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俗：古風中的徽州

《徽州風俗研究》，黃成林編著，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12月版

一

采風化俗是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在傳統治理理念中，風俗是了解民情和政治得失的重要風向標。先秦時期，采風是移風易俗治民的重要手段。《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晉國樂師師曠對晉平公說“史為書，瞽為詩”，“瞽為詩”即樂官采民詩以諷。師曠還引《夏書》言：“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遒人”指出使在外的使臣，使臣亦有搜集民間詩歌的職責。劉歆《與揚雄書》中亦稱，“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同樣說明使者負有求風問俗之責。班固在《漢書·食貨志》中則將采詩制度描述得十分詳盡：“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從劉歆、班固的記載來看，先秦時期的采風舉措被漢代繼承下來，而且是天子所關注的治理國家的重要內容之一。

在古代治理政績評價中，有時也將風俗的好壞作為評價標準。阮孝緒在《七錄序》中說：“日月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華載育，非風云無以懸感。大圣挺生，應期命世，所以匡濟風俗，矯正彝倫，非夫丘索墳典詩書禮樂，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之化也。”通常認為，歷史上漢宣帝是觀風治民的好皇帝，他派遣使者“觀風俗、察吏治、舉賢良”，十分重視地方官對地方風俗的影響，強調“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正是由于他對地方良俗的追求，所以出現了黃霸、龔遂等一批移風易俗的“循吏”。

正因為風俗在治理國家中的重要性，進入明清后，明太祖和康熙帝直接參與了地方風俗的設計。明太祖頒布了《教民榜文》即“圣諭六條”，要求“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康熙帝在此基礎上豐富為《圣諭十六條》，即敦孝弟、篤宗族、和鄉黨、重農桑、尚節儉、隆學校、黜異端、講法律、明禮讓、務本業、訓子弟、息誣告、誡窩逃、完錢糧、聯保甲、解仇忿，多方面規定了地方風俗的內容。

風俗因其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成為中國古代史學關注的重要內容。正史中都會有涉及風俗的內容，比如司馬遷就特別重視風俗的作用，認為“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所以《史記·貨殖列傳》中記錄了不同地區的風俗，如“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于禮”，“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濕，丈夫早夭”等。班固《漢書·地理志》同樣關注了不同地區的風俗，如“（涼州）吏民相親，其俗風雨時節，谷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于內郡”，“（巴蜀）民食稻魚，亡兇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阸”等。此后，這一傳統在正史《地理志》中都有繼承。這種以史存風俗傳統被地方志所承襲，宋修《太平寰宇記》各府條之下有《風俗》一目，如開封府“漢書河南之所厥性安舒，今汴地涉鄭衛之境，梁魏之墟，人多毛俊，好儒術，雜以游。豫有魏公子之遺風，難動以非，易感以義”。明天順年間所修《明一統志》亦列《風俗》目，如新安郡風俗“地雜甌駱，務為高行奇節，異材間出，性剛喜斗，民俗真淳雜豪健”。

二

晉代以來，“大好山水，可以臥治”，就成為徽州的標簽，這不僅反映了徽州的絕美山水，也體現了徽州的良風美俗。徽州風俗不僅為治斯邦者所關注，亦為生于斯者所樂道。

風俗入史的傳統在徽州同樣得到傳承，即如康熙《黟縣志》所言，“古者太史采十五國之風謠，貢于天子，上之所以為教化，即下之所以為風俗也”，利用地方志記載徽州風俗成為主政是邦者的責任。

第一部記載風俗的徽州舊志是淳熙年間趙不悔修、羅愿撰的《新安志》，其卷一《州郡·風俗》稱，“其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鄉土為稱，其后寖有文士。黃巢之亂，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

弘治十五年，彭澤修、汪舜民纂《徽州府志》卷一《地理》記徽州《風俗》，“地雜甌駱，務為高行奇節，異材間出，性剛喜斗，民俗真淳雜豪健。東南鄒魯，讀書力田，間事商賈。衣冠至百年不變，安土重遷”，這在《明一統志》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了徽州風俗的內容。

嘉靖四十五年，何東序修、汪尚寧纂《徽州府志》在《風俗志》中對徽州既往風俗進行了全面總結，“其人多菲嗇，盡力溝洫，孝弟質行，有禹之遺風”，“宋元以來彬彬，稱為東南鄒魯”，“江左之俗，徽為最美”，“郡之地隘斗絕在其中，厥土骍剛而不化”，“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鮮田疇，以貨殖為恒產”，“家多故舊，自唐宋來數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義，講世好”，“俗尚氣力，訟起杪忽而蔓延不止”，這基本成為徽州風俗的底色。

其后，徽州各府縣志的風俗雖有異同，但基本是在嘉靖《徽州府志》風俗之上進行增減，正如康熙《徽州府志》所言，“風俗悉照舊志，而新增注于其下”。

徽州人十分重視對本地風俗的傳頌。趙吉士在《寄園寄所寄》中記載徽州風俗，“古城山下，即舍家舊墅村，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絕無一雜姓摻入者，其風最為近古。出入齒讓，姓各有宗祠統之，歲時伏臘，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禮》，彬彬合度。父老嘗謂新安有數種風俗勝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常散處，千載之譜系絲毫不紊，主仆之嚴數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被視為對徽州風俗較為經典的總結。

許承堯撰《歙事閑譚》亦十分留意“風俗”，第十八卷之《歙風俗禮教考》對以歙縣為代表的徽州風俗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收錄整理，稱徽州“秉禮仗義，自古為然”，“大憝巨猾，絕未之聞。間有作惹者，鄉黨共耳目之，奸詭不行焉。則非其人盡善良也，良由聚族而居，公論有所不容耳。‘里仁為美’，不信然哉”，自然流露出對家鄉良風美俗的自豪感。

