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科學的院士和科學院院長

弗雷德里克?塞茨（Frederick Seitz，1911-2008）的人生軌跡堪稱矛盾的縮影，他的學術成就足以載入史冊，他是凝聚態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在20世紀30年代開創了固體物理研究，是原子彈創建者之一。弗雷德里克?塞茨一生榮譽加身，據稱擁有32個榮譽博士學位，是美國科學院等9個國家科學院的院士，1962-1969年，他擔任美國國家科學院（NAS）院長，參加總統科學咨詢委員會，1968-1978擔任洛克菲勒大學校長，1973年獲得尼克松總統頒發的國家科學獎章。

然而，這位科學界的權威人物，晚年卻淪為多個環境與健康議題上的反科學旗手，憑借崇高的學術地位為產業利益背書，最終遭到科學界唾棄和產業界拋棄，留下一段令人唏噓的爭議史。

1976年，塞茨與煙草巨頭RJ雷諾茲公司簽訂合約，主導一項高達4500萬美元的“獨立研究項目”。他明確宣稱“沒有充分科學證據表明適度被動吸入煙草煙霧（即二手煙）在正常情況下真正危險”，直接反駁美國衛生總署關于二手煙致癌的權威結論。“獨立研究項目”研究刻意回避煙草對健康的核心危害，僅資助無關的基礎醫學研究，被煙草業用作公關工具，為煙草公司培養"友好專家證人"，幫助其在訴訟中長期獲勝，延緩了控煙立法進程。

1984年，塞茨聯合創立喬治?馬歇爾研究所，成為美國著名保守派智庫，初期該智庫主要聚焦支持里根政府“戰略防御計劃”（星球大戰計劃），確立“以科學論證支撐強硬國防政策”，利用研究所平臺發表“政策簡報”，并通過媒體發聲，將“反對戰略防御計劃”的觀點標簽化為“對蘇聯妥協的軟弱立場”，塑造“科學為國家安全服務”的輿論導向。

1991年底，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后“戰略防御計劃”因蘇聯解體失去核心爭議點，馬歇爾研究所的方向發生重大轉換，議題重心轉移至“環境與公共健康領域的科學質疑”，轉型為核心環境懷疑論機構，成為塞茨傳播反科學觀點的主要平臺。

通過馬歇爾研究所，塞茨公開質疑“工業排放導致酸雨”的主流科學結論，將相關環保呼吁斥為“政治正確的夸大”，認為限制工業排放會損害經濟競爭力，為燃煤電廠等污染企業站臺。

塞茨強烈反對禁用DDT等強效殺蟲劑，聲稱禁令會導致農業減產和疾病傳播。他刻意忽視這類農藥在生態系統中的生物富集效應，以及對人類健康的長期潛在危害，與環境保護的科學共識背道而馳。

在臭氧洞議題上，1994年馬歇爾研究所發表塞茨撰寫的《全球變暖和臭氧層空洞爭議：對科學判斷的挑戰》，否認氯氟烴（CFCs）是臭氧損耗的主因，主張“火山鹵素等自然因素更關鍵”，堅稱臭氧洞是“自然現象”，與人類工業活動無關。這一觀點完全無視馬里奧?莫利納等科學家的諾獎級研究成果，直接服務于生產CFCs的化工產業利益。對于這種反科學言論，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臭氧研究先驅馬里奧?莫利納公開批評塞茨“完全忽視大量同行評審的科學證據，將個人意識形態凌駕于科學之上”。

塞茨是氣候變化否定論的核心推動者。1990年塞茨與賈斯特羅、尼倫伯格合著《全球變暖：科學告訴我們什么？》和《溫室效應問題的科學視角》，質疑“人類活動導致全球變暖”的科學依據，為老布什政府的氣候不作為提供“理論支持”。1998年，他策劃了震驚學界的“全球變暖請愿書”事件（俄勒岡請愿書），他偽造了一篇格式酷似美國國家科學院期刊（PNAS）的文章，聲稱有超過3.1萬名科學家聯署反對《京都議定書》，誤導公眾認為主流科學界對氣候變化存在重大分歧。事件曝光后，美國國家科學院發布罕見聲明，明確指出該請愿項目刻意誤導科學家和公眾，強調該所謂請愿書“不反映科學院的專家結論”，與塞茨徹底劃清界限，標志著塞茨在主流科學界的徹底邊緣化。

