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詐洗錢調查①丨境外社交軟件派單接單，取現團伙盯上未成年人

當電詐受害人把銀行卡里的錢提取出來，唐興凱也來活兒了。

39歲的他因犯掩隱罪獲刑一年兩個月。被警方抓獲前，他是一名“車手”——從電詐受害人手里拿到錢后轉移。

在電詐的鏈條中，洗錢是重要一環。一筆筆贓款被快速變現或轉移后“洗白”，最終被電詐分子占有。

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電詐洗錢已形成“詐騙、下單、接單、擔保、招募、取現”等多層級的黑色產業鏈。在龐大的鏈條中，每個層級各有分工，且又有細分，如處于鏈條最末端的取現車隊，根據規模和洗錢能力也分為一級、二級、三級車隊。

斬斷洗錢鏈條、攔截轉移資金，能最大限度守護被騙群眾的資金安全，洗錢犯罪也成為公安機關從嚴打擊的對象。今年以來，北京、上海、重慶、杭州、武漢等多地公安機關返還的涉詐資金均超億元。

最高人民法院10月24日召開依法打擊治理洗錢犯罪重點工作推進會，強調人民法院要依法從嚴打擊洗錢犯罪，進一步加大對跨境洗錢、穿透式洗錢、鏈條式洗錢等新型洗錢犯罪的打擊力度。加強與公安、檢察機關、人民銀行等相關部門協作配合，形成打擊治理洗錢違法犯罪的強大合力。

徐州警方查獲的一個電詐洗錢團伙，從其窩點搜出大量涉詐現金及黃金。徐州警方供圖

“拉手”引人入局，“槍手”轉走資金

20歲的張一文，曾是緬甸電詐園區的一位“拉手”。

在電詐集團內部，“拉手”是指冒充各種身份打電話設局忽悠“客戶”的電詐分子。他們往往是電詐集團內部最底層且人數最多的一群人，正是他們以各種話術，讓受害人一步步陷入電詐圈套。

“第一個月，我拉來的客戶被騙金額一共是80多萬，最大的一筆20多萬。”張一文說，他所在的電詐公司，有人一天的詐騙金額就達到數十萬元。

2025年12月14日，新京報記者見到張一文時，他剛刑滿釋放兩個月。正是這段服刑經歷，讓他覺得有必要講講自己從事電詐的經歷，讓更多人不再受騙。

電詐有很多名目，如刷單返利、非法集資等，張一文所在的電詐公司主要以“航班延誤退改簽”來實施詐騙。

在電詐園區，張一文每天的工作是按照主管發的客戶資料打電話。每張A4紙上打印有9到11名客戶的信息，包括姓名、電話、身份證號、航班號、起飛地以及目的地，一般都是次日或第三天乘坐航班的旅客。

按照他們此前培訓的話術，這些信息甚至不全部使用，就足以讓客戶相信，他真的是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員。

張一文稱，他們一般通過“手機口”使用國內的號碼撥打詐騙電話，有一次他使用一個歸屬地為西藏的號碼，打通了客戶電話，說自己是廣州白云國際機場的員工，對方依然相信了他的身份。

“每天打100多個電話，大概有20%到30%的人會相信我說的航班延誤信息是真實的。”張一文說，因為在電話中，他能準確報出客戶的名字以及航班信息，客戶乘坐航班急于出行，接到詐騙電話后，疏于核實，就會上當，“我們就是利用這種心理實施詐騙，特別是不經常乘坐飛機出行的人，上當幾率最高。”

聯系上客戶后，他們以航班延誤或取消航班行程為由，通知客戶領取三五百元不等的補償金。告訴客戶只有領完補償金，才能幫他辦理退改簽。

“所謂領取補償金，也是編造的一個謊言，目的是讓客戶進入早已布好的騙局，一步步落入陷阱。”張一文說，他們會指導客戶通過個人的支付平臺，向購買機票的航空公司發起收款申請，頁面會提示“對方是企業賬戶，無法創建收款”。這時，他們再用備好的話術欺騙客戶，“肯定是你當時注冊賬戶時，沒有勾選向公司收款的功能。”

