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出任弼時的雙面特工，51年被捕，宣判時高呼：和陳賡關系不一般

1951年11月的一個清晨，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外人頭攢動。走進法庭的楊登瀛精神略顯憔悴，卻不慌亂。宣判前，他突然揚聲：“我和陳賡關系不一般！”這句話，讓旁聽席瞬間嘩然，也把時間拉回到二十多年前的上海。

1926年初夏，楊登瀛剛從早稻田學成歸國，憑著流利日語和廣闊人脈，很快活躍在上海灘的上流圈。一次宴會上，他結識了正在尋找掩護的共產黨員陳養山。兩人因語言交流而接近，又因彼此信任而結下友誼。短短幾個月，楊登瀛已經習慣把行蹤告訴陳養山，這在當時并不尋常。

1928年春節前夕，陳養山因浙江農運受挫逃到上海，無處可去。楊登瀛二話不說，把朋友請進自家位于北四川路的洋房：“早點安頓，年夜飯可少不了你。”一句看似隨意的招呼，埋下了他后來進入隱蔽戰線的伏筆。

同年春，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準備在上海成立調查科。楊劍虹代表上級多次游說楊登瀛，希望他出任要職。對方握有實權，拒絕風險極大；答應，又意味著要與多位共產黨朋友分道揚鑣。楊登瀛躊躇再三，決定把情況如實告訴陳養山，請共產黨員給個“準話”。

陳養山立即上報。情報送到上海秘密電臺，經由交通員一路轉遞，最終擺在周恩來面前。周恩來考慮再三，同意見楊登瀛，但出于安全，只授權陳賡單線接觸。那時陳賡32歲，正負責上海地區特情與交通體系建設，行事膽大心細。

1928年5月，黃浦江畔風平浪靜。陳賡坐在涼亭里，遠遠看到楊登瀛快步走來。兩人上艇后，楊登瀛開門見山：“我被推到調查科的位置，騎虎難下。”陳賡拍拍他肩：“與其被動，不如主動，把敵情一股腦捧來。”一句話說中了楊登瀛的痛點，也為他指明方向。

有意思的是，陳賡不僅給了方向，還給了裝備——一輛二手雪佛蘭轎車，以及一名貼身“司機”連德生。連德生身材魁梧、眼觀六路，表面只是司機，實則保護兼聯絡員。就這樣，楊登瀛以“忠實國黨干才”身份堂而皇之進入上海市黨部偵緝系統，暗中卻把情報源源不斷輸送給共產黨。

1930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在公共租界被捕。租界巡捕房對待共產黨向來心狠手辣，不惜使用電刑。得知消息后，陳賡火速聯絡楊登瀛。此前楊已與英籍警務督察蘭普遜混得很熟，喝酒打牌無所不用其極。關鍵時刻，這條“友情鏈”派上大用場。

“蘭普遜，我手下一個伙計被誤抓，得勞你出面。”面對楊的請求，蘭普遜半信半疑，卻念及多年交情仍愿使力。他與巡捕房高層打了幾個電話，加上必要潤筆，任弼時被迅速轉至安全地點，成功脫離虎口。自此，楊登瀛在我黨檔案里多了一筆：營救任弼時有功。

救人之外，楊登瀛還替關向應保住過絕密文件。1931年春，關向應在租界短暫被捕，文件落入巡捕手中。蘭普遜讓楊登瀛找“懂中文的朋友”翻譯，楊便帶去我黨交通員劉鼎。劉鼎淡定閱讀后告訴蘭普遜：“只是學術手稿。”文件完好無損回到組織，危險再度化解。

然而風浪從未真正平息。1931年4月，顧順章在武漢叛變，向特務機關供出大量地下組織名單，其中就包括“楊登瀛有異”。陳賡得知后，連夜去找楊：“局勢變了，立即隱蔽。”那夜，楊登瀛只帶一本英漢辭典和少量現金離開上海。可惜還是晚了一步，南京行轅偵緝人員終將他捕獲。

面對嚴刑，楊登瀛咬緊牙關，堅持自己是“效忠政府”的調查員。因無實證，國民黨最終將他釋放，但從此撤銷要職。出獄后，他靠擺地攤糊口，生活跌到谷底。有人勸他另謀高就，他自嘲：“能活就好。”隱蔽戰線最怕的不是貧窮，而是身份暴露，這點他心知肚明。

抗戰全面爆發后，上海、南京易手頻繁，楊登瀛索性躲入鄉間。直到1949年解放軍橫渡長江，他才回到南京，卻沒料到新身份無法自證。1951年鎮反運動開展，他的舊履歷迅速被翻出，街坊議論紛紛：“昔日特務，能說清嗎？”

審訊期間，楊登瀛如實供述與共產黨的長期聯系，但沒有確鑿外部證據，案情僵持。法官雖年輕，卻謹慎，決定寫信給時任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副參謀長陳賡求證。第一封公函寄往北京，十日無回；第二封寄往西南某野戰部隊駐地，兩周后才收到簡短復電：可保，身份確鑿。

幾天后，陳賡親筆補充材料，詳細列出1928年至1935年間楊登瀛所遞交的情報及所立功績，時間、地點、受交接人姓名一一對應。此時，法官才意識到，在那張身份錯綜復雜的網中，這位看似平凡的中年人曾扮演重要節點。

宣判現場，楊登瀛聽完無罪決定，長舒一口氣。陽光透過窗欞灑在他臉上，旁聽席有人議論：“這人到底圖什么？”也有人低聲回答：“或許只圖一句交情。”說完，兩人都沉默了。93歲的任弼時早在1950年病逝，關向應、劉鼎亦已各赴崗位，唯獨陳賡的字跡仍然清晰地寫在檔案扉頁——“此人可托以生死”。

楊登瀛收拾好卷宗，走出法庭。狹窄街口，他抬頭望了望澄澈天空，并未停留太久。畢竟，隱蔽戰線的人向來如此：完成使命，悄然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