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南博館長？山西文化蛀蟲劉貫文，私吞290件國寶，至今未還

又一個南博館長？山西文化蛀蟲劉貫文，私吞290件國寶，至今未還

富貴兒

都說“斯文敗類，其心可誅”。

山西這位頂著山西省社科院院長頭銜的劉貫文，完美詮釋了這句話的分量。

手握290件無償捐獻的國寶，他不僅占為己有，更讓多件珍品憑空消失，這般行徑，簡直是文化傳承路上的一個大坑！

這不是一樁簡單的失物案，而是一次對公共信任的重擊。

時間撥回1989年。

一位普通農村婦女，清代名臣徐繼畬的第六代孫女徐惠云，心里一直裝著事。

因為家里幾口人都是農村戶口，她琢磨著，能不能給孩子們在城里安個家。

于是，她想到了老祖宗留下的那些寶貝，一箱一箱的，都放在老屋里積灰。

她找到了山西省社科院，接待她的人叫劉貫文，是三晉文化研究會的副會長，戴著眼鏡，看起來斯斯文文。

徐惠云把自己的難處說了，她說家里有個老祖宗徐繼畬傳下來的東西，愿意捐給國家，但就一個條件，希望能幫忙解決家里幾個人的城市戶口。

劉貫文一聽，鏡片后面的眼睛都亮了，當場拍板說這事沒問題。

他還告訴徐惠云，這是為國家做貢獻，戶口的事包在他身上，并且文物放在社科院由他親自保管，絕對安全，還能拿來做研究。

徐惠云當時就信了。

她覺得把寶貝交給這種有身份的文化人，總比在鄉下放著發霉要好。

她捐的不只是祖傳的東西，是家族的記憶與一個普通家庭的向上心愿。

那是一輛面包車從五臺縣徐家開走，拉走的33類共297件東西。

這批東西不是普通的舊貨，是徐家祖上傳下來的寶貝。

徐繼畬是清朝開眼看世界的人，寫《瀛寰志略》的。

家里傳下規矩：寧可賣房也不賣書和畫。

土改、和特殊時期那么亂，他們硬是用油紙包好埋地里，給保住了。

清單寫得清清楚楚：《舉隅集》木刻版是國家一級文物，徐繼畬親筆批注的《后漢書》，9米長的明代套拓《蘭亭群賢修褉圖》，乾隆四十二年的五色織金圣旨，件件都能入展柜。

每件東西都是活的，摸上去有溫度，翻頁時像在聽前人說話。

她的期待很樸素，研究會能幫忙解決城市戶口，讓文物進入正規保管，用于研究與展覽。

經辦人是時任山西省社科院院長、三晉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的劉貫文。

起初只是口頭承諾代管，隨后文物被搬進了他的居所，辦公室里也堆上了鑾駕與執事木牌。

公共贈予，被悄悄變成了私人收藏。

這一“代為保管”拖了整整11年，沒有向文物部門報備，沒有按規程移交給研究會，手續空白，去向成謎。

劉貫文作為經手人，將文物置于私人住宅或辦公室長達11年。

這11年里，既沒有向文物部門申報，也沒有依規移交研究會名下倉儲。

國家一級文物《舉隅集》木刻版被隨意擺放著，徐繼畬親筆批注的《后漢書》成了他書房中的裝飾品。

這不是粗心，是主觀選擇；

不是一次疏漏，是長線控制。

然而，承諾的戶口從未落地。

徐惠云和她的后人開始了漫長的追問與等待，換來的只有推諉和敷衍。

那份帶著家族體溫的信任，墜入了冰冷的黑洞。

事情在2001年迎來了一個看似了結，實則更令人心寒的轉折。

那批文物移交山西省博物館的那天，天陰得厲害。

可徐家后人徐進偉記得清清楚楚，28件珍品，包括乾隆四十二年的五色織金圣旨、徐繼畬的彩色畫像、還有那幅明代套拓的《蘭亭群賢修褉圖》長卷，全都不見了。

不是遺失，是根本沒交出來。

這些物件加起來290件，國家一級文物好幾件，愣是被一個人藏了十多年，最后像煙一樣散了。

33種297件無償捐贈的文物里，有28件在2001年移交時已經不見，關鍵經手人劉貫文生前未被追究，直到今天依舊下落全無。

近三百件捐贈文物被個人長期占有，28件去向不明含乾隆織金圣旨，承諾的戶口落空，當事人已故，案子至今無解。

誰也沒想到，一個掛著山西省社科院院長頭銜、三晉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名號的人，會干出這種事。

劉貫文，聽著名字文質彬彬，做的事卻比市井之徒還狠。

文物剛到手，一句“我先代為保管”，轉頭就搬回自己家。

辦公室角落堆著鑾駕儀仗，木牌執事落了灰，沒人知道那些文物在哪兒躺了整整11年。

這不只是290件文物的失蹤，更是一段歷史的斷裂，一個家族寄托的破碎，以及一場對公信力的無情嘲諷。

徐易友用油紙包裹埋入地下的守護，最終沒能抵擋住“文化人”冠冕堂皇的私心。

斯文之下，蛀蟲叢生。此事暴露的，遠不止個人的貪婪，更是制度籠子上的巨大漏洞。

文物追索之路漫漫，但公眾追問不應停止：還有多少“劉貫文”，正將國之瑰寶，悄然化為私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