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顯示,長崎約24萬人中近15萬死傷,城市多處被夷為平地。這些視覺沖擊強烈的展示,無疑讓觀眾對長崎平民的遭遇產生深切同情。
對于轟炸原因的解釋卻幾乎缺席。整個紀念館中,只有一塊不起眼的展板簡要提及日本的殖民歷史。而中國人熟悉的“侵略戰爭”,在這里被命名為“太平洋戰爭”。更值得關注的是,展館最終將長崎定位為“和平使者”,宣稱“希望長崎是地球上最后一個被核轟炸的城市”,呼吁世界抵制核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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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能夠構建這種敘事,背后有著復雜的歷史原因。二戰結束后,戰勝國對日本進行了東京審判。最初,特別是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國,態度強硬,主張嚴懲日本。但審判開始不久,國際局勢發生劇變——冷戰的苗頭開始顯現,徹底改變了美國對日本的策略。
在冷戰格局下,亞洲成為美蘇爭奪的前沿。美國逐漸認識到,與其嚴懲日本,不如將其轉化為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盟友。于是,在美國主導下,這場本應明確的審判持續了三年之久。戰犯名單從最初的5,400多人不斷刪減,最終僅28人被起訴,僅25人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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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從名單上刪除的戰犯,許多后來在美國支持下重返日本政壇。最引人注目的是臭名昭著的岸信介,不僅未被追責,反而于1957年成為日本首相。這種情況下,普通日本人如何看待侵略戰爭的責任?答案顯而易見:如果戰犯能成為國家領導人,那么這場戰爭真的錯了嗎?
朝鮮戰爭的爆發進一步強化了美國對日本的戰略需求。日本政府以“國民處于戰敗陰影、反戰情緒強烈”為由,拒絕直接派兵參與朝鮮戰爭。而美國主導制定的和平憲法第九條,也禁止日本組建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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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這一問題,美國采取了兩項關鍵措施:一方面放開禁令,允許日本組建“自衛隊”;另一方面,默許甚至支持日本對國民戰爭記憶進行系統性改造。
在這種背景下,日本開始全面重塑歷史敘事:
這種敘事之所以能被廣泛接受,有其社會基礎。當時日本約7,000萬人口中,超過700萬人直接參與侵略戰爭,幾乎每個家庭都以各種方式支持過戰爭。當新敘事告訴民眾“你們不是加害者,而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自然產生了廣泛的“解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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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歷史觀的轉變,在日本的公共空間中清晰可見。日本各地遍布著供奉二戰戰犯的靖國神社及其分社。例如:
這些場所成為日本人“瞻仰戰犯祖先”的地方,參與侵略的士兵被重塑為“為國發展的英雄”和“讓日本獲得新生的功臣”。在這種環境下,普通日本人逐漸接受了自己是“戰爭受害者”的身份。既然同為“受害者”,那么道歉的對象就變成了那25名被定罪的戰犯,而非被侵略的亞洲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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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這種敘事,在國際上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在西方游客眼中,日本常被視為“和平國家”,長崎、廣島的核爆記憶強化了這一形象。許多不明真相的國際游客,確實相信了日本的“受害者”敘事。
好在近年來,中國開始加強歷史教育的國際傳播。國家公祭日的聲浪日益增大,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在國際社會得到更多關注。作為二戰的受害國,中國民眾積極發聲,讓真實的歷史不被掩蓋。
只有真實的聲音被世界聽見,真相戰勝謊言的那一天才不會遙遠。歷史不容篡改,記憶需要守護,這是對所有受害者的基本尊重,也是對未來的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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