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當衣衫襤褸、疲憊不堪的中央紅軍穿越六盤山,第一次看見陜北的黃土高原時,很多人可能還沒有完全意識到,這片看似貧瘠的土地將成為他們絕處逢生的關鍵因素。
其實長征的終點并不是輕易作出的選擇,而是通過深思熟慮后必然結果。因為在這片溝壑縱橫的黃土地上,紅軍不僅找到了喘息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重建了力量!
陜北這種黃土高原的神奇地形,可以說可以讓一支現代化軍隊噩夢般的存在。
因為這里沒有江南水鄉那樣的縱橫河道,也沒有華北平原的一馬平川,取而代之的是無數深達數10米甚至上百米的溝壑、陡峭的黃土崖和連綿起伏的地形。
這種特殊地貌對當時的國民黨軍隊構成了3重無法逾越的障礙:首先就是重型裝備將無法運輸,然后就會導致機械化部隊的優勢難以展開,最后是他們的補給線非常容易被切斷。
當時國民黨軍追擊紅軍至陜北時,常常出現汽車陷于溝壑、大炮無法安置在穩定陣地的情況。騎兵部隊也不得不在許多地段下馬步行,完全喪失了機動的絕對優勢。
相反紅軍卻將這種地形轉化為自己的優勢。戰士們熟悉如何在溝壑間快速穿行,如何在黃土崖上挖掘掩體,如何在看似無法通行的地段開辟小路。
一位參加過陜北戰役的老紅軍回憶說道:“我們就像是地鼠,敵人來了我們就鉆洞,敵人走了我們就出來。他們的大炮飛機,在這黃土溝里使不上勁。”
還有劉志丹、謝子長等人早年在陜北創建根據地時,已經摸索出一套完整的黃土高原游擊戰術。等紅軍的到來后,將這套戰術與南方山區游擊戰的經驗相結合,形成了更加靈活多變的作戰方式。
例如在直羅鎮戰役中,紅軍正是利用復雜地形設伏,殲滅了國民黨軍一個師,徹底粉碎了敵人對陜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
很多人誤以為紅軍是“空降”到陜北的,其實不然,實際上這片土地的革命火種在很早以前就有了。
1931年劉志丹、謝子長等人就在陜甘邊地區建立了革命武裝和根據地。等到1935年中央紅軍到達時,陜北已經形成了以安定、延川為中心的較為穩固的蘇區。
這片根據地有著非常堅實的群眾基礎。由于當地的貧苦農民長期受地主剝削和軍閥壓迫,生活困苦。
所以劉志丹等人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真真切切改善了農民生活,贏得了廣泛支持。
一位陜北老人曾回憶:“紅軍沒來前,我們一家7口人只有兩條破被子,紅軍來了,分了地主的田地和糧食,我們第一次吃飽了飯。”
這種深厚的群眾基礎為紅軍提供了多重的保障:情報來源非常廣泛,只要敵軍一有動向,往往第一時間就被群眾傳遞給紅軍。
還有糧食補給相對容易籌集,盡管陜北貧瘠,但群眾寧愿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支持紅軍,兵源補充穩定,許多陜北青年自愿加入紅軍,形成了著名的“陜北紅軍”骨干。
1935年9月,紅二十五軍率先到達陜北,與當地紅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組建了紅十五軍團。
當中央紅軍2個月后抵達時,迎接他們的是已經整合完畢的部隊和相對穩固的根據地,這與長征途中許多地區群眾不了解、害怕紅軍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西北地區,并不是像鐵板一塊的國民黨統治區,而是非常多的勢力交織的復雜政治版圖。
比如陜北周邊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閻錫山的晉軍、馬家軍等,他們多股勢力各自為政,早就矛盾重重。
這種分裂狀態為紅軍提供了生存空間。各派系之間互相猜忌,不愿為“剿共”消耗自身實力,常常出現互相推諉、見死不救的情況。
1935年至1936年間,東北軍在與紅軍的交戰中屢遭重創,但其他軍閥部隊往往坐視不理,甚至暗中慶幸競爭對手被削弱。
更重要的是這些地方軍閥與蔣介石中央軍之間存在深刻矛盾。
蔣介石的“剿共”策略中隱含著“一石二鳥”的意圖:既想要消滅紅軍,又想削弱地方軍閥力量。其實地方軍閥都心知肚明,因此在與紅軍作戰時往往保留實力,不愿全力出擊。
張學良的東北軍尤為典型。這支軍隊家鄉淪陷,內心更渴望抗日而非打內戰。紅軍敏銳地抓住這一點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
被俘的東北軍官兵受到優待,被允許返回原部隊,他們成為紅軍的“宣傳員”,在東北軍中傳播“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槍口對外一致抗日”的思想。
這種政治分化最終促成了1936年西安事變的發生,而陜北根據地正是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地理支點。
紅軍到達陜北的時候,正是中國民族矛盾急劇上升之時。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華步伐,先后制造“華北事變”,企圖將華北五省從中國分裂出去。民族危亡的陰影籠罩全國,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的呼聲。
在這一背景下,為紅軍在陜北站穩腳跟提供了關鍵條件。一方面全國人民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使得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日益不得人心。
另一方面國民黨內部也出現分化,一部分愛國將領和人士開始質疑繼續內戰的合理性。
紅軍敏銳把握了這一歷史轉折,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此后紅軍東征山西,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這些行動既擴大了政治影響,又彰顯了抗日決心。
在陜北,紅軍積極開展抗日宣傳,組織抗日救亡團體,吸引了大批愛國青年和知識分子。
著名的“抗日軍政大學”在陜北成立,成為培養抗日骨干的搖籃。許多國統區的青年冒著生命危險,穿越封鎖線來到陜北,加入抗日救國的行列。
當全面抗戰爆發后,陜北根據地自然成為敵后抗戰的指揮中樞。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從陜北出發,開赴華北抗日前線。
而延安這座陜北小城,則成為全國抗戰的政治象征和無數愛國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陜北這片被無數溝壑切割的黃土高原,看似貧瘠荒涼,卻以其獨特的方式庇護了中國革命最艱難時期的火種。
它的溝壑阻擋了敵人的機械化部隊,卻為紅軍游擊戰提供了天然舞臺,它的土地雖然產出有限,卻養育了衷心擁護革命的百姓,它的偏遠位置看似不利,卻恰好處于多方政治勢力的縫隙之間。
紅軍在陜北的安全,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地理環境、群眾基礎、政治格局和歷史進程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這片土地上,紅軍完成了從戰略轉移到重建力量的轉變,從求生存到謀發展的轉折。
1947年,當國民黨軍隊占領延安時,毛澤東曾說:“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真正的安全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人民心中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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