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格局太顛覆！東不如西、南不如北，為何除了鄭州全是困境？

河南的城市可以分為鄭州和其朋友圈，豫北、豫西南陽和黃淮四市這幾個板塊，除開鄭州這個毫無爭議的中心外，其他區域發展都相對較弱。

硬要排位的話，整體格局與全國恰好相反，呈現東不如西、南不如北的形態。

先從河南最南的黃淮四市說起，該區域屬于被動躺平區域。

周口、商丘、駐馬店、信陽四市GDP均在3000億元上下，總量處于全省中上水平，結合占河南三分之一的3000萬常住人口來看，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標直接位居全省倒數十位。

人口流出情況尤為突出，根據七普數據，河南全省流出省外人口1610萬，其中黃淮四市就有901萬，占河南全省外流人口的56%。流往省內其他城市的人口排名中，這四座城市同樣位列前四位，這片區域每四人中至少有一人離開故鄉。

黃淮四市的經濟塌陷可從核心要素找到答案，以礦產資源表征工業發展潛力，京廣鐵路構成河南的資源分界線，京廣線以東基本無礦產分布，農業資源卻異常豐富。這一過去的核心經濟要素，在工業化時代反而成為發展掣肘。

河南是我國第二大糧倉，肩負全國糧食安全重任，承擔這份任務的主體并非鄭州、洛陽這類城市，而是黃淮、南陽和豫北區域。河南省國土空間規劃要求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0955萬畝，其中永久基本農田不低于9838萬畝，對應規劃圖中的平原黃色區域。

永久基本農田的屬性限制極強，不僅糧食作物種植有明確要求，附加值稍高的經濟作物都無法自主種植，更無法依托這類土地開展工業建設。該區域歷史上的經濟基礎依托農業與水運，水運衰退后經濟發展便一蹶不振，如今發展空間又被農業屬性牢牢限定，缺乏發展預期與機會，人口外流成為必然趨勢。

這片區域歷史上便是四災之地，建國后曾發生信陽事件、1958年洪水等重大災害，僅1958年洪水就造成1100萬災民。這些逃難至全國各地的災民，讓其他省份形成了河南窮困的固有認知。改革開放后，該區域又成為大規模勞動力輸出地，外出討生活的人口超千萬。

龐大的人口基數易形成地域標簽認知，個體行為的負面信息會在地域視角下被無限放大，進而滋生地域偏見。大眾往往忽略，我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發展基礎，建立在工業持續吸納農業價值的工農剪刀差機制之上，是以無數農民堅守農村、犧牲發展機會為代價實現的，本質是農業供養工業與城市。

在此背景下，先富地區對農業區域的偏見與指責，顯然有失公允，也違背了工業反哺農業、先富帶動后富的發展初衷。

回歸核心問題，黃淮四市有自身的定位與歷史使命，發展問題短期內難以解決，也無最優解。全省發展規劃中，該區域也無法成為經濟重點，這也是這片廣闊區域未設立省級副中心城市的核心原因。

河南現階段的核心發展方向，是打造省內有潛力、有基礎的核心城市，為黃淮四市的年輕人提供宜居的住房條件、優質的就業環境與發展機會，至少將外流人口留存于省內。

針對現狀，去年一號文件提及的探索建立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對于河南有很大幫助，這個機制提出來之不易，是農業大省持續爭取的成果，核心是承認農業大省為發達地區作出的貢獻與發展犧牲，能讓惠民政策更精準落地到農民群體。

河南常年位居國家轉移支付前列，但轉移支付經全省平均后效果有限，分配機制也存在優化空間，這也是縣域發展失衡問題的根源之一。

該補償機制生態保護補償條例已出臺省份間的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生態獲益方向生態保護方跨省補償的模式，完全可復制到農業領域，農業產銷區的利益補償機制落地值得期待。

南陽、豫北同樣面臨類似發展困境，只是這兩個區域有依托資源積累的工業基礎，雖需解決資源枯竭與產業轉型的問題，但對比僅依托農業、無支柱產業的黃淮四市，發展處境相對較好，這份優勢也僅為相對而言。

南陽的人口流出規模與黃淮四市基本持平，發展現狀稱得上難兄難弟，相關發展脈絡后續將與洛陽板塊一同闡述。

再看豫北區域，該區域曾短暫設立平原省，省會為如今的新鄉，平原省僅存續三年便在1952年撤銷。撤銷原因包括省份規模過小，五省結合部的區位導致區域經濟文化割裂，且缺乏核心經濟中心城市。

七十年過去，上述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區域內最大的城市新鄉GDP3300億元，常住人口600萬，與周邊城市的發展差距并未拉開。豫北與黃淮四市的核心區別在于礦產資源儲備，城市發展模式與東北資源型城市相似，形成多個小規模工礦城市。

焦作是河南最早因煤而興的城市，清末便開啟煤炭開采，北接山西這個全國煤炭主產區，太焦鐵路的修建讓焦作成為晉煤南運的核心樞紐。六七十年代三線建設時期，焦柳線的建成讓焦作發展達到頂峰，成為戰備階段鋼鐵、煤炭南北流通的核心節點。