實際上，注冊賬戶時根本沒有這個選項的勾選。張一文說：“這樣說的目的是引導客戶下載可以開啟共享屏幕的App。”

最后的詐騙，則交由“槍手”來完成。

張一文說，“槍手”以領取補償金時平臺需要進行反詐監測為由，讓客戶開啟手機屏幕共享。接著，“槍手”引導客戶輸入銀行卡號、密碼、驗證碼這些重要的信息，通過共享屏幕查看客戶名下所有銀行卡的余額，目的是精準地轉走客戶銀行卡內的錢，“都是先拿余額最大的卡下手”。

中介招募“卡農”借卡洗錢稱“很安全”

“槍手”從客戶卡里轉出去的錢，一般是先到詐騙公司賬戶或是公司指定賬戶。但電詐騙錢的手段并不止于此，電詐分子通常也會誘騙受害人將錢轉到第三方銀行卡，包括轉給不知情的商家和個人賣家作為貨款。

以上種種手段，都讓電詐分子成功騙得受害人的錢財。下一步，則是洗錢。

洗錢團伙（俗稱“水房”）的作用是將非法途徑得來的資金拆分洗白，成為“有合法來源”的收入。而電詐資金，屬于“水房”里三大類之一的“大混料”。洗“大混料”風險大，傭金也相對較高。

今年7月刑滿釋放的唐興凱說，他一開始用POS機刷卡來洗錢，“上線讓我和其他人去指定的城市，拿POS機和客戶見面轉賬，幾分鐘就完成了。”

“最開始都是通過POS機刷卡和銀行卡轉賬進行洗錢。”張一文說，用銀行卡進行線上轉賬洗錢，雖然被追蹤風險大，但憑借快捷的方式，仍是“水房”洗錢的重要方式。

“用來線上洗錢的銀行卡，幾乎都是在網上以‘日結’‘高回報’招募來的。”唐興凱說，這是洗錢圈最慣用的手法，即便最后銀行卡被凍結、追蹤，也很難查到隱藏在背后的洗錢團伙。

在各個社交平臺上，經常出現以“高額提成”招募銀行卡戶主的帖子。

某社交平臺上一用戶長期發布“銀行卡換錢”的帖子，帖主稱，用銀行卡走賬“洗錢”，卡主可獲得提成。平臺截圖

12月20日，新京報記者在某社交平臺上檢索“日結”“金融”等關鍵詞，搜到多條“公戶、一類卡可以換錢”的帖子。

一位名為“滴滴滴”的用戶在帖文中稱，有閑置的公戶可以換錢，10萬到20萬；一類卡、信用卡，日結。新京報記者留言詢問“怎么做”，“滴滴滴”通過私信告訴新京報記者，只要有公戶或者一類的銀行卡，他就可以安排人到記者的所在地“同臺”操作，并承諾給出高達35%的高額提成。

借出銀行卡做什么能有如此高的提成？在添加對方為好友后，“滴滴滴”直言不諱地告知：洗錢。他同時安慰記者，一般不會有風險，“料子好”。

之后接連多天，又有數位平臺用戶私信記者，詢問名下有什么樣的卡。添加其中一名用戶后，其自稱為洗錢的中介。所謂“料子”，就是錢款的來源，他所“洗”的主要是博彩和色情敲詐的錢，比電詐的風險低，所以只能給到3%到9%不等的抽成。

至于操作方式，該中介稱，全國大部分省份都有他們的操作人員，只要是一類卡，確定單日的可轉賬額度后，他們就可安排人員到記者所在的地方操作，“只做線下交易，大概1個小時就能完成。”

