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緯國晚年期盼大陸心切，迫不及待寫信給表妹：我想大陸都想瘋了

1989年4月的一個雨夜，臺北松山機場的候機樓里聚著幾個黃埔老同學，他們談起蘇州的碧波拂柳，談起溪口的溪聲潺潺。蔣緯國坐在角落，靜靜地聽著。有人提到“回去看看吧”，他忽地抬頭，只說了一句：“早想回去了。”聲音低，卻透著一種難以遏制的渴望。

外界總以為蔣介石父子對兩岸問題態度一致，其實不然。蔣介石對“反攻”高調卻對真正坐下來談統一始終排斥；蔣經國表面謹慎，對大陸的改革也不完全拒斥；而蔣緯國則干脆，在公開場合直接喊出“中國只有一個”。這種鮮明立場，讓他在臺北政壇顯得格外突兀。

1949年初冬，隨父輾轉來臺的那一程對蔣緯國而言并非“遷居”，更像一次倉促的流亡。短短幾天，他丟下了南京國防部的辦公室，也丟下了蘇州學友間約好春天再聚的酒局。多年后回想，他對友人搖頭自嘲：“那酒一直沒喝上。”

進入七十年代，島內局勢逐漸保守，“臺獨”聲音時有冒頭。蔣緯國卻在軍中課堂里擺上一張巨大中國地圖，用紅筆劃出鐵路和運河，強調兩岸血脈相連。有學員私下打趣：“副總長這是在給大家補地理。”話雖玩笑，課堂卻沒人敢溜號，因為對這位將軍而言，那張地圖不僅是教材，也是鄉愁。

1991年春，蘇州大學發來建校九十周年邀請函。他無法成行，只能同校友聯名致敬，又單獨附上幾句：“東吳舊址，時時入夢。”字里行間透出的，已不只是校友情長，更是一種回家無門的焦躁。

同年秋，表妹竺培英從上海捎來問候，北京的郵戳和黃浦江的照片像一把鑰匙，瞬間打開了他記憶的閘門。他連夜寫信回去，末尾寫下那句后來廣為流傳的告白——“我想大陸都想瘋了”。收信人不只讀到了思鄉，更讀到一個老兵對統一的執著。

有意思的是，蔣緯國對大陸情感越濃，島內激進勢力的攻擊就越狠。有人質疑他“出賣立場”，他淡淡回擊：“認祖歸宗，何來出賣？”這句反問背后，既有黃埔將領的硬氣，也有江南學子特有的溫潤。

1993年洛杉磯那場關于中國統一的學術研討會，他一身便裝走進會場，媒體閃光燈一齊爆閃。致辭中他引用《禮記》“禮之用，和為貴”，強調“先求對話，再談制度”。現場掌聲久久不散，一位西裔學者會后感嘆：“很難想象他說的是自己曾經的對手。”

蔣緯國對大陸的關注，不止于政治層面。改革開放后，他幾乎每隔幾個月就托人在北京訂最新經濟統計年鑒。朋友調笑他“做情報”，他正色道：“數據是觀察脈搏的聽診器。”這種務實心態，讓很多臺灣工商界人士暗中受益。

遺憾的是，頻繁奔走和重度勞累拖垮了健康。1995年起，他已需靠藥物維持心臟功能，卻仍要求夫人邱如雪帶著兒子組團赴蘇州、奉化。他反復叮囑：“溪口老屋若在，替我拍拍照。”那是他最后一點慰藉。

1997年9月21日凌晨，臺北榮總急診燈火通明。醫生宣布急性多重器官衰竭時，他顯示出少見的平靜。據在場者回憶，他只對長子低聲說了七個字：“回去再看一眼。”一句話，像命令，又像請求。

臨終前，他叮囑家人：將來若時機成熟，務必把父親、兄長及母親姚冶誠的靈柩遷回大陸，再把自己的骨灰安放在溪口的溪邊竹林里。“葉落歸根”，這句話出自無數普通人之口，如今卻成為蔣家后裔最真實的遺愿。

他的逝世并未讓那封“想瘋了”的信失去溫度。今天竺培英仍將信件原件保存在上海市檔案館，字跡已略顯褪色，卻依舊能讀出那個晚年老人對大陸滾燙的牽念。對很多中年讀者來說，這份牽念并不陌生——幾十年風云散盡，家國依舊是最深沉的底色。

蔣緯國的一生，從黃埔課堂到臺北官邸，再到洛杉磯講壇，角色轉變無數，惟一不變的是“一個中國”的信念。對兩岸關系日漸復雜的當下，他留下的這句話仍在提醒世人：政治可以爭論，血緣無法切割；道路或可迂回，終點必定相同。

故紙堆里的一封家書，終究成為歷史里一記清晰而有力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