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內閣最近批準的國防預算草案,像一枚投入地區平靜水面的石子,激起的漣漪遠超數字本身。明年軍費突破9萬億日元,占GDP達到2%,這不僅是數額的歷史性躍升,更是日本戰后安全路線的標志性轉折。
防衛大臣小泉純一郎稱之為“面對最嚴峻安全環境的最低限度”,但明眼人都看得出,這份預算案早已突破了“專守防衛”的祖傳框框,直指進攻性的“反擊能力”。
一邊高舉“和平國家”旗幟,一邊大力購置能打擊1000公里外目標的導彈,這種矛盾的敘事背后,是日本在所謂“戰后最復雜安全環境”下的焦慮與決斷。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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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具體花在哪,最能暴露戰略意圖。近1萬億日元重點投資“防區外”導彈,尤其是提前部署射程千公里的12型地對艦導彈,意圖非常明確:要在潛在沖突中,具備在對方火力圈外先行摧毀敵方基地和艦艇的能力。
這徹底顛覆了日本戰后僅在被攻擊后才可反擊的原則。
同時,超過千億日元砸向無人機群,構建海空水下無人監視打擊網絡,既是為了彌補因人口老齡化導致的自衛隊人手短缺,更是面向未來智能化戰爭的未雨綢繆。
從依賴進口到計劃與英意聯合研發下一代戰機(圖1),日本正急切地想要擺脫國防工業的封閉狀態,通過武器出口和聯合研發,讓本國軍工重獲生機,三菱重工拿下澳大利亞護衛艦訂單就是一步活棋。
日本如此急迫地武裝自己,直接動因是對中國力量崛起的深度警惕。中國航母編隊在西南島嶼乃至硫磺島附近的常態化演訓,被東京視為切身的戰略擠壓。
高市首相關于可能介入臺海的言論,雖引發外交風波,卻也坦白了一種基于地緣的恐懼:日本視臺海局勢為其安全紅線,擔心兩岸統一會徹底改變東海力量平衡,使其西南島嶼門戶洞開。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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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強西南方向的導彈部署(圖2)和無人機防御,本質上是為“第一島鏈”可能出現的變局提前布防。而美國要求盟友承擔更多防務責任的壓力,則給日本的軍事松綁提供了最順理成章的外部理由。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正從“盾”的角色,轉向兼具“矛”的功能。
對于日本的轉向,中國的批評尖銳而直接,指責其“偏離和平發展道路”。中日間的戰略互信本就脆弱,如今一個更武裝、更主動的日本,必然加劇雙方的猜疑鏈和安全困境。
中國軍機被指用雷達鎖定日機的事件,正是這種高危對峙的縮影。日本防衛省甚至打算設立專門部門研究應對中國在太平洋的活動,預示著兩國的戰略博弈將從東海延伸到更廣闊的洋面。
龐大的軍費從何而來,是日本國內無法回避的難題。增稅——提高企業稅、煙草稅乃至未來的所得稅——已成為政府的解決方案。但這在經濟增長前景不明、公共債務冠絕全球的背景下,無異于走鋼絲。
國防開支的飆升,勢必擠壓社保、教育等其他公共支出,社會能否長期承受,是個問號。在國內政治層面,盡管執政聯盟推動有力,但圍繞“和平憲法”精神的爭論從未停歇。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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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專守防衛”到“反擊能力”的憲法解釋變遷,每一步都伴隨著國內政治力量的激烈博弈和部分民眾的深切憂慮。如何調和深入骨髓的和平主義傳統與對現實威脅的認知,是日本社會必須面對的撕裂。
展望未來,日本軍事正常化的進程似乎已難以逆轉。內部的人口經濟壓力、外部的同盟要求(圖3)與中國的崛起,共同構成了強大的阻力。
歸根結底,日本正站在一個歷史性的十字路口。其政策選擇的核心困境,在于如何在一個力量對比急劇變化、地緣風險上升的時代,重新定義“和平國家”的內涵。
是固守戰后形成的絕對和平主義,還是擁抱一種依靠強大威懾來保障的“武裝和平”?預算案的數字和武器清單似乎已經給出了傾向性答案。這條道路固然由日本自主選擇,但其每一步,都將與中國的反應、美國的期待、地區的接納以及其自身社會的認同緊密纏繞。
#揚帆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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