交談過程中，該中介多次強調，他的“料子”絕對安全，可以長期合作，“那些給的提成高的，你敢做嗎？都是電詐資金，輕的封卡，重的判刑”。

新京報記者發現，這些中介許諾的返點雖然從3%到35%不等，但都強調跟著他們做，是安全的。該社交平臺上不少帖文中，發帖者也強調“穩、穩、穩！”也有帖主稱“保司法”（保證銀行卡不受司法凍結）。

多名因洗錢獲刑的刑滿釋放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在行業內，出借自己銀行卡獲利的人，被稱為“卡農”，是電詐洗錢末端的一個環節。中介在網上招攬“卡農”洗錢，并不在乎“卡農”是否因為流水異常被封卡或被追責甚至判刑，只要他們的錢安全轉出，就達到目的了。

公安部刑事偵查局打擊新型網絡犯罪指導處副處長胡志偉曾在受訪中表示，詐騙分子為逃避公安機關的資金追查會將涉案資金層層分解、快速轉移，在這個過程中，需要使用大量的銀行卡、支付賬戶，他們往往會非法買賣、租借，甚至騙取他人的銀行卡和支付賬戶來完成洗錢這個過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電信網絡詐騙法》明確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非法買賣、出租、出借電話卡、銀行賬戶、支付賬戶等。個人將銀行卡出借用于洗錢還涉嫌幫信罪，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境外社交軟件發布洗錢訂單，押虛擬幣轉移資金

隨著警方及金融機構對銀行賬戶加強監管，洗錢又衍生出線下取現、買黃金、買實物等方式，并逐漸形成一條環環相扣的黑產鏈條。

江蘇徐州警方今年8月破獲的一起電詐案件，揭露了取現洗錢團伙的作案手法——電詐分子在誘騙受害人同意線下交付現金后，通過境外社交軟件擔保群發布“取現訂單任務”；洗錢團伙在擔保群內上押一定比例的虛擬幣作為“保證金”，接單后再招募“取現車隊”收取受害人交付的現金；洗錢團伙取得現金后，在擔保群內確認收貨，將之前上押的虛擬幣轉給境外詐騙團伙，完成詐騙資金的轉移和洗白。

該案中，一個名為“歐洲杯”的洗錢團伙，長期盤踞在海南。今年8月份，在海南當地警方的協助下，徐州警方成功抓獲該團伙11名犯罪嫌疑人。在主要犯罪嫌疑人鄧某和周某的住處，警方搜查出現金154萬多元、黃金400多克。

案件源于今年4月徐州市民楊先生的報警。他在網上看到一則刷單返利廣告，聯系客服并下載了指定App。客服先給楊先生派了兩單小額任務，兩筆返利均準時到賬，這讓楊先生徹底放下戒心。隨后，他又投入2100元，但客服告知他信用流水不夠無法返現，只能繼續充值刷信用分，為了挽回本金并繼續賺取傭金，楊先生陸續充值2萬元，可依舊無法提現。

此時，客服又給出新的“解決方案”，稱可以匹配“線下客服”，通過現金支付解凍賬戶。楊先生按照要求，與“線下客服”取得聯系，從銀行取現3萬元后，前往當地一個偏僻的灌溉取水閘，放置現金。

就在楊先生同意線下放置現金后，洗錢流程也隨之啟動。

詐騙團伙在境外社交軟件群組發布取現訂單，由平時與詐騙團伙聯系較多的“中間商”——“歐洲杯”洗錢團伙接單并向擔保方上押一定比例的虛擬幣。之后，該洗錢團伙在群組發布車手招募訂單。

陳某等3人隨即接單成為“車手”，同樣向擔保方上押虛擬幣，并趕往灌溉取水閘處取錢。

徐州市反詐中心反詐大隊三中隊中隊長鄧陽向新京報記者介紹，陳某等人從網上購買境外號碼，注冊境外社交軟件，加入相關群組“接單”。3人各有分工，陳某負責取錢，劉某磊在周邊放哨，劉某成負責“接單”聯系上家，并按照“接單”金額，以境外虛擬幣的方式向“中間商”支付押金。