此外，徽州人在家族文獻中同樣關注風俗。隆慶年間，金瑤修《珰溪金氏族譜》第十八卷專列《陳俗》篇，“族必有俗，族之大小惟視其俗之何如。俗美矣，即小族亦以言大。俗不美，即大族乃所以為小。小大之分不系乎人力之眾寡厚薄，而系乎其俗”，極言風俗與族之大小之辯證關系。萬歷年間，程一枝在修《程典》時專辟《風俗志》，“風俗之漸民久矣，如水之下逝，終莫能反。吾族立俗，大都與時升降，一醇一漓，固其變也。思以挽之，志風俗”，將風俗與家族興衰相關聯，且編入家譜，表明了徽人對風俗的重視。與其同時代的吳子玉，在編纂《茗洲吳氏家記》時也有專卷《社會記》。

由斯言之，徽州風俗實為了解徽州文化之關鍵。

三

徽學之興起，實緣于徽州文書之發現，而徽學研究之深入，則有賴于對集成式史料的深入挖掘，徽州府縣舊志中的風俗史料無疑是值得深入挖掘的集成式史料之一。

如上所言，重視徽州風俗古已有之，然究其研究之深度與廣度，似與其有關國家、社會治理之重要意義實有較大差距。揆諸已有研究成果，對徽州風俗之關注，多為嘉靖《徽州府志》、萬歷《歙志》、《歙風俗禮教考》，而于其他則用之者鮮。究其原因，這與風俗記載內容分散，對其整理尚不夠深入全面有著莫大關系。

大約在三個月前，因我撰寫的《傳統村落尚村》前言《一眼千年：徽州村落史的魅力》見賞于黃成林師，他約我為其《徽州風俗研究——以徽州府縣舊志為中心》為序一篇，惶恐之際又深覺有一份徽學研究者的責任與義務，遂不揣谫陋而應之，乃得以先睹為快。感于先生對學術執著之際，亦流連于該書之精詳，?繹其華，概而有三：

一是實現了徽州風俗搜集與系統整理的結合。徽州風俗十分豐富，記載其最為集中且系統者莫過徽州舊志。該書就是將散處于不同時期、不同縣域的方志中的風俗匯而成篇，仿若散處之粒粒珍珠，串而成珠，成為徽州風俗最為系統之整理爬梳。關于文獻整理，陳垣先生曾自嘲是“智者不為”之事，言其艱辛而不為人理解。成林先生卻是迎難而上，將五部徽州府志、六部歙縣志、五部休寧縣志、五部婺源縣志、六部祁門縣志、六部黟縣志、三部績溪縣志中的“風俗”內容匯于一書，組成了迄今最為系統的舊志中的徽州風俗合集，并對每一篇《風俗》都認真進行了點校，作了必要的注釋。該書的面世，將極大減輕學人的搜羅之苦，為與徽州風俗有關的徽州文化研究提供了比較便捷的獲取資料的路徑或溯源指引。還必須指出，搜集這三十多部舊志并非一件易事，自己的執著，好友的幫助，缺一不可。

二是實現了徽州風俗系統整理與研究的結合。對于徽州文化研究者而言，探討徽州社會自然離不開對徽州風俗的引證，但對徽州風俗系統整理與研究集于一體的，尚不多見。該書對徽州風俗的研究建立在扎實的資料整理基礎之上，形成了較為全面的對徽州風俗的認知。該書中間七章先系統整理一府六縣各自舊志中的風俗，既而述說對一府六縣各自“《風俗》的初步認知”，形成了一系列有一定新意和深度的觀點。其中對述說徽州風俗或社會生產生活具有特別意義的短句，如“俗益向文雅”，“東南鄒魯”，“昔為末富，而今為本富”，“貞烈之多，良以山水所鐘”，“創興實業”，“一田兩主”，“邑小士多，績溪為最”等，予以統籌安排，置于相關章節中予以討論，表明先生對徽州社會的認知不僅具有全面性，尚能重點關注或把握某些典型特征。該書還對個別前人的觀點進行了深入分析，如對前人關于“水碓隘河身、泄血脈，瓷土傷龍骨，皆利害攸關”的觀點，先生從經濟活動、水土保持等不同角度，結合社會發展進步，客觀分析了這一觀點正誤之處，從而對這一觀點有了比較科學的認知。

三是體現了資料整理與現實關懷的結合。資料整理不僅在于厘清史實，也不能僅止步于研究分析，而是“將施有政”，有益于現實。正如舊志所述說的那樣，“縉紳先生者，衣冠之倡也，士林之表也，有移風易俗之責者也”，這既是先哲的態度，也是責任，亦是一種倡導。正是在這一旨趣之下，該書充分討論了徽州社會的“良風美俗”和“惡習陋俗”，不僅指出其表現，有的還分析了原因，進而觀照了徽州“千年之俗”中對“良風美俗”的傳承與弘揚和對“惡習陋俗”的批判與摒棄。進一步總結徽州風俗中的良善因子，汲取其在傳統社會治理中的歷史智慧，對于今天“打牢社會治理的文化根基”亦有重要意義。

成林先生對徽州文化的關注強烈而持久，在該書后面他還特意附上《〈徽州牌坊研究〉補遺》一文，收錄其《徽州牌坊研究》成書之后搜集到的新資料，自稱是“了卻自己的心愿”，而我所看到的卻是執著與嚴謹。

是為序。

來源：徐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