件出具的最后一份《情況說明》。

據原淑娟回憶，原偉東去世后，家人做出了一個他們后來認為最錯誤的決定：

把偉東給火化了。

她沒有詳細解釋為何會如此定義這個讓逝者入土為安的決定。但答案，或許也藏在李杰的記憶里。

就在原偉東去世前一年，李杰曾在醫院里，掀開過丈夫的病號服。

那是她22年來第一次看到丈夫的身體。據她后來的描述，那具身體上布滿了：

像魚吐出的泡泡一圈圈的黑色的疤痕。

那些是24年前，杜國利警官和他的“高科技測謊儀”留下的永久印記。

火化爐的烈焰，最終將這具承載了全部罪證的軀體，連同那些無法愈合的傷疤，一同化為了灰燼。

對于一個已經失去了所有物證和卷宗的家庭來說，這或許才是最徹底的、無法挽回的：

證據丟失。

做出火化決定后，他們將三位親人的骨灰一起帶回了東北老家安葬。

原淑娟描述了這個過程：弟弟偉明開著車，與偉剛、李杰等人一起，護送著三個骨灰盒，回到了那個他們早已離開的故鄉。

父母合葬在一起，偉東在他們的旁邊。

這個家庭以一種極其傳統的方式，試圖為這場長達24年的悲劇畫上一個句號。但原淑娟很快就意識到，這種終結只是一種幻覺。

她提出了一個極具悲愴意味的悖論。她說：

都說入土為安。是入土了，三個命，三條人命，都入土了。但是能安嗎？死的沒安，活著的也不安。不拿到那個無罪的判決書，永遠都安不了。

肉體的安寧，無法換來精神的安寧。

原偉東死后申訴被駁回，意味著那份無罪判決書，他們可能永遠也拿不到了。

16

原偉東生命最后的十天，是在保定第一中心醫院的重癥監護室里度過的。

據家屬回憶，2024年12月21日，原偉東被從保定監獄緊急送入ICU。病歷顯示，他入院時已是彌留之際，多器官衰竭，肺部嚴重感染。

幾天后的圣誕節，他卻奇跡般地清醒了。李杰和兒子原帥獲準進入探視。

隔著厚厚的玻璃墻，李杰幾乎沒能認出自己的丈夫。

病床上的那個男人完全脫了相，曾經一百六七十斤的壯實體格萎縮成一副瘦骨嶙峋的架子，圓臉瘦削下去，顴骨高聳，皮膚蠟黃。

原淑娟后來也見到了弟弟。

她掀開被子，看到弟弟全身皮膚都是黃色的，兩條腿腫得厲害，“用手一按就會出水一樣”。

他的手腕和腳踝上，依然戴著沉重的鐐銬。

手銬連接著病床護圍。

拿起對講電話，聽筒里傳來原偉東有氣無力的聲音。他還看著已經比自己高出一頭的兒子，嘴唇翕動了很久，最終只發出了幾個含混不清的音節。

李杰后來告訴朋友，她猜，他想說的是一句道歉。

他還囑咐兒子，別讓你媽來，她身體不好。

原淑娟回憶，弟弟見到她時，嘴里甚至說著胡話：

我都死了一回了，我去報到，他們說你冤案沒平反呢，不收你，我又回來了。

清醒的時候，他反復向家人提及那次殺人式的宣判。他說：

我在廊坊醫院剛做手術兩天，插管兒了，11月2號河北高院的法官在我病床前給我宣讀判決書，我當時情緒激動，把我氣死了，把法官罵跑了，所以我沒恢復好，現在病嚴重了。

兩天后，家屬再次探視時，他已被大劑量的鎮靜劑強行拉入昏睡。醫生解釋，他情緒激動，拒絕治療，自己拔管子。

原偉東反復對家人說的最后一句話是：

我不活了，別再折磨我了，我受的罪太多了，求求你們讓我死吧。

他再也沒能醒來。

2024年12月31日上午9點58分，心電圖成了一條直線。

河北贏了。

17

河北的這場勝利來之不易。

24年來，他們使用了電棍、謊言、漫長的程序、跨省的井茶和匿名的電話。

他們戰勝了事實，戰勝了邏輯，戰勝了最高法的指令，甚至戰勝了一個垂死之人的最后一點尊嚴。

這是一場當之無愧的偉大勝利。

只是，這場勝利的代價有點高。

原偉東的母親死了，父親死了，他自己也死了。剩下的家人，有的進了監獄，有的失去了工作，有的至今未婚。

為了慶祝這場來之不易的勝利，他們甚至提前一個月，就把家屬用來悼念的公眾號給封了。

可能是怕他們放鞭炮，太大聲。

一年過去了，我們在此紀念河北贏得原偉東案勝利一周年。

這場勝利，完美地閉合了24年前，杜國利警官在審訊室里寫下的劇本。

據原偉東在上訴狀中陳述，杜國利曾對他說：

就拿你頂了，不然局長就得下來了。

現在，局長保住了，案子也結了。

據李杰回憶，杜國利還曾對她說過另一句話：

我要是哪天給你電死，你沒病你也是心臟病死的。

原偉東最終死于癌癥。你看，人家杜警官說話，還是留有余地的。

18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點。

22年后，原偉東的遺孀李杰，依然在深夜接聽著來自陌生男人的恐嚇電話，內容和22年前杜國利在審訊室里的威脅如出一轍。

原偉東的姐姐原淑娟，依然在為了一個說法，奔波于河北與北京之間，就像2003年她的母親金亞芹一樣。

那份承認“全案事實不清”的2009年合議庭筆錄，最終被一份宣稱“原裁判并無不當”的2025年《駁回申訴通知書》所覆蓋。

那臺在審訊室里呼嘯作響的手搖電話機，最終變成了一個在周年忌日前夕，精準將公眾號靜音的后臺按鍵。

唯一真正改變的，只有人。

趙東輝的八顆牙齒沒有再長出來，陳瑞武咬斷的舌頭說話依然含混不清，原偉東則直接從這場游戲中消失了。

原偉東死了。殺死他的是癌癥。

這是一個在法律上無比干凈的結局。

它避免了一切關于死刑的倫理爭議，也讓所有關于刑訊逼供的追責，都因核心當事人的離去而變得更加困難。一切都處理得很好，很得體。

在這場長達24年的司法程序里，似乎沒有人是錯的。

辦案的井官，是為了命案必破的榮譽；拖延的法官，是為了程序的審慎；維持秩序的人員，是為了地方的安定。

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恪盡職守，共同構建起了一部程序嚴謹、邏輯自洽的巨大機器。

現在，機器終于可以停下來了。它成功地將一個吵鬧的問題，處理成了一件沉默的遺物。

只是，那個躺在病床上的人曾經問過：

即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冤枉的，又能怎么樣呢？

李宇琛的文立于塵

寫于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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