陳某等人取到楊先生的3萬元現金后自己保留，還獲得一定比例的收益，而此前支付的押金，則被當作詐騙款由“中間商”收取，“中間商”再跟境外詐騙團伙結算。

對楊先生而言，交付3萬元后賬戶仍未解凍，客服又以操作錯誤為由讓楊先生再取現4萬元送至指定地點，楊先生這才意識到自己被騙。

接到報警后，徐州市公安局反詐中心民警很快將劉某成、劉某磊和陳某三人抓獲。最終進一步深挖，鎖定“歐洲杯”洗錢團伙。

目前，徐州警方共串并出“歐洲杯”在大約一年時間里所涉的86起案件，其中38起黃金單，48起現金單。此外，根據對“歐洲杯”團伙案件的梳理，徐州警方還鎖定了三個境外詐騙團伙，案件還在進一步偵辦中。

上線和“車手”互相提防和算計

新京報記者發現，一些境外社交軟件，已成為洗錢派單、接單的主要途徑。這些群組里，活躍著更多像陳某一樣想掙快錢的“車手”。

張一文和唐興凱，也曾在境外社交軟件上接單。唐興凱說，當初他從某社交平臺上看到“高收入”工作招募信息后，就與上線建立了聯系，對方隨后給他寄來一部蘋果手機和一張境外電話卡，手機已經預先安裝了境外社交軟件并注冊好賬號，“所有的洗錢業務，都只在境外社交軟件上溝通，甚至只靠語音溝通。”

在唐興凱、張一文提供的境外社交軟件中，新京報記者發現存在大量的“招募車手”群組。

一個名為“全國車隊拿現金”群組內，自去年年底至今，每天都發布數十條國內不同地市的取現任務。以12月22日為例，群主發布了涉及11個省份的21條取現任務，每個任務的金額從3萬元到30萬元不等。

一款境外社交軟件的群組內每天發布大量的“取現”信息，招募車手。 手機截圖

類似唐興凱、張一文這樣的洗錢人員，被稱為“車手”，他們所在的團隊被稱為“車隊”。“車手”贏得上線信任后，也可以自己招募“車手”成為“車隊”頭目，即“車頭”。

唐興凱也從最底層的“車手”，一路做到“車頭”。傭金提高的同時，風險也大了很多。

“信任永遠是最大的問題。”唐興凱說，從取現到送錢，“車手”單獨行動，極易發生卷錢跑路的“黑吃黑”。

上線因此會制定許多規矩。對于初次接單的“車隊”，上線會要求支付涉詐錢款80%到100%的押金，事成后退押。初次干活的車手，上線會要求其佩戴微型直播攝像頭，全程旁觀，甚至派出安保，跟著“車手”干活。這種“車手”和上線的人一同干活的形式，被稱為“同臺”。

在上述徐州警方破獲的電詐案中，也存在同樣的情況。在陳某等人去取錢時，上線“歐洲杯”洗錢團伙的人要求他們在取錢地附近提前放置攝像頭，以防三人“黑吃黑”。民警起獲該攝像頭后發現，里面記錄了楊先生在灌溉取水閘附近放置現金，并由陳某將錢取走的畫面。也是從這個攝像頭里，警方又核實出三人在一個月內做的其他7起案件，核實獲利金額10萬余元。

上線和“車手”之間除了逐利，也在互相提防和算計。

一名受訪人士說，上線一方面提拔更多“車手”成為“車頭”進行制衡，另一方面，也鼓勵“車頭”競爭、猜疑、告密。“曾經有‘車頭’不老實，上線在他取現時讓其他‘車頭’報警，最后警方把那個‘車頭’抓了。他的活兒也都轉給了其他‘車頭’。”

取現“車隊”拋誘餌，黑手伸向未成年人

為逃避打擊，電詐分子和“車隊”盯上了未成年人，尤其是以金錢為誘餌，招募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從事洗錢。