鶴壁同樣因煤設市，其行政區劃的劃分直接改變安陽的轄區輪廓，安陽轄區的形態調整也與濮陽的規劃相關。平原省撤銷后，原屬河北的五個縣劃入河南新鄉，這次區劃調整讓河南獲得發展紅利。

武安劃出雖讓安陽的六朝古都地位產生爭議，且武安現已發展為河北第二強縣級市，但劃入河南的濮陽后續探明中原油田，催生了八十年代安陽轄區三分的區劃調整。那時濮陽有石油、鶴壁有煤炭、安陽有鋼鐵與重工產業，依托全國建設發展浪潮，三座城市相繼設為地級市。

轄區歸屬上，安陽先將淇縣、浚縣劃入鶴壁，濮陽再將內黃、滑縣劃歸安陽，安陽最終形成如今的轄區形態。三座城市歷經三十余年發展后，均陷入資源枯竭、產業轉型的發展泥潭，2023年年底聯合打造豫北跨區域協同發展示范區。

這類區域協同框架協議，往往存在雷聲大雨點小的問題，核心難點在于行政區劃壁壘難以突破，極其考驗各地市決策者的博弈與協調能力。理想發展方向是三座城市重新合并，整合為GDP5400億元、常住人口1000萬的城市，經濟體量與河南副中心城市洛陽旗鼓相當，合并后自然可升格為省級副中心城市，向省里爭取資源與政策傾斜。

即便無法爭取到額外政策支持，整合三座城市的產業資源后集中力量突破核心產業，仍具備發展想象空間，這一設想僅為發展層面的探討。

再往西便是河南最特殊的城市濟源市，濟源為省直管縣級市，這類行政建制雖稀缺但并非獨有，湖北直管仙桃、天門、潛江，海南除三亞、海口、儋州、三沙四座地級市外，其余區域均為省直管縣。

濟源的特殊性在于獲批全國首個全域產城融合示范區，同步獲得正廳級示范區建制，濟源市主要領導均由管委會領導兼任，縣級市的領導班子高配為正廳級，擁有與其他地市平等對話的資格，可稱作變相的地級市。

濟源的經濟實力匹配其行政定位，人均GDP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列河南省第一、第二位，是鄭州核心圈外唯一躋身全國百強縣的河南縣域。濟源同樣靠資源起家、工業立市，只是礦產資源品類具備差異化優勢，鉛產量占全國1/10，白銀產量占全國1/12。

資源的差異化讓濟源走出工業產品差異化發展路線，成為小而美的城市典范。濟源雖從焦作轄區獨立，現階段卻與洛陽開展深度產業協同，兩地在石化、鋼鐵等產業鏈上形成緊密聯動。

關于濟源被省直管的原因，坊間有多種說法，包括防止濟源劃入山西、制衡洛陽的發展定位、依托小浪底工程的建設需求等，這些說法僅作參考即可。

提及小浪底工程，就不得不提河南另一座依托水利工程建設的城市三門峽，三門峽是小浪底工程的前輩，是建國初期我國在經濟基礎薄弱的背景下，投入巨資建設的重點水利工程。

該工程的建設耗費巨額資金，涉及近百萬人口的移民安置，還淹沒大量良田，最終因多方因素成為黃河治理中的重大教訓，也成為陜西民眾心中的爭議點，三門峽工程的是非功過暫不展開討論。

為建設三門峽工程，全國各地的建設者匯聚于此，造就這座年輕的工業移民城市。三門峽在歷史上是關中與中原聯通的崤函古道核心區域，設市前陜州一直是該區域的中心，陜西省的名稱也源于陜州以西。

三門峽現階段的經濟基礎與歷史底蘊無關，和豫北城市類似，屬于以資源型工業為主導的工礦城市，礦產資源儲備優勢顯著，是全國第二大黃金產地，與濟源并稱河南的金角銀邊。

與濟源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三門峽的經濟發展質量難言樂觀，人均GDP穩居河南省前三，但更能反映民生水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卻跌至全省十名開外，僅略優于黃淮四市。兩項核心數據的巨大反差，若數據本身無誤，便說明三門峽是典型的投資拉動型經濟模式，陷入重工業資本增密排斥勞動的發展困局，形成國富民弱的發展形態。

查閱三門峽的產業發展脈絡，上述問題的存在具備必然性。改革開放轉型階段，沿海紡織工業飛速發展，直接沖擊三門峽計劃經濟時代的紡織印染產業，曾經的龍頭企業會興棉紡廠、河南二紡廠、第二印染廠等紛紛衰落。疊加九十年代國企改革的下崗潮，這批下崗工人及后代至今多處于低收入階層，發展軌跡與東北資源型城市高度相似。

三門峽的傳統黃金、鋁、煤炭三大產業，均集中在產業鏈上游的采選環節，產業條線過短，屬于典型的資源型重資本產業，具備高投資、高GDP、高稅收的特征，符合地方政府的發展訴求，卻無法創造與經濟體量匹配的高質量就業崗位，最終導致人均收入偏低。

三門峽未來的發展核心，一是解決資源枯竭與產業轉型的核心問題，二是拉長產業鏈條，培育勞動力與技術密集型的中下游產業。

若無法實現產業升級，三門峽的人口將持續流向洛陽、鄭州、西安，難以擺脫收縮型城市的發展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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