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犧牲，母親悲痛欲絕，17年后收到一軍區司令來信：請娘來北京

1955年初秋，湖北紅安七里坪的曬谷場正熱鬧著。

石順香彎腰翻著金黃的稻谷，谷糠粘在圍裙上，一拍就往下掉。

忽然村口傳來“突突”聲，一輛軍綠色吉普車卷著塵土停下，兩個扎武裝帶的年輕軍官跳了下來。

“請問哪位是石順香大嬸？”

曬谷場瞬間靜了，風刮過稻芒沙沙響。

村干部愣了半天，才湊過去說：“同志，你們是不是找錯了？她兒子徐深吉，17年前就沒了，陣亡通知書還在她枕頭底下壓著呢。”

軍官沒多解釋，從公文包掏出個牛皮紙信封，雙手遞過去。

信封上就八個字，“請娘來北京，兒深吉敬上。”

石順香擦了擦手接住，只掃一眼筆跡就哭出聲橫畫收筆總帶點斜挑，這是兒子8歲寫春聯時就改不了的習慣。

一張信，一座墳，17年的盼頭

石順香轉身往家跑，從枕頭磚下摸出張泛黃的紙，紅“陣亡”章格外扎眼。

她把紙塞進軍官手里：“你們看，這到底哪張是真的？”軍官立正敬禮：“徐司令派我們接您進京，當面問他最清楚。”

換誰都得懵。

17年了，石順香早把“兒子沒了”刻進了日子里。

每天黃昏，她都拎著竹籃去后山，籃子里要么是新蒸的紅薯，要么是納好的布鞋。

那座墳里沒尸骨，只埋著兒子離家時穿的藍布衫，可她照樣絮絮叨叨說上半天：“小吉，今兒天涼，新鞋穿上暖腳。”

本來想跟著大部隊找兒子，可村里還有不少軍屬要照應，無奈之下，她只能守著那座空墳。

6200多個日夜，竹籃磨破了三個，布鞋納壞了幾十雙，她的腰也越來越彎。

紅安這地方，革命母親多，可像她這樣守著衣冠冢熬年頭的，怕是最有體會牽掛的滋味。

從“烈士”到將軍，他沒忘娘

這事兒得倒回17年前說。

1932年10月，鄂豫皖根據地反“圍剿”打得正慘。

古峰嶺上，紅四方面軍副團長徐深吉帶著兩個營守前沿。

拂曉的大霧里，敵軍三倍兵力壓上來，八門山炮轟得山搖地動。

徐深吉左胸中彈，倒在灌木叢里沒了聲息。

突圍的戰友摸不到脈，只能把他列進犧牲名單。

消息傳回村里，鄉干部捧著30塊銀元撫恤金和通知書進門時，石順香正在給部隊趕做干糧。

她手一軟，面盆“咣當”砸在地上，白花花的面粉撒了一地，人直挺挺往后倒。

醒來后，她把通知書、藍布衫，還有當年雪夜塞給兒子的兩只紅薯，用油布包了又包，壓進枕頭下的磚槽里。

她沒跟人哭天搶地，只是從此多了個后山的“約會”。

可徐深吉沒真死。

一位趙姓衛生兵二次打掃戰場時發現了他，把他藏進深山草藥棚。

三個月后，他帶著貫通左肺的傷疤歸隊，可部隊早轉戰千里，和家鄉徹底斷了聯系。

之后的日子，他跟著紅四方面軍三過草地，抗戰時在冀南琢磨出“交通溝+地道”戰術，劉伯承都喊他“徐老虎”。

解放戰爭打石家莊，他活捉了敵軍長羅歷戎。

1949年國慶，他站在天安門觀禮臺，禮炮一響，眼淚就掉了下來17年了，娘肯定以為他早成了黃土。

重逢的雞，最后的軍禮

北京站月臺上，徐深吉穿著筆挺的將校呢，肩章上的金星閃著光。

列車停穩，他一眼就看見被警衛員扶著的母親，新穿的陰丹士林布衫很精神，可人瘦得不足百斤。

“撲通”一聲，開國中將跪在了水泥地上，額頭抵著母親的圍裙：“娘，兒子不孝，讓您等了17年。”

石順香伸手摸他的臉，從額頭摸到左肩那道凸起的槍疤，淚水砸在軍裝上：“活著就好，活著就好。”

當晚母子倆抵足而眠，石順香像哄7歲孩子似的，輕輕拍著他的背。

第二天一早，她真燉了只雞。

徐深吉把雞腿夾給母親，又把雞翅分給警衛員：“娘以前說，翅膀給我，好飛得高、打得遠。”

如此看來，這份母子情從沒被歲月沖淡。

后來徐深吉當空軍副司令員，牽頭搞國產航空燃油，打破西方封鎖；主持修西南機場群，為防空布下防線。

1984年病重時，他留了三條遺囑，不辦追悼會，遺體捐給醫院解剖，骨灰撒在戰斗過的地方。

主刀醫生在手術臺前敬了個禮，說將軍把最后的軍禮獻給了醫學。

如今紅安七里坪的后山上，那座衣冠冢還在。

政府立了塊青石，背面刻著徐深吉的詩：“大別松濤是我魂，母親針線是我根。”

風過松濤，像極了當年石順香喊兒子回家吃飯的聲音，也像徐深吉那句遲了17年的應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