北京警方不久前偵破的一起電詐洗錢案中，兩名線下取錢的車手，今年都只有15歲。他們從境外社交軟件上接單，根據“上家”的指引，專門為電詐轉移涉案資金。

江蘇宿遷警方今年上半年破獲的一起跨省“買金洗錢”案，同樣有未成年人的身影。兩名14歲的未成年人受幕后洗錢團伙指使，專門從重慶來到宿遷實施買金洗錢，因神情緊張行為異常，被報警后抓獲。警方鎖定這個跨省洗錢團伙后又抓獲了幾名嫌疑人。之后，宿遷市宿城區人民檢察院對該案提起公訴。兩名未成年人作另案處理。

該案承辦檢察官介紹，犯罪分子有意識地招募未成年人參與洗錢，一方面是基于未成年人容易被利用，另一方面是司法政策對未成年人相對寬松。

張一文向記者展示境外社交軟件上發布的“車手”招募信息。 新京報記者 李英強 攝

已年滿16周歲的趙越曾在15歲時因為線下取現洗錢，被警方抓獲、教育。

趙越也明白，電詐分子招募他們這些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做車手，是為了逃避司法打擊。

在趙越曾經待過的“車隊”里，不乏14歲—16歲的未成年人。他們大多已輟學，一開始被電詐分子的“高薪”吸引成為車手，在做成幾單后越陷越深，一心只為搞錢。

據趙越回憶，他們團隊的工作分為線上洗錢和線下洗錢。線下就是去電詐受害人的所在地，約見受害人收錢，再兌換成虛擬貨幣，轉入電詐人員提供的賬戶。線上則是提供自己的銀行賬戶，作為中轉站，接收受害人的錢，再轉給電詐人員。

同樣已滿16周歲的程興也曾有相同經歷。輟學和高薪誘惑，讓他在15歲時成為“車手”，到全國各地取現。“入行”半年就靠著膽大贏得了境外電詐人員的信任，從“車手”做到了“車頭”。

在當上“車頭”前，程興和不少車手也進過看守所，和警察打過許多次交道，“不滿16周歲會警告一下，最多罰點兒款，不會留案底。”程興說。

河北警方在街頭發布的反詐宣傳海報。新京報記者 李英強 攝

趙越對法律更為熟悉。他說，為方便干活，“車隊”搞了一臺車，車里放一本民法典、一本刑法。“每次做事前，先把法律搞清楚。”

“如果超過16歲被抓，情節嚴重的話，可以按掩隱罪判3年—7年。”趙越說，這也是像他這樣的未成年人在年滿16周歲之后，不再繼續當“車手”。

但仍會有十四五歲的未成年人在高薪誘惑下，重走趙越、程興走過的歪路。

針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問題，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重劃了未成年人懲戒紅線，將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新法調整了未成年人行政拘留執行條件：對于14至16周歲一年內二次以上違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可以依法執行拘留；14至16周歲以及16至18周歲初次違反治安管理，若情節嚴重、影響惡劣的，同樣可以依法執行拘留。這改變了以往這兩類未成年人通常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的情況。

此外，新法還規定，對因未達年齡不予治安處罰或者不執行拘留的未成年人，公安機關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規定，采取相應矯治教育等措施。這意味著針對不同情況的違法未成年人，除拘留等處罰手段外，還將通過多種矯治教育手段，幫助他們糾正行為。

中國政法大學未成年人事務治理與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寧寧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了九種矯治措施，依據其違法行為的嚴重程度，可予以訓誡、責令接受社會觀護等。此外，第四十四條還規定，未成年人存在多次實施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等情形，可送入專門學校接受專門教育。

苑寧寧認為，涉嫌參與洗錢的未成年人對法律的理解過于片面。事實上，只要年滿14周歲，觸犯法律后一旦立案，即使不執行行政拘留，也會存有違法記錄，將影響未來擇業等。

（文中張一文、唐興凱、趙越、程興均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程亞龍 李英強 叢之翔 張靜姝

編輯 甘浩

校對 趙琳