為什么一位頂級科學家會系統性地扭曲科學，成為“科學否認主義產業”的核心人物？科學歷史學家娜奧米?奧雷斯克斯與埃里克?康韋在《販賣懷疑的商人》一書中，對此進行了系統分析。塞茨的心理傾向早在學術生涯中期已埋下伏筆，他對戰爭的偏好和對越戰的支持，使得他在總統科學咨詢委員會越來越孤立。塞茨始終持有強烈的“反共產主義”信念，并支持臺灣，這與科學界普遍支持核裁軍的立場相反，也使得他在社會和知識界逐漸孤立。這被他認為是美國科學界變得“僵化”——同事們既教條又封閉。

塞茨渴望掌控感，然而術業有專攻，在他做美國科學院院長和參與總統科學咨詢委員會工作時，常被其他領域專家反駁，即使作為機構管理者，他也并不是專業人士。這種無力感使他厭惡權威、厭惡大眾文化、厭惡社會運動。他將20世紀70年代后興起的環保運動（如控煙、限排）視為“左翼政治借科學干預市場”的工具。RJ雷諾茲公司不僅為塞茨提供豐厚的報酬，給予私人飛機接送、豪華場所接待等奢華待遇，并承諾他可以主導一項高達4500萬美元的資金的使用，讓退休了的塞茨可以主宰巨額科研經費，這讓他終于找到了揮斥方遒的感覺。

作為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洛克菲勒大學校長，塞茨早年將“權威”視為“推動科學共識、服務公共利益”的責任；但晚年他將“權威”異化為“質疑主流的特權”，他堅信只有像他這樣的“頂級科學家”，才能看穿環境科學中的“政治操弄”，這種精英式傲慢讓他無視環境科學領域的專業共識，將同行的批判視為“科學僵化”的證明。

在《販賣懷疑的商人》書中，對塞茨這種角色認知錯位做了心理判定，本質上這是一種“認知失調的自我化解”，當他的意識形態與利益訴求與主流科學結論沖突時，他沒有修正自身立場，而是重構了“科學權威”的定義——將“堅持證據”替換為“堅持懷疑”，將“領導科學共同體”替換為“對抗‘被政治污染’的共同體”，最終完成了從“科學共識的構建者”到“科學共識的破壞者”的心理轉變。

塞茨與產業界的合作本質是利益交換，企業提供資金，他提供學術背書。但隨著科學證據日益充分，公眾環保意識提升，這種合作關系逐漸難以為繼。1989年，塞茨已經79歲了，跨國煙草巨頭菲利普?莫里斯國際公司內部備忘錄顯示，公司員工評價塞茨“年紀已大，且不夠理性，無法提供有效建議”，暴露產業界對其后期認知能力與立場可靠性的懷疑。20世紀90年代后，煙草業面臨的法律壓力陡增，多項司法判決確認煙草對健康的危害，塞茨的“二手煙無害論”已無法為企業提供有效庇護。RJ雷諾茲等煙草公司逐漸減少對其資助，轉而調整公關策略，塞茨不再是產業界的“香餑餑”。

在能源與化工領域，隨著《蒙特利爾議定書》的生效和氣候變化證據的累積，企業發現塞茨的極端立場反而會引發公眾反感，不利于自身形象公關。進入21世紀后，即使是曾支持他的化石能源企業，也開始與氣候否定論保持距離，塞茨逐漸被產業界“拋棄”，后期相關言論鮮有企業響應或資助。

這種拋棄并非源于道德覺醒，而是因為塞茨的“學術背書”已失去利用價值——當科學共識無法被推翻時，依附于其上的利益捆綁自然瓦解。2008年，當97歲的塞茨去世時，除了少數保守派智庫表示哀悼，主流科學界與產業界均保持低調，世界銘記的不是他的學術成就，更多的是他晚年的荒唐事，及其留下的爭議性遺產評價。

弗雷德里克?塞茨的人生悲劇在于，他擁有頂尖科學家的智慧與地位，卻最終淪為利益的附庸。他的經歷揭示了一個深刻又簡單的道理：科學權威的價值在于對真理的堅守，而非為特定利益服務；一旦讓意識形態或商業利益凌駕于科學方法之上，再崇高的學術光環也會褪色。

他的故事至今仍具警示意義，在面對復雜的環境與健康議題時，我們既要警惕沒有科學依據的極端主張，更要警惕那些披著“學術權威”外衣在專業領域外信口開河的人。真正的科學精神永遠建立在證據、透明與良知之上，這正是塞茨最